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鲁迅先生的一生，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现实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他以笔为武器、做投枪，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作品，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的精魂与根脉深扎中国大地，代表着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温度和光辉。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和逝世85周年，本刊特约请林非、陈漱渝、董炳月、黄乔生、张梦阳、张铁荣、姜异新几位专家学者，探讨在当下时代语境中如何重新认识鲁迅的意义。

鲁迅诞生的历史逻辑

文丨张梦阳

鲁迅诞生一百四十周年了。

鲁迅是怎样诞生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鲁迅？一言以蔽之，历史为什么选择了鲁迅？鲁迅诞生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一

事实上，从19世纪开始，这个世界已经趋向全球化了。地球上主要地方出现的伟大人物或重大事件，都不会是孤立的，必定与国际形势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鲁迅的诞生不是孤立的，他是在西方思潮流入、帝国列强侵入以及中国文化在种种冲击下瓦解、变化和坚守的复杂融通中诞生的。这就是鲁迅诞生的历史逻辑。

要搞清这种历史逻辑，就必须努力在“通”字上下功夫。

一是“纵通”，从纵深的世界历史文化发展角度，搞通鲁迅出现的缘由与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是怎样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思想、文学成果的，又是怎样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总之，纵通就是从纵深的历史发展角度，透视鲁迅出现的缘由与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是“横通”，从横联的世界宏观视野和当世的横向比较上，通察鲁迅是在怎样的时代环境中出现的以及他与各国作家的联系与区别。总之，横通就是从横联的世界宏观视野，把握鲁迅与各国作家的交流与独立特色。

三是“点通”，从历史纵横的交叉点上“通析”人物成功与失误交错而形成的复杂的思想文化环境与家族传统、个人秉赋、性格等等个性因素。必须承认天才。鲁迅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历史纵横交叉点上出现的伟大天才。鲁迅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青年时代就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摩罗诗力说》）和“立人”思想（《文化偏至论》）；中年就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作；晚年更深入地思考历史发展问题，成为“民族魂”。天才不是小聪明，而是一种大才，一种明通世事的大哲。鲁迅就是这种大哲。

四是“打通”，从文学、哲学、历史学及自然科学等跨学科视角，通视鲁迅的综合素养与贡献。因为鲁迅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家或学者，鲁迅学也绝不能局限在文学研究领域或其他学科研究中，而是一种超越性的“通学”。打通就是从文学、哲学、历史学及自然科学等跨学科视角，通透鲁迅的综合素养与贡献。

研究的最高之道是融会贯通，只有做到以上四“通”，才能将对鲁迅的认知提高到崭新的境界。

二

鲁迅出生在1881年9月25日，起名为樟寿。这时，中国正处于遭受列强侵占瓜分的水深火热之中。鲁迅就生长在这种氛围中，学习东洋和西洋的科学知识，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成为鲁迅一生的逻辑起点和终生不变的奋斗目标。

所以，青年鲁迅1902年刚到日本弘文学院一结识终生挚友许寿裳，就和他讨论中国的国民性的缺点，常常谈到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从此佩服周树人的理想之高超，着眼点之远大，看事物总比别人更深一层，也绝非一时之见。1903年，青年鲁迅特别喜欢蒋百里撰写的《发刊词》：“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看着《浙江潮》那潮水翻腾的封面，想起留日前看钱塘潮的壮阔场面。1906年看到当作俄奸的中国人被砍头、别的中国人麻木观看的幻灯片，而毅然告别藤野先生，弃医从文，从仙台到东京投入“善于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树立“立人”思想，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初办刊物失败后，沉郁默思十年之后，在1918年《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1922年初连载完《阿Q正传》，实现了从文学上“立人”的目标，以后又完成一系列创作、翻译和学术著作，进入世界级著作家行列，都是历史逻辑使然。

每个人都生存在特定的历史逻辑之中，是自身决定不了的，而由此成为怎样的人，却是个人的出身、经历、秉赋和努力所决定的。由于这样的历史与个人条件的集成，中国在精神文化转折关头选择了鲁迅作为旗手。

三

那么，日本、韩国的学者为什么说他们的国家出不了鲁迅？这就要归因于中国国土的辽阔、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深厚，和鲁迅的出生地绍兴——沉郁、激昂的东越文化集中地的孕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育了一代代人杰的绍兴，是山水如画、河汊成网的鱼米之乡，也是面临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时的逃难之所，鲁迅的周家祖先就可能是为躲避金兵，从河南汝南来到绍兴落户。周家人晚上外出点的大灯笼，荧荧的烛光照得灯壳上的三个黑色大字异常显目：“汝南周”。那么，周氏家族已有700多年历史了。但鲁迅祖父周福清在会试的履历上说，周家始祖是公元1017-1073年间的大学者廉溪先生，即曾封为汝南伯、写过《爱莲说》的周敦颐。

据周福清给后人留下的《恒训》所说：周家到清乾隆时已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到19世纪已有兴、文、诚、礼、义、信等十几个房族，在绍兴覆盆桥筑有贵族居住的老台门之外，随着人口的繁多，不够住，又在西边修了新台门。鲁迅往上三代属兴房，一直住在新台门。但后代不事生计，卖田典屋，一步步败落下来。

总之，是别国没有的中国那样的辽阔、悠久、深厚，和其东越文化集中地——绍兴报仇雪耻的激昂之气，成为诞生和养育鲁迅的最佳条件。就是当时论敌用以攻击鲁迅的“绍兴师爷”，也自有相当的底蕴。这种底蕴包括知识底蕴、历史底蕴，文化的底蕴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鲁迅汲取了“师爷”的长处，把深刻的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底蕴之上，文笔尖刻而又缜密，毫无惧色而又善于保护自己，主张“壕堑战”，绝不做心中无数、不计后果的鲁莽汉。

四

伟大人物的诞生，与他个人的素质、经历、机遇等等，也密切相关。

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九老太太去世，祖父周福清带着潘姨太和次子伯升回乡奔丧，丁忧在籍，因为科场行贿案，关押杭州监狱，被光绪皇帝判“斩监候”，家族从此败落。祖父周福清确实给周家造成灭顶之灾。但他的学养和个性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周福清在江西时居官清廉，持正不阿，既不贪赃，又不枉法。他对自己孙子辈的学习非常关心，孩子入塾时，一般都是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他却主张开蒙先读《鉴略》，除识字外，能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总的概念。还认为读经书没啥用场，不如先看看《西游记》，特别是猪八戒的故事，使鲁迅看到了惯常读书人家子弟看不到的中国古典小说。世事坎坷难遂人愿，周福清因“科场案”坠入狱中，判“斩监候”。秋斩决时，禁卒搞错了，误以为是周福清，进他的监房说：请大老爷升天。周福清听了，形色自若地换上公服，靴帽袍套照旧，只帽上无顶饰，改天青褂为元色褂不缀补服，静坐待提。静心阅读向儿孙推荐的《唐宋诗醇》，待到禁卒进来更正时，又从容镇定地脱去了公服，换上便装，坐下来，依旧看他的书。这种面对生死的从容不迫，实在是千古少见。祖父这种临危不惧、不受欺辱的性格，极大地影响了鲁迅。

鲁迅既接受了祖传的文学天赋和祖父刚直性格的影响，又受到家庭灾祸的刺激。为避难，母亲送鲁迅和二弟到舅父家暂居，被人称为“乞食者”，给他以极深刺伤，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以后父亲又病了，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受尽冷眼和蔑视。但父亲还是死了。在孤儿寡母的凄清苦境中，又受到家族分房会议的欺侮和“衍太太”之流的污言陷害。在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到家乡已经无法待下去，只能走异路，逃异地。终定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到了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看新书的风气已经流行起来，他看到了《天演论》，了解了“物竞”“天择”、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葛等的学说。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

还有一位对鲁迅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就是第二年的总办——新党俞明震，鲁迅在《琐记》一文中说“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有的学者对这一细节提出过质疑，但青年鲁迅以这位新党总办为精神楷模，却是无疑的。俞明震学生成才者甚众，后人也多名人英才。著名诗人、政治家陈三立是他的妹夫，现代大画家陈衡恪、大学者陈寅恪是他外甥。树人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称他为让自己出国留学的“恩师”。

俞明震亲自送青年鲁迅等四位学生和他的外甥陈衡恪、陈寅恪赴日。在日期间，鲁迅博览群书，奋发努力，很早就写了介绍最新科学发明的论文，又受到俄国果戈里、安特莱夫，日本夏目漱石、森欧外等多国优秀作家的深刻影响，并把所喜爱的小说做成剪报，精心保存。同时，在王阳明“心学”基础上，又接受了传到日本的西方惟神思宗，融通为鲁迅特有的精神学，成为具有广博科学知识的思想家型文学家。

如没有这样的家族传秉、个人素质、经历、机遇和在日本留学的经验，现代中国会出现鲁迅吗？

五

鲁迅27岁就力排众议，提出“立人”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反对“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辁才小慧之徒”岂能可比？尤其是不同意“立宪国会之说”，斥之为“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这时的思想有受到斯蒂纳等人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也证明鲁迅是真正懂得中国的——依据中国两千年来中央集权又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情，是不能无分析地接收西方民主制的，不能效法西方搞所谓国会民主当是鲁迅懂得中国的重要依据。

据《鲁迅日记》，1931年7月20日，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创造社一类人“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这话说于中国共产党井冈山革命之后，更是鲁迅懂得中国的有力证据。在这篇讲演中鲁迅又说：“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那么，“极坚实正确的人”指谁呢？我想，应该是指毛泽东。在懂得中国、不能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这一根本点上鲁迅与毛泽东是相通的。鲁迅后期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在依靠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救中国、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行动绝不盲从任何外来势力等方面有着共同思想基础铸成的。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信任的人，瞿秋白、方志敏就最信任鲁迅。鲁迅也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

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峰巅。鲁迅写《阿Q正传》也正是“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塑造了阿Q的典型形象，提出了“精神上的胜利法”。使现代中国有了《阿Q正传》这部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的世界级文学作品，在世界性的文学评比中，《阿Q正传》和阿Q几乎都榜上有名。

1908年2-3月，青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精神界之战士”；8月又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思想。经过十年对于人的精神机制的思考和研究，1918年5月，思想文化意义上的鲁迅诞生了，发出了第一篇文学宣言《狂人日记》，从史册字缝里发现“吃人”二字，慨叹“难见真的人！”“吃人”实质是精神上的相“吃”，是人对人的奴役，是主奴关系的象征。“吃人”意象是《狂人日记》的核心。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完毕《阿Q正传》，从反面给人们塑造了阿Q这个精神反思的镜像。按照鲁迅一贯的逆反思维，以阿Q这个“末人”反衬“真的人”，用“精神上的胜利法”这种本能、颟顸的人类的普通弱点反照“真的人”自觉、理性、科学的精神。也用阿Q式的“革命”反讽动物性的造反，呼唤文明的政治。精神胜利法和阿Q式的“革命”表现形态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源自主奴关系，根系人压迫人的专制制度，是《阿Q正传》批判的核心。看不透精神胜利法和阿Q式“革命”的共同实质，就不会真正理解鲁迅的本意。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是鲁迅文学道路的一条主线。

鲁迅晚年读明代野史，对张献忠和永乐皇帝残酷、粗俗的批判和“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的判断，实质上是沿着阿Q式的革命的恶果对如何改变依靠暴力改朝换代历史恶性循环的继续思考，是沿着“立人”主线朝着“相互主体性”的深化。以后直到辞世，鲁迅都是为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人性的觉醒与政治的文明而苦斗。一百多年过去了，他的思想和话语依然那么酣畅淋漓，铿锵有力，有着长远、强大的生命力。

鲁迅的诞生，有他的必然性，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国处于危难之刻，必会涌现一批爱国英雄，但像鲁迅这样全面、卓越、宏伟、坚韧并屡遭逆境的天才，最终成为举世无双的“民族魂”，又有其偶然性，不是每个民族在危难之刻都能出现鲁迅这样的天才和伟大人物的。

鲁迅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中华民族应该珍惜自己的“民族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鉴湖学者”特聘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