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狂人日记》小说正文与文言小序的关系，许多学者再度掀起热议，胜义叠出。本文也着眼于二者的关系，但不拟多作展开，仅就如何理解文言小序所谓“赴某地候补矣”，试进一新解。

尽管小序作者“余”的文言世界与日记作者狂人“我”的白话世界迥乎不同，但二者所包含的叙述信息并非完全隔绝。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使二者声气相通。

据文言小序，“余”和“某君昆仲”乃“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尽管“分隔多年，消息渐阙”，但“余”归乡之时，“偶闻其一大病”，便立即“迂道往访”（用“狂人”“大哥”的话说就是“劳君远道来视”），足见其为真“良友”也。

《狂人日记》原载《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期

这份同学情谊值得注意。至少文言小序作者“余”和狂人“我”绝非互不相关的陌路之人。惟其如此，尽管大哥已经向客人介绍其弟发病和病愈的始末，却似乎依旧不能令“余”释然。大哥这才“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

兄弟二人的“旧友”肯定不止“余”一人，“大哥”为何偏偏将弟弟私密的日记“献”给“余”，而非任何别的“旧友”？这至少说明在“大哥”眼里，“余”跟他们兄弟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序说他们只是“分隔多年，消息渐阙”，并未明说从何时“分隔”，但至少“廿年以前”狂人踹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的壮举，“余”可能早已略有所闻。按照狂人自述，这恰恰就是他被“迫害”的肇始。“余”之所以一听说“其一大病”，就立即“迂道往访”，这除了昔年“良友”情谊，很可能还触动了“余”对狂人过去壮举的记忆，所以他很自然地就更想探问狂人发病的究竟。

果然“余”拿到日记之后，并无耽误，赶紧“持归阅一过”。经过认真研读，“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也是整篇小说关于狂人所患之病的唯一正面解释。“余”也正因为有此诊断，才决定“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后世读者研究狂人的精神状态，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迫害狂”三字。反观日记正文，尽管大哥也曾几次为弟弟延请医生，但他们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像样的诊断。

看来这位“余”不仅是狂人的“旧友”“良友”，还是略懂现代医学之人。据周作人回忆，《狂人日记》涉及的现代医学主要是现代犯罪学之父、意大利人伦勃罗梭有关“迫害狂”的理论①。鲁迅本人在其杂文中也两次提及伦勃罗梭的名字②。“余”和作者的关系既如此紧密，他就绝非一个掉弄优雅的文言来猎奇性传播狂人白话日记的局外人，“余”的所有记叙都可能会影响到读者对白话正文的理解。

除了“迫害狂”这一核心诊断，“余”还发现狂人日记形式上的特点，“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尽管如此，“余”还是提醒读者，其编纂工作很有限，“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这就显出“余”对狂人的充分尊重。

“余”显然很关心“狂人”。在“余”的世界无疑为“狂人”保留了一席之地。“狂人日记”正文固然一字未曾提及“余”，但“余”从更多尚未发表的日记中“撮录一篇”问世传奇之时，或许并非只是“悉易去”真实“人名”，其他则“一字不易”吧？作为发现者、编纂者和发布者，“余”除了诊断狂人所患之病乃为当时中国社会闻所未闻的“迫害狂”，此外或许也会埋伏别的玄机。

比如“余”接闻于“大哥”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句，便大可斟酌。

“候补”是清朝说法，指有官衔而暂无实职。通常是科举考试“中式”或拿钱“捐官”之后，在吏部等待每月一次的“指省”“指分”（由吏部抽签派往某部某省），等候任用。《狂人日记》文言小序说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矣”，这轻轻一笔看似乎不露痕迹，却既可概乎言之，不必落实，也可取其本意，有所实指。

关键在于读者如何理解《狂人日记》的历史背景。正如文言小序所说，《狂人日记》“不著月日”，读者既可以将小说背景放在清末至辛亥革命之前，也可以放在辛亥革命之后。两种不同的读法，必然会引出对“赴某地候补矣”的不同解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写作《狂人日记》的时代，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了，就是文中提到杀害徐锡麟、秋瑾的年代，也不实行科举了，还谈何‘候补’？岂不就是一种习惯语或借用语吗？”当时“社会上已把‘候补’当成一种习惯语或借用词来用，就如同我们解放后说的干革命，今天说的下海一样。对此，我们是不可顶真去考察、去理解的”。

这是先将“候补”坐实了，从而认为小说作者有意借“候补”来暗示“狂人”不太光彩的结局。狂人既然是抗争的猛士，其结局必定不会令人沮丧，“退一步说，就算狂人真的去‘候补’，要做官，难道就必定要妥协，就不会去反封建了吗？”“实际上，从整部历史考察，首先举旗造反的，往往都是那些官吏。远的，贰臣传卷帙浩繁；近的，谭嗣同、徐锡麟、鲁迅等，哪个不是反动政权下面的官？”③

尽管这种观点已经触及了许多尖锐问题，但其基调还是认为不必太在意“赴某地候补矣”这一句话，它只是“大哥”对“我”的一种含糊回答，“不可具体化，也无须加以褒贬”，总之“不可顶真去考察、去理解”。如前所述，《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关系密切，绝非可有可无的一段引言，因此对于“赴某地候补矣”，这种“不必深究”的态度自然不足取。

通常的解读，还是把《狂人日记》背景放在作者创作《狂人日记》的1918年前后，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理解为作者讽刺原先激进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蜕化堕落，不管是否身不由己，客观上都腆颜加入了窃取革命果实的北洋政府，跟过去自己激烈抨击的现实沆瀣一气，这就是小说借“大哥”之口所说的“赴某地候补矣”，也是“大哥”真正期待于其弟弟“狂人”的出路。

这种观点，是将“候补”虚化、泛化为一般的乞食谋生，由此论定小说作者有意借“候补”一语来暗示“狂人”可能有的不光彩结局。

但“赴某地候补矣”即便果真是走进官场，也不一定表示狂人结局的不光彩。同样做官，春风得意者有之，牢骚满腹、无法摆脱颓唐感、挫败感者亦有之。比如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酒楼上》的“我”，《孤独者》中的“我”与“魏连殳”，就是一批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都不得不供职于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不同部门。另一种类型则是《阿Q正传》中的“长衫人物”，《范爱农》中的“军政府”和“都督”衙门以及“师范学校”的一干人等，《端午节》《高老夫子》中高等学校教师，《弟兄》中“公益局”职员，这些在辛亥革命之后侥幸不死的“苟活者”混迹学校、官场和军界，战战兢兢，动辄获咎，或浑浑噩噩，行尸走肉，内心之“狂”痊愈与否固然难说，但外状岂不就等于投机钻营或苟且偷生的那种“赴某地候补矣”吗？

如果将《狂人日记》及其姊妹篇《药》的历史背景放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对“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还会作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药》原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这两篇小说的关键细节都跟辛亥革命全面爆发之前浙江革命党人的密谋与牺牲有关。《药》以“夏瑜”之名记念秋瑾，《狂人日记》则干脆把徐锡麟写成“徐锡林”（自然属于“语颇错杂无伦次”之类）。大概是担心读者不知“徐锡林”即影射“徐锡麟”，小说还特地提到“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这恰恰就是徐锡麟案爆发之后哄传全国的恩铭卫兵吃净徐锡麟心肝之事。用“狂人”的话说，就是“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1918年4月和1919年4月先后创作的《狂人日记》与《药》，时隔一年，却紧密相联。鲁迅下笔写《狂人日记》时，心中已经有了《药》的影子。《药》和《狂人日记》这种紧密关联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徐锡麟在《狂人日记》中的位置。

有论者说，“写作《狂人日记》的时代，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了，就是文中提到杀害徐锡麟、秋瑾的年代，也不实行科举了，还谈何‘候补’？”这并非事实，在徐锡麟、秋瑾生活的年代，花钱捐官“候补”仍然十分常见。小说中的“候补”一词绝非“一种习惯语或借用语”，乃实有所指，即暗示作者所怀念的排满志士徐锡麟在另一个革命党人陶成章倡议下，两次借资捐官，终于获得“候补道员”的虚衔。这正是他后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关键的一步。

据周作人回忆，徐锡麟听从陶成章之计，“便去运动人替他出钱捐候补道，到安徽省去候补，结果做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幕”。此事最初发端（密谋）于徐锡麟和周作人短期同时供职的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刺杀事件之后，徐锡麟在东湖学堂唯一的同谋陈子英“逃到东京，时常到鲁迅所在的公寓里来，这是当时听他自己讲”的④，所以徐锡麟以“赴某地候补”而刺杀满清大员的始末，鲁迅通过权威渠道，很早就知之甚详。

徐锡麟一到安庆，就大受巡抚恩铭赏识，先后委派主管陆军中学、巡警学校、警察会办直至陆军学校监督，而他当时的官衔正是“候补道员”，官场上人称“徐道”。《民报》1907年16号于报端刊登“徐锡麟烈士照片”，同时还配发了署名“寄生”的“时评”《安抚恩铭被刺事件》，该文一开始“节录”中外报章的报道，就特别强调恩铭是“被会办徐道锡麟以手枪轰击”。1907年《民报》18号所载南史氏《徐锡麟传》也说——

君既反国（按指徐锡麟从日本回国），乃取某氏所贷余金，运动满洲政府，尽罄其资。昔与君同事者争怨之，顾莫测君所为。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补道。

这篇传记还提到恩铭临死前反复念叨：“徐道击我，徐道击我”。恩铭自知“受创甚重，难冀生痊，伏枕哀鸣，谨口授遗折”，向满清皇帝报告，徐锡麟“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恩铭的遗折也重点指出“道员”徐锡麟乃是“捐官”，亦即“候补”。

章太炎1907年作《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在关键细节上与南史氏《徐锡麟传》如出一辙，但更加明确地说明徐锡麟“尤善同县许克丞，谋以术倾满洲。克丞捐金五万版与之，入貲得道员”⑤这一背景。徐锡麟被擒后对此供认无讳：“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⑥。这段当时报刊竞相刊登的“徐锡麟之亲供”，也为后来革命党人自己的历史著作所采用：“我本革命党首领，以道员就官安徽，专为排满而来，投身政界，使人无可防觉”⑦。

恩铭被刺的消息最初传到日本，徐锡麟曾令昔日“同事者”不解和抱怨的捐官得“候补道”经历，乃是中外报章一致关注的核心内容。将近二十年之后，鲁迅对这一关键性细节仍然记忆犹新——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⑧。

徐锡麟以“候补”之“术”奔走革命，这一壮举在当时排满志士（尤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中众所周知，《狂人日记》既然含有追悼徐锡麟等革命烈士的主旨，因此文言小序所谓狂人“赴某地候补矣”，绝非泛泛而谈。狂人“赴某地候补”，与徐锡麟以“候补道”身份赴安庆“办着巡警事务”这一历史事实，完全相同。

若取这种解释，则《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文言小序和白话正文表面上分属两个截然不同语言世界，但一些关键内容紧密相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狂人“大哥”所谓狂人“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乃暗指白话正文未曾交代的狂人之真实结局，亦即韬晦隐忍，以众人不解乃至“争怨之”的“候补”之“术”，潜入满清政府重要机关，伺机待发。所谓“早愈”，遮人眼目的托词而已，心中狂气固在。

这种解释也可以修正以往指责狂人堕落的通常解释。在辛亥革命之后，曾经参与或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即使被迫纷纷加入北洋政府，但他们仍然不失为有志之士，仍然和当年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一样，以类似“候补”的方式韬光养晦，等待新的革命再起，并非真的跟类似过去所反抗的丑恶现实沆瀣一气。

因此，“赴某地候补矣”既是鲁迅在新文学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中追怀死于辛亥革命总爆发之前以徐锡麟等为代表的那些差不多已经被当时一般读者所遗忘的排满志士，也可能是对作者本人1909年归国至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这十年生活的自嘲式写照。

所有这些内容，用鲁迅自己的话说，都属于他“年青时候”做过的“许多梦”，虽然“大半忘却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狂人日记》作为《呐喊》首篇，也是作者对“不能全忘却”的“许多梦”的回忆，但“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⑨，过去“许多梦”不管已经忘却，还是通过回忆偶一浮现，都十分苦涩，不可能完整清晰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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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原载《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3年第9期

《狂人日记》也不例外。日记正文只讲述狂人一度被“大哥”关在小屋子里，并未交代狂人最终结局如何，其叙述呈现开放式结构。倒是文言小序通过“大哥”的“赴某地候补矣”一语，对狂人结局有所暗示。但这并不完整也不清晰的暗示，仍留下许多需要进一步破解的伏笔。

比如日记正文说“狼子村”人合伙打死“一个大恶人”，“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这件事和徐锡林被吃是分开来讲的，“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但根据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始末，并不难将“徐锡林”和被打死后吃了心肝的“大恶人”看作同一个人。

然而，徐锡麟和狂人，除了都是“候补”之外，又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狂人始终只是一个可怜的“迫害狂”，在发现普遍“吃人”的真相（包括自己也曾“吃人”）之后，口干舌燥劝别人不要再“吃人”，因而被不肯觉悟的众人称为“疯子”，徐锡麟却是不肯浪费口舌而注重实际行动的革命者。狂人劝大家不再“吃人”，至少先要“救救孩子”，徐锡麟则矢志不移“杀尽满人”。狂人鼓吹悔改饶恕，徐锡麟则主张坚定的复仇。狂人和徐锡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天差地别，其表面相似的“候补”自然也会导致迥乎不同的结果。狂人的“候补”也许真如“大哥”希望的那样，是狂病“早愈”之后泯为常人的自然选择，至于像徐锡麟那样以“候补”之“术”以图惊天动地的一击，可能性应该不大。

徐锡麟

无论如何挖掘《狂人日记》文言小序“赴某地候补矣”这一句的意蕴，由此来探究狂人的结局，我们也不能忘记《狂人日记》毕竟主要是在讲狂人故事，徐锡麟故事只是与狂人故事平行的一个背景的衬托，二者并无多少实际的交集。

但另一方面，《狂人日记》突然冒出明显影射徐锡麟的徐锡林，并非随随便便的一种背景设置，也并非仅仅为古往今来的“吃人”增添一个案例。至于徐锡麟本人，鲁迅不仅在创作《呐喊》的时期并没有“全忘却”，在鲁迅后来许多作品中，徐锡麟式的慷慨赴死、复仇到底，也是鲁迅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头发的故事》提到“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这其中就有徐锡麟及其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秋瑾的影子。

在杂文《杂忆》和散文诗《复仇》及《复仇》（其二）中，鲁迅认真讨论了或许并非铢两相称的“报复”之正义与否的问题。在自传性散文《范爱农》中，鲁迅对自己以老留学生自居，看到徐锡麟的一班学生初到日本时的幼稚表现时可能流露过某种不屑而追悔莫及。小说《铸剑》对眉间尺和黑色人两位刺客的礼赞，也使人想起章太炎当年所作《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结尾特地所引陈伯平的话，“革命之事万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独有作刺客”⑩，以及《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哀辞》开宗明义将这些英雄视为“专诸聂政死二千年”之后的新一代“刺客”，其壮烈和功勋甚至超越古之刺客，“呜呼哀哉，韩良狙击，乃中副车，豫让漆身，于刀割虚，渐离霍目，庆卿断股，剑术麤觕，卒何云补，未若君曹，风行霆举，铅丸部发，踣僵胡虏——”⑪。

由《狂人日记》“赴某地候补矣”引出的线索，不仅是鲁迅以后许多作品的思考中心之一，也深刻关联着那个被血与火所洗礼的年代。“赴某地候补矣”并非有关狂人结局的一句故弄玄虚的暗示，跟类似徐锡麟式的孤胆壮举也并非毫无关系。尽管我们在狂人的“候补”和徐锡麟的“候补”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但谁敢肯定，彻底失望了的“狂人”绝对不会步徐锡麟的后尘呢？也就是在创作《狂人日记》前后的1918年，当鲁迅因着偶然的机会得到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时，之所以一读之下就决定翻译，不就因为他“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吗？不就因为他十分担心中国知识分子也会像绥惠略夫那样发生突变吗？

“临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⑫。鲁迅这样的“希望”，这样的担忧，不也可以针对类似“狂人”式的改革者吗？谁敢说“狂人”最终不会成为绥惠略夫式的破坏者？在徐锡麟式的不顾一切的反抗中，谁敢说就没有那么一点“破坏一切”的心思意念呢？

所以“赴某地候补矣”一语，乃有三种可能的意蕴：它既可以暗示（批判）狂人最终踏上了“大哥”所希望的以“候补”来混迹官场的堕落之路，也可以暗示狂人在陷入极度的绝望悲愤之后，放弃空洞的劝说，走上类似徐锡麟式的激进革命之路，还可以暗示狂人既不步徐锡麟后尘，也不跟官场沆瀣一气，而是像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一样降身屈志，含垢忍辱，体味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的另一种“候补”者的生活。

这三种可能性，共同构成了“赴某地候补矣”充满张力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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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周作人：《〈呐喊〉索隐》，原载1948年8月31日《子曰》丛刊3辑，署名周遐寿，此处引自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第1版，第666页。

[2] 见鲁迅杂文《诗歌之敌》（1926）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1935).

[3] 梁积荣：《“赴某地候补矣”辩》，《教学与管理》1996年1期。

[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58页。

[5]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上海书店1992年1月第1版，第54页。章太炎此传记文写作年代不祥，最早见于1915年刊行的《太炎文录初编》。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将此传和《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发表于《民报》1907年17号）一同系于1907年。今姑且从汤说。

[6] 《徐锡麟之亲供》，《神州日报》1907年7月17日。

[7] 冯自由：《光复军大元帅徐锡麟》，引自《革命逸史》第五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8月第2版，第863页、第867页。

[8] 《鲁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321页。

[9]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437页。

[10][11] 《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上海书店1992年1月第1版，第56页、第62页。

[12] 《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