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熟谙西方现代小说，这些年又对中国传统笔记留意有加，其于世纪交接之处撰《小说稗类》，旨在打通中西古今，开出小说向上一路。昔日《小说稗类》中有两处对传统笔记的态度，恰可以为他如今正随写随刊的《大唐李白》四部曲作注。

一则，他以为传统笔记作为真正的中国“小说”，自有其本来神采和腔调，今日写小说的人不应只把笔记仅仅当作现代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材料取用，这样就失去了笔记原有的妙处；二则，他视这浩如烟海的笔记作品为中国叙述学的心脏，而作为中国叙述学的重要精神，他以为在于“降低‘写作’之意义”，从而回归“材料”本身，无心身前名利，无意流传后世，成就一种“趋近于零的低度书写方式”。

这两处见解，用以针砭五四以来急功近利的小说美学，自有其振聋发聩的效果，然而，悖谬之处在于，张大春虽然一再不满于“现代中国小说其实大多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但他对于传统笔记的褒扬致意，反反复复，却依旧仅仅出自于一个现代西方小说读者的好奇与欣赏，并没有窥见传统笔记作者在表面的谦卑自抑背后，在其形式腔调上的散漫自得之外，自有其上通经史子集的隐秘雄心，也即《日知录》作者所谓的“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西游记》第一回有诗云，“料应必遇知音者，说破源流万法通”，张大春之于传统笔记，因未窥其源流，故尚且远远未到知音的层次。因此，《大唐李白》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它“不像小说”，不在于它引入了很多历史考证、诗文疏解和笔记材料，而在于这些考证、疏解和材料，都做得非常粗疏和肤浅，且有些破碎夹生，几乎都只是停留在业余文史爱好者的程度。给人的感觉是，写作《大唐李白》的张大春，似乎成了一个冯巩式的、脚踏两只船的喜剧人物，即会写小说的人中间更有学问的、有学问的人中间更会写小说的。当你要讨论其小说美学优劣的时候，他会转身学问之道，称小说家从来不穿制服；而当你要盯着其学术部分不放，追索其对于唐史唐诗，究竟有多少的确属于个人独得的、可以成立的新见，他又会说这一切不过是小说家言。于是，《大唐李白·少年游》中最令人心动的地方，最终竟只是一处处选作章节定名的太白诗句，如最末两节的题目，“归时还弄峨眉月”、“归来看取明镜前”，颇见复沓从容之美，而小说云云，不过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无端地想起尼采的话，“在山谷中，最短的路是从峰顶到峰顶：但你必须有长腿才能跨越”。而在《大唐李白》着力构造的山谷中，在现代小说和传统笔记的两座山峰之间勉强作为索桥的，是春灯公子的一颗诗心。◎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