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探索出薛涛诗风“男性化”的几个成因。

1.早期教育的男性影响

首先，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作为一定程度上“我手写我心”的产物，必然脱胎于创作者的文学素养、教育环境和人生经历。

据《薛涛略传》可知其早年的人生经历：“（涛）随父郧，宦游成都，因寄寓焉。涛八九岁知声律，续其父《井梧吟》……父卒，母孀，养涛及笄，以诗闻外，又能扫眉涂粉，与士族不侔，客有窃与之宴语者。贞元元年（785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因入乐籍，时年十六，逾及笄仅一年。”

由“八九岁知声律”可知薛涛在父亲身边接受了诗歌的的童蒙教育——这可能是因为薛郧无子，而涛为家中独女。相比《礼记·内则》的要求：“女子十年不出……学女事，以共衣服。”尽管父亲早逝，童年时薛涛耳濡目染的经历已是当时大多数底层女性无法企及的。从“知音律”到“初入乐籍”，是薛涛一生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被认为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续父井梧吟》《鸳鸯草》《池上双凫》《春望词》等，俱是清丽之作，多吟咏爱情、天真烂漫，小女儿情态毕露。

然而，真正使薛涛的诗歌风格洗脱小女儿气，显示出“男子气”的，是她进入乐籍后，与韦皋为首的权贵、文士们交游、唱和的经历，可以说，真正将薛涛这块璞玉琢成的，是这样一批蜀中男性精英。

乐妓以容色侍人，以自身的“纯粹一般性（作为女人）” 进行交易，无疑身份卑下，是被男性观赏或亵玩的“物化”之人，然而薛涛作为乐妓中被韦皋青睐的佼佼者，却拥有了比“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普通女性更多的见识机会、更宽松的言行约束和更自由的生存空间：“那些把女性气质利用到极点的女人，居然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几乎和男人相等的处境；她们以把自己作为客体交给男性的女性气质为起点，逐渐达到了主体地位。她们不但像男人那样谋生，而且出现在几乎只属于男性的圈子里；她们的言谈举止是自由的，所以能够获得极为罕见的智力知识。”不同于终老于深宅闺阁中、为女性环绕的“良家子”，乐妓的主要交往对象是男性，而她们的学习对象也潜移默化地成为男性。考察薛涛交游的男性群体，无疑，她拥有着蜀地最为杰出的“文学启蒙老师”，也正是这些男性的影响使她的风格逐渐向他们靠拢。

2.精英男性的价值塑造

封建社会人们对才女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将其视为锦上之花，另一方面，又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警惕女子能言善辩。才女如班昭也在撰写的《女诫》中这样要求女子的“德言容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也。”

而关于薛涛“才明绝异”“辩口利辞”的轶事颇多，如《唐语林》卷六《补遗》：“尝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带禽鱼鸟兽，乃曰：‘有虞陶唐。’座客忍笑不罚。至薛涛云：‘佐时阿衡。’其人谓语中无鱼鸟，请罚。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鱼子，使君“有虞陶唐”，都无一鱼。’宾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觉。”

因此，薛涛的“辩口利辞”，薛诗的才华横溢，只有在特定的人群中才能被“纵容”和欣赏。恰恰是对自身才能足够自信的男性，才更容易欣赏才女：“不害怕男同类支配的男人，更想在女人身上认出一个同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数任镇蜀大员都乐得与薛涛交游，白居易、元稹、杜牧等诗人也频繁与之唱和。也正是身边精英男性“认出同类”的心理需求，对才女“异类”的猎奇和追捧，使得薛涛的诗歌风格从有意识地投其所好，发展到最终的“随心所欲，不逾矩”。

筹边楼

在探讨薛诗之“男子气”时，最不能略过的就是她的《筹边楼》：

平临云鸟八窗秋，

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

最高层处见边头。

此诗历来受到点评者激赞，钟惺《名媛诗归》：“教戒诸将，何其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世之雄也！”纪昀《纪河间诗话》：“其托意深远，非寻常裙屐所及。”

然而，据张蓬舟先生考证，此诗的创作时间为大和五年，次年，薛涛去世。因此，此诗是历史激荡中，薛涛风云一生的最后高光，也是一位女性长者的临终劝慰，与其说是“男子气”，不如说是历尽沧桑的长者风范，是一生被男性价值观影响和塑造的结果。

3.用典：主动融入男性话语体系

最能显现出薛涛之文学功力和长袖善舞的，是她用典传情的能力，而典故本身作为文化符号无疑象征着知识分子阶层的准入门槛，也意味着由男性搭建的话语体系和历史记忆。虽有“掉书袋”之嫌，但精准用典的功力仍能作为薛涛文学素养的明证，成为其跻身诗人之列的门票之一。

分析薛涛与人酬唱的七绝，会发现她最常使用“前两句叙述+后两句用典”的模式，且所用之典都颇贴合实际情况，如：

玉垒山前风雪夜，

锦官城外别离魂。

信陵公子如相问，

长向夷门感旧恩。

《送卢员外》末两句用信陵君与侯赢的典故。卢员外其人，张蓬舟、陈文华都认为是指卢士玫，山东人，元和初在武元衡幕以文儒进为吏部员外郎，辛岛骁则在注为卢士玫的同时，兼注可能是元稹《初寒夜寄卢子蒙》中提到的卢子蒙，彭云生亦注为卢子蒙，为武元衡幕中评事。不过，无论是卢士玫还是卢子蒙，都和武元衡有密切的关系。此时武元衡已当朝为相，卢员外亦应该是进京任职，薛涛托卢员外向武相传达感激是合理的，亦是人情练达的。

同样类似的还有《酬郭简州寄柑子》：“霜规不让黄金色，圆质仍含御史香。何处同声情最异，临川太守谢家郎。”《别李郎中》：“花落梧桐凤别凰，想登秦岭更凄凉。安仁纵有诗将赋，一半音词杂悼亡。”《送扶炼师》：“锦浦归舟巫峡云，绿波迢递雨纷纷。山阴妙术人传久，也说将鹅与右军。”《酬文使君》：“延英晓拜汉恩新，五马腾骧九陌尘。今日谢庭飞白雪，巴歌不复旧阳春。”

综合薛涛的诸多唱和赠达，可以看出她往往能够巧妙地运用典故，典故中的人事与用典的场景若合一契，在此基础上，又能借助典故中人的身份抬高唱和者的身份，可谓是精于应酬之道。

4.压抑：对女性特点的有意识瓦解

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性别包括象征性表述、规范性概念、社会制度、主体认同这四部分，聚焦于薛涛的个案，我们迫切需要探究的是她是否对自己有明确的主体认同，她对于男性世界与女性身份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这一点或许可以从薛涛罚赴边的经历中管窥一二。据《鉴诫录》记载：“应衔命使车每届蜀，求见涛者甚众，而涛性亦狂逸，不顾嫌疑，所遣金帛，往往上纳，韦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许从官。”被罚赴边后，薛涛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作有《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二首）》：

闻道边城苦，今来到始知。

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

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

从香暖闺中到艰苦边城，薛涛实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出走”，战争之残酷、局势之危急、将士之不易，如此种种既是震慑又是启示。自边城回归，薛涛不再只是红袖添香的红颜知己，她与主导战争的男性共享过同样的经历和视野，也真正体会到了男性说一不二、生杀予夺的权威。在命运的摔打中，她或许意识到所有的“任性”都存在限度，而对她命运的审判者，正是身边看似对她满怀宠溺的男性。

至于薛涛被召回的原因，参见《鉴诫录》：“涛乃呈十离诗，情意感人，遂复宠召。”《十离诗》是薛诗中争议最大的作品，历来褒贬不一，有钟惺《名媛诗归》盛赞：“微寄讽刺，情到至处，一往而就，非才人女人不能”，亦有陆畅《历代名媛诗词》贬低：“《十离诗》殊乏雅道，不足取也。”与《筹边楼》等气势雄壮的“须眉之诗”对读，确能发觉其特别之处。十首诗均以“离”为主题，尾句均以“不得”开头，描绘出弱势者离开所依附者的凄凉处境。究其历评价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由于其“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来源于其中包含的弱者心态，和《筹边楼》中“教戒”将士的口吻相比，自知殊异。总之，这是一首男权世界中“女性化”之诗，它的好评者亦需要承认它背后的作者是“才人女人”，它的恶评者同样因为它的“不雅”而厌弃它——殊不知，诗歌的雅与不雅是男性话语定义的，所以委曲的女性的诗，即会被当做“不雅”的产物。

韦皋因薛涛“狂逸”“弄权”而不悦，这正是因为薛涛的所作所为超越了一个女人的“本分”，而干涉到了男性的独尊领域：政治。献上《十离诗》意味着薛涛理解了自己遭到发配的根源，通过示弱的手段重获欢心，这是一种对女性“弱者”身份的利用，对男性权威世界的臣服。罚赴边这一事件在薛涛的生命线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此，她将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头顶那一层无形的牢笼，她将重新回归到一个女人的“正轨”上去。

然而，薛涛的特别之处在于，作为“名妓”，她的女性气质毋庸置疑，但是从她的诗文中，却难以发现她对“女性气质”的挥洒。纵览薛涛现今流传的九十余首诗，会发现她几乎没有将女性生活作为书写对象，常与薛涛并提的鱼玄机、李冶等女诗人却常有“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当空巧结玲珑帐，著地能铺锦绣裀”这样描绘闺阁生活的诗句，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念君辽海北，抛妾宋家东”这样卿卿我我、凄凄惨惨的第一人称爱情诗。可见，薛涛的诗歌是更含蓄克制的，也是更“去女性化”的，薛诗中映照出的身影，更像一位在官场中浮沉已久、俯仰自如的政客，而不是一位青春活力的少女。

目前传诗中少有的涉及个人生活的是《试新服裁制初成（三首）》：

紫阳宫里赐红绡，

仙雾朦胧隔海遥。

霜兔毳寒冰茧净，

嫦娥笑指织星桥。

九气分为九色霞，

五灵仙驭五云车。

春风因过东君舍，

偷样人间染百花。

长裾本是上清仪，

曾逐群仙把玉芝。

每到宫中歌舞会，

折腰齐唱步虚词。

这一题材是很有象征意味的：“礼服有双重功能：它既指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但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女性的自恋；它既是服装，也是装饰；借助于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权利的女人，觉得她表现了她所充当的角色。”作为薛涛诗中几乎唯一独属于女性的题材，华丽的服装描写无疑凸显了薛涛本人的歌伎身份。根据彭云生先生的考证，薛涛的另一首诗《寄词》中出现的“紫阳天”和此处的“紫阳宫”同样是指韦皋，因此本诗应是薛涛早年的创作——年轻的薛涛为韦皋赐得的华丽“新服”而欣喜作诗，是合乎情理的。但薛涛对本诗的处理却值得玩味，虽是夸耀新服之作，但并未直写新服的具体形貌，而是用道教语言间接描绘，使得妩媚的舞裙有了几分圣洁高雅。引入宗教的做法既彰显了唐代蜀地的浓厚道教氛围，又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对“女性化”有意识的瓦解。

二律背反：

“超越”和“独立”的悲剧

随着对薛诗“男性化”风格成因的解析，我们将触及到一个更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诗歌中显示出“男性化”的薛涛是否相较于同时代的女性有某种更高的“超越性”和“独立性”呢？

从诗文上看，薛涛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她在男性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成为了成功者——这无疑已经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奇迹。不过，如果重新审视薛涛的生命处境，会发现她身上的“超越性”和“独立性”并不如我们最开始认为的那样简单。

按照《第二性》的分类，薛涛作为乐妓时的身份可以被归入“高级妓女”，而关于这一身份的论述如下：“在普通妓女和高级妓女之间有许多等级……后者则竭力得到对她本人（作为一个个人）的承认，若能做到，她会有很高的报负。美、魅力或性欲在这里固然不可缺少，但只有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人，这种女人在公众心目中必须有点与众不同。当然，她的品质往往要通过男人的某种欲望才能显示出来。”

这一定义就犀利地指明：高级妓女的一切成就都依赖于男性的评定，这就导致她们永远不可能获得真实的超越和独立——她们的所谓“超越性”意味着与同时代女性之间竞争的某种胜利，“独立性”则意味着男权统治下比旁人更宽广的天地囚笼。

在这一框架内，我们或许可以破译出薛涛超越性和独立性背后的悲剧性——“高级妓女的最大不幸，不仅在于她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她极度依附的欺骗性反映，还在于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消极的。”

不仅如此，在她写下《十离诗》这样“示弱”的篇目时，无论是为了寄言讽喻还是真的心生悔意，都不能掩盖现实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因为“即使她只是在假装有奴性，这种游戏本身也还是奴性的”。这也是评论家将《十离诗》点评为“格调不高”的缘故：它赤裸地将原本粉饰在知己之情后的尊卑现实撕开给人们看，让人们意识到当权者对薛涛这样一位奇女子的爱欲与欣赏不过是一种对私有物的把玩，一种对待心爱的孔雀的宠爱。薛涛看得通透，于是《十离诗》将她重新送回了韦皋身边：回到成都后，她脱离了乐籍，这一行为是她对命运的反抗，是她试图重新从“物”到“人”的努力。

薛涛笺

然而，薛涛虽然摆脱乐籍，但是乐妓的往事和女性的身份仍是套牢在她身上的枷锁——“她要是有很高的名望，便能够经得住衰老的容貌与形体带来的影响。但是，保持已成为她最可靠财产的名望，又让她处于最坏的专制——舆论的专制之下。”当她在诗文中用到“巫山云雨”的典故时，还是被批评为“庸流手笔”；当人们意图赞誉她时，仍会在开头加上“虽为名妓”的前提，这不失为一种悲哀。

明清时人列《酬人雨后玩竹》于薛涛集卷首，似有其深意：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

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

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

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清人陈矩在编刻《洪度集》时，亦称此诗“何啻涛自写照”，四家注认为此诗当属薛涛暮年居碧鸡坊时所作，以竹自喻、寄托平生，堪称压卷之作。作为酬答唱和之诗，薛涛显然并未顺着对方的文势与思想而下，反倒是语出新意，温和地吐露着自己的机锋和傲骨。他人“雨后玩竹”，而薛涛偏要“雪后赏竹”，一“玩”一“赏”，对待竹这一客体的态度可谓昭然，“玩”是出于对下位者的欢心与宠幸，“赏”则是对平等者甚至上位者的敬意。“苍苍劲节”，既是文人怀抱，又是女性宣言，这不啻为对缠绕薛涛一生的“尤物”、“文妖”之名的抗议。

当然，所有的反思都不应脱开历史的背景，以现在的标准来要求过去的人们显然是不合理的，可以承认的是，这一条看不见终点的路，薛涛已经尽其所能，走到了那个时代社会底层出身的女性能走到的最远处，而剩下的距离，将留待后世的我们再一步步迈进。

大唐的那只风华绝代的孔雀，一声长啸，消失在浣花溪畔……

成都望江楼公园薛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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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高楚姗

编辑 | 高楚姗

图片来源 | 上海译文出版社、成都望江楼公园官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