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短暂的文化回暖时期，在北京和上海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同时创立了两个高水平的大型文史类学术刊物，一是北京中华书局的《文史》，一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中华文史论丛》。两个刊物都以弘扬传统学术、侧重文献考订为特色，发表了许多老辈学人的论文。因为“文革”，《文史》仅刊四辑就中辍了，《中华文史论丛》幸运地出到六辑而歇刊。“文革”结束后，两刊都得以恢复，《中华文史论丛》由改名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两个刊物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不定期发行，最近七八年保持了一年四期的规范，并成为全国邮发的定期刊物。到去年年底，《文史》发行到九十三辑，而《中华文史论丛》则恰好满一百辑。刊行将近五十年，历经风雨而得以保持一贯的学术风格，始终不因时事的压迫或经济的诱惑而改变品质，这两个刊物被中外文史学者评为足能代表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确属不易。在此先向《中华文史论丛》致贺。

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曾在1977年到1988年间担任《中华文史论丛》的主编，据钱伯城先生最近回忆，是因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的推荐。李先生是朱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南通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朱先生的学术成就中外共知，于公于私都是合适的人选。到现在为止，我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过长短十多篇文章，大约有五六篇发表于朱先生生前。是不是得益于导师任主编呢？完全不是。

我从1978年10月开始随朱先生读唐宋文学研究生，那年先生八十三岁，我二十六岁，年龄和学识都相差太多，先生上课讲的许多内容，对我来说要完全理解还有些困难。在博学而威严的老师面前，根本不敢提任何个人的要求。第一学年末先生布置学年论文题目《大历元年后的杜甫》，我用了整个暑假写成近五万字的三篇文章，朱先生看后称赞问题开掘很深入，在原稿上逐字改后退还给我，但完全没有涉及可否发表。那时多数老辈学者都不主张学生急于发文章。当时学位条例还没有颁布，老师和学生对什么是学位论文还不够清晰，更不会附加发文章的要求。

王运熙先生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负责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基础课，给我们讲古代历史、古代思想和文献学。王先生性格温煦随和，特别关注治学方法的指导，凡学生有所请求他都答应，没有请求也会主动想到。我记得除了课程作业外，最早给王先生看的一篇是对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纠订的文章，王先生认为已经达到发表的水平，转孙先生看后作了详尽回复，也就不考虑发表了。第二篇是《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王先生替我转交《复旦学报》，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其次是1979年末的《李翱卒年考》（短文）和《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王先生看后评价后者已经达到学位论文的水平，主动提出可以帮我推荐给《中华文史论丛》。我觉得水平还不到，但也愿意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答应改写一次再交稿。编辑部看后，又提出详尽的修改意见。这样，两文分别在《论丛》1981年一、二辑发表。

温庭筠一文刊出后，我持抽印本请朱先生教正，先生阅后一是称赞写得不错，二是认为还有些夹生。其间先生询问是自己投稿还是有人推荐，我坦诚自己人微言轻，投稿没有信心，还是王先生推荐发表。朱先生正色告我：“学术上没有言轻言重的区别，只有论文水平高下的不同。我从来不替学生推荐文章，一是不愿让编辑为难，二是不能让学生觉得可以降低标准，有侥幸心理。如果你的论文水平不够，即使论文发表了，今后也会后悔。只要你的水平到了，总是可以发表的。”这也可以作为钱伯城先生说朱先生从不干预《丛刊》编辑的补充。

三十年后回顾这段经历，感慨我在向学之初就遇到两位好老师。朱先生是《丛刊》的主编，他如果推荐文章去，编辑部当然难以拒绝，而那时我的水平还不够，如果陆续登出，会认为学术要求大约就是如此，不再进取。另一方面，我又是不太自信的人，如果无法跨出第一步，也就很难再发展。王先生的肯定，对我尤其珍贵。我那篇文章纠订夏承焘、顾学颉两位前辈对温庭筠生年考订的意见，对温前期生平作出重新解释，后来傅璇琮、张以仁、刘学锴等都肯定我的结论。但涉及细节，则颇多讨论。如刘学锴先生《温庭筠全集校注》附《温庭筠系年》，既认为“陈说在诸说之中，诗史互证，完全符合，最具说服力”，但也指出文中对诗语解读的三处误失，为朱先生当年“夹生”的评价作了恰当的注脚。

1988年以后，《论丛》先后由钱伯城先生、李国章先生、赵昌平先生任主编，继续一贯的学术取向。2006年改刊为邮发刊物，组成了新的编委会，不再设立主编而改行常务编委制度。我忝为编委之一，感受到《丛刊》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因应国际汉学的发展趋势，在刊物指导思想方面的变化，这就是更加鼓励具有国际化学术眼光的具有学术前沿意义的开创研究，更多地关注重视人文精神、研究多元社会、体现当代意识的个性研究，更多地吸收欧美、日本、港台地区学者的最新成果在《丛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