以欧洲文艺复兴为镜子，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文艺复兴。

每一次文艺复兴，皆以“中国的轴心期”为回归点和出发点。

两汉文艺复兴是回归整理先秦儒学典籍，掀起了儒学文艺复兴运动。魏晋时期，文艺复兴从清议转向清谈，魏晋人崇尚“中国轴心期”的老庄，从政治优先的经学转入审美优先的玄学，从名教回归自然，儒家英雄主义式微，乱世美学开启。

达摩禅师像

唐朝以诗赋取士，赋予唐朝政治的诗性化特征，是复兴《诗经》之美及春秋时代“不学诗无以言”的风俗，是复兴以诗歌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文化。

唐诗的江山，呈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诗人群星丽天，可思想者们哪儿去了？他们在科举之路上失踪了，走进山林，却开启了禅宗江湖，复兴庄禅美学。还有佛教，也在汉传中得以复兴，在中国形成三教合一。

唐诗的江山

唐朝以诗赋取士，《全唐诗》录诗 4.94万余首，作者 2870余人。有这么多的诗和诗人，这样的民族，肯定很青春、很自信，他们造就了唐诗的江山。

魏晋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人与山川相映发”，唐人转向格律化，“相映发”是自由感发，格律化是为诗的江山立法。一代王朝事业，以政治录用最为功利，能在最为功利的事业上，以超功利的诗为标准，使政治录用审美化，这样的诗化王朝，肯定很伟大，也很优雅。格律化的诗人造就了科举制，科举制也打造了格律化的诗人。总之，先要成为格律化的诗人，才能在科举制里安身立命。诗意是“正心诚意”，格律为“修身齐家”，科举制以诗赋取士，就是“治国平天下”。

《全唐诗》里，第一篇是李世民的诗，他写帝京：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宫体诗进入初唐，经他这么一提倡，便有了帝王气象，打开了唐诗运动新方向。

他另一首诗，“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阳光，是一把天弓，光芒四射，射出无量之矢，天下英雄，都被它的光芒射中。试问，谁能躲开阳光之矢呢？

帝王写诗，要写到这份儿上，才叫思想性强。南朝君臣写诗，是玩物丧志，有感觉而无思想，只好在物事上放荡。

唐初，除了帝王气象的诗，还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宇宙气象的诗，有人说它是“顶峰上的诗”；还有“顶峰上的文”，属于《滕王阁序》。

在宋人眼里，唐人无文章，可这篇《滕王阁序》，是宋人写不出来的。骈体文是一种诗文兼备的文体形式，《滕王阁序》，原是一篇应景之文，趁时之作，无关家国宏旨，不作实际考虑，可以游戏之笔，或起闲暇之思。但作者王勃却用了宇宙意识，将一次逢场作戏的盛会，纳入天人古今的格局，唯有那青春美少年，能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带来。

《春江花月夜》是唐诗在江南的发展。唐人还有边塞诗，那是唐诗在北方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写边塞诗，那是民族精神的大合唱，诗人都想来领唱。西域保卫战，不单是王朝战争，更是民族战争，正是有了民族战争的底蕴，初唐才能战无不胜。

边塞诗是民族战争的号角，从春江花月之江南，一直吹到长城，吹向大漠和天山。每一个诗人都做好了准备，他们提笔能诗，上马能战，是美的歌者和战士。

他们的诗歌，唱到哪里，哪里就是江山——唐诗的江山；哪一方山水，有他们作赋，哪里就是国土——诗人的国土；唐诗的江山，是诗人共同体，诗人以江山为沙龙。

帝王莅临唐诗江山，参与民族精神大合唱，但他不领唱。这就是唐朝帝王，他们在合唱中，没有特殊待遇，同常人一样。

三代以来，中国何曾亡过？又何曾分裂？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做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李陵的诗，突然光芒四射，照亮了中国诗坛，被萧统择入《文选》，钟嵘《诗品》列在上品第一人。北魏以后，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李陵，成了胡汉一体化符号，认同汉家，便要认祖李陵。“李陵胡”认祖陇西李氏，李白亦自称出于陇西李氏，后来，他干脆认作李广之裔。

在民族大融合、汉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一个英雄家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大团圆，“李陵胡”和“陇西李”，在唐诗的江山里，被诗人破镜重圆。

禅宗的江湖

达摩来中土，与梁武帝相见。梁武帝就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说：“廓然无圣。”梁武帝听了，很不爽。他想，把你当圣人，你居然说出没有圣人。于是，又问“对朕者谁？”立在我跟前的又是什么人呢？达摩的回答更加让他匪夷所思：我不认识！梁武帝顿时凉了半截。他当然不知道，这世上的事，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更不知“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谕，佛法中，也是要找到自我才能成佛的。

佛教入中国，需要有思想的桥梁。佛教选择了老庄，和尚谈老庄，是一种时尚，佛教玄学化，产生了一批玄学和尚。

梁武帝请来江南傅大士，帝又看不懂了，问“僧耶？”“道耶？”因为，傅大士头戴道冠，身穿僧衣，脚著儒履，以道、佛、儒三位一体的姿态，宣示三教合一。道在头上，那是思想；儒在脚下，那是立场。佛在中国，是要以道家为思想、儒家为立场的。

唐朝诗人浩瀚，如星辰满天，可思想者呢？仿佛都从思想史上失踪了。他们都跑哪儿去了？回答是：跑到禅宗里去了。他们从科举制里跑出来，从孔子门下跑到达摩那里，走江湖去了。

走江湖，是一个思想试验场，最能产生新鲜的思想。

对于唐朝士人来说，走仕途，还是走江湖，是一个问题，选官还是选佛？丹霞天然禅师选了佛，走仕途还是走江湖，他选了江湖。选择佛，就是选择了自我，选择江湖，就选择了自由。某日雨后，丹霞行脚于途，遇一华服飘然女子，困于泥泞中，他走过去，一把将那女子抱起，走出泥泞。过后，目瞪口呆的同行者，终于说出一句话来，说出家人不近女色，你不应该抱她。丹霞反问道：就那个女人吗？我早已把她放下，你还抱着？

丹霞烧佛，那才叫狂！一个和尚，为了取暖，居然把一尊寺院里供奉的木佛给劈了烧火，被院主看见，问他为什么烧佛？他说，为了取得舍利子。院主说，这是木头，哪有什么舍利子！他说，既然是木头，那就再拿两尊来烧吧。

好日子，该怎样过？一要生产，二要生活，要把日常生活，当佛事来做。所以，日日是好日，可佛教不生产，只能靠供养生活。达摩逃避梁武帝，就不想这样活。思想者并非信徒，他们选佛，并非选了一个教主，而是选择了一条道路，那是走向自我之路。可以说，从达摩开始，中国禅宗就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适应思想者们需要的“无圣”道路，一条能收拾那些“儒门收拾不住”的思想者的通往自由之路。石头和马祖，开辟了这样一条通往自由的路——“走江湖”，在这条路上，要给往来的思想者们有个落脚的安顿处。

自我才是自己的教主，你可以说它“即心即佛”，也可以说它“非心非佛”。但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由自在，二是自给自足。百丈老和尚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建立了生产与修行相结合的农禅新制，使得中国禅宗不仅以佛教的形式复兴了老庄思维方式，还以农禅制度建立了思想者的共同体——丛林组织，并以“百丈立清规”为丛林立宪，复兴了春秋时期的墨者团体。墨者本是一个披着“天志明鬼”宗教外衣的思想者的共同体，那些禅者也选择了佛教的形式，如果说六祖和马祖，就如同禅宗里的老庄，那么百丈则如同墨子；如果说农禅合一还属于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茶禅一味就已开始走向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

三佛化的世界

佛教起源于哪儿？都说是印度，具体来说，是起源于尼泊尔境内。在那里，有位“姓乔达摩的仙裔，名悉达多的王子”，也就是佛陀，以个人体验创教。

婆罗门教是国教，是印度民族性的宗教，而佛教，则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局限，从个体性出发，成长为走向世界的人类性的宗教。在教义方面，佛陀有着怀抱普世价值的共和思想，以众生平等学说，冲决了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网罗。所以，佛教中心不在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的印度，而在希腊化世界的犍陀罗，佛至东土，便由此起步。

印度文化是宗教性的，而宗教信仰的确立，多半是对现实的否定。

佛教里有“华严大数”，据说，那是佛陀使用的计量单位，计有 123个数，都是跟教义有关的天文数字，用了宇宙的尺度来衡量。最大的一个数，叫“不可说”，比它大的，是它的叠加——“不可说不可说”，还有更大的，是“不可说不可说转”，加了一个“转”字，就显得“佛法无边”。

在这样大的宇宙尺度里，对于人类历史活动的纪年就不值一提了。因此，历史上，印度从未有过像样的编年史，而中国文化则相反，远离宗教趋于历史。

老子的《道德经》也以“不可说”开篇，“道可道，非恒道”就是“不可说”的意思。但老子对于数字则换了极简主义的“一是一切”的尺度，而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运算方式有别于“华严大数”。《易经》里，也有个阴爻和阳爻互动的算法，以 64卦 384爻，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活动的数据库和演算模式，以历史肯定现实。

“华严大数”，受了希腊化的影响，公元前六世纪，与佛陀大约同时期的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名叫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都是数”。思想的数字化，应当与希腊化有关，有可能是将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是数”的思想引入佛法，佛法也被数字化了。

谈到希腊化，还有一例，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论数沙》中说，他找到了算出地球上沙粒数的办法。佛教大数里也有一个数，跟沙有关，那就是“恒河沙数”。

佛教数字化受了希腊化影响，而佛教希腊化中心就在犍陀罗。

同时，希腊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佛教影响，并对佛教作了改造。到了贵霜王朝时期，希腊人就把佛教的影响推向整个希腊化世界了。有人说，犍陀罗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最早尝试，各文明于此共和，并从中受益。佛教东传，传的是希腊化佛教，中国文化里早就准备好了老庄思想与之对接，老庄思想，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桥梁。

佛教传播，将希腊化世界同中国式天下连接起来，以中国丝绸、印度佛教还有希腊化货币为纽带，维系着东西方横跨欧亚的一个世界格局。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都没能实现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而这一使命却被佛教完成了。

中国引入佛法，与汉唐通西域的历史活动有关，带有明显的王朝地缘政治意图。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抱负有关。对于世界历史统一性，有一种使命感和民族性的诉求，希腊思想以佛法形式，希腊艺术以佛像样式，进入了中国。

习惯于出家的印度思想，怎会有家国情怀？这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能回答中国问题，使佛教中国化的是大乘教，不能回答的便是小乘。

从犍陀罗到敦煌，从大月氏到汉唐，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美妙的文明景观——大乘。在大乘教里，希腊化世界和中国式天下，通过佛法结合起来了。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西学东渐”，分别来自西域和西洋。

来自西域的，是以佛教为主流的西学，从印度和希腊化世界来；来自西洋的，是以基督教为主流的西学，从欧洲经由大西洋、印度洋，往中国的南海来。

这两次“西学东渐”，一次发生在汉、唐时期——中世；一次发生在明、清时期——近世。它们都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还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印度文化历史观念淡薄，佛教讲轮回，讲因果，不怎么讲历史；可中国文化，最重历史观念。汉传佛教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佛教文化里加入了历史观念。《高僧传》为其代表，把佛教从轮回的神异叙事带到历史叙述中。

从天山到天台山，天台山是个句号；从西域佛教到汉传佛教，天台宗是个句号。天台宗，为中国佛学第一宗，开宗者智岂页，人称“智者大师”。

如果说释迦代表了印度佛教，那么智 岂页就是中国佛教的代表。还有一个人物，那便是唐三藏。自从有了唐三藏，世界佛教学术中心，就从印度转移到中国来了。

玄奘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慧远的净土方便法门和智 岂页的天台思想高峰，都已形成。在原创性的思想方面，他不可能达到智 岂页那样的高度，在实践性的传教方面，他也不可能提出像净土宗那样的极简主义的法门。玄奘没有接着他们的路往前走，他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回归佛教原典，以文献为基础，以传译原典的方式，建构中国佛学殿堂。

慧远是实践性的，智 岂页是思想性的，玄奘是学术性的，他们各得其所。

玄奘已成为历史人物。历史，除了时间的积累，形成所谓“历史时期”，还要有历史观，用来对人的行动做出评价，并给予指导，使行动产生的事件，成为历史事件，使事件中的人，成为历史人物。佛教有了自己的历史，那就说明它在中国文化里生了根。

学术之路，是一条追求真理的路，贞观元年（ 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奏允西行，朝廷未准。但他决心已定，用追求真理为“沙门不敬王者”作了印证。

26岁的玄奘，昼伏夜行，潜入西域，成为一个偷渡的思想者。玄奘西行，适逢其时，一个青春小和尚，正是中国美少年，作为一独立个体，他竟然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靠什么？靠佛法！从河西走廊，走到天山走廊，整个西域，都是佛法的天下。

当南朝名士与高僧，还在进行玄佛合流的思想探讨时，北朝已开始凿山开洞了；当南朝还在讨论沙门要不要敬王者时，北朝的帝王已开始以如来佛转世自居。

北朝的帝王，要豪放得多，他们还没放下屠刀，就要立地成佛。大夏赫连勃勃，常披佛像于背上，自称“人中之佛”，令沙门礼拜佛像，说拜我就是拜佛。

昙曜五窟，以中土造像，结合西域风格，中国化、希腊化、印度化三位一体，后世已难再现了。“云冈模式”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佛教的国家主义标志。

敦煌石窟，为复合类型，是印度化、希腊化、中国化三位一体。

《大唐西域记》是以国家立场，采取国别史的方式，为中国撰写西域史记。由此可见，玄奘不但是高僧，还是一位熟知史官文化、深谙春秋笔法的史家。

正如季羡林在《关于〈大唐西域记〉》一文中所指出的，玄奘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和尚，绝不会辜负太宗的希望。从历史学来看，这是一部历史地理之书；从政治学来看，是一部地缘政治的书；从大唐经世来看，则是一部以佛法定西域平天下的书。

西域传奇中最大的传奇，是作为佛教救世主的弥勒菩萨。在佛教的传统里，弥勒佛是如来佛的接班人，担负着未来。

喜欢历史的民族，都想知道未来。所以，弥勒菩萨在中国很受欢迎。玄奘西行，就是奔着弥勒去的，他要去读一本书，叫《瑜伽师地论》，据说，那是一本为自我立法引导众生走向未来的书。

思想者的眼光，就那么独特，他总是在人们见惯的地方看出问题，玄奘就在“弥勒”二字上，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弥勒”是从哪里来的？过了 1000多年，直到有一天，在新疆地区，先后出土了两种文本的《弥勒会见记》，季羡林又碰到了当年玄奘提出的问题。

《弥勒会见记》是个剧本，讲的是弥勒与释迦相会，观释迦三十二大人相发问的故事，故事内容趋于小乘，但亦有大乘萌芽，在弥勒信仰中，无小无大。

弥勒信仰，经过希腊化以后，带来了思想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从多佛论向一神论思想发展；一种是从自我解脱向救世主观念靠拢。

从梵文“梅旦利耶”到吐火罗文“弥勒”，反映了佛教新思维。新思维的源泉，来自希伯来文明，却用了希腊方式的思维修来表达。沉思的直观形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检索希腊本土文化，未能向我们提供一个原创性的经典款式，倒是希腊化的半跏思维菩萨像可以做个参考样式，人间所见思维修菩萨像，若非释迦太子，便是弥勒菩萨。

一种新佛教，带着新思维，从犍陀罗直接进入敦煌，在莫高窟千佛洞里出现了半跏思维修菩萨，这是思想者第一次以思与美统一的直观形式，出现在中国。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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