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日本学者考察中国文物古迹复旦人有新发现-米儿火

《中国文化史迹》日文原版，在日本书店定价约300万日元

一部集大成的中国历史与文化遗迹图录《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历时4年多合作完成。今天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多名学者表示，13卷《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的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尤其是晚清史的资料来源，促进了中国图像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有助于学界进一步了解20世纪前叶日本学者系统考察中国各地文物古迹的背景、目的和影响，对当今考古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也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

[日] 常盘大定关野贞著

葛兆光导言李星明主编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定价：16800元（全球限量发行180套典藏版）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说，《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出版的意义可以用“回首与重访”来形容，“日文原著所载的部分文物、遗迹，近百年来因风化侵蚀、人为破坏或重新修缮，已非旧时形态。我们重新勘察这些路线，相当于回到近百年前的现场，拾历史遗珍，梳理观察文化史迹的变化轨迹。”

在葛兆光看来，历史在不断变迁，如果今天重新站在常盘大定、关野贞当年考察过的地点，以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重新对这些文物遗存进行拍摄，加以对照，是否可以在新旧图片之间，呈现这些文物遗迹近百年的变迁历史？“千余年的文化遗存，百来年的遗迹变迁，也许可以重叠成一个剪影。究竟这种重叠的剪影可以释放出什么意义，虽然现在我也说不清，但是今后一定能有人说清。”

据悉，自2014年7月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组织《中国文化史迹》踏查组，沿着当年日本学者考察足迹，对书中的陵墓石雕、寺院建筑、碑刻铭文、石窟造像等遗迹开展踏查勘校，陆续分头到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北京、天津、山东等地，考察原书图版所示史迹的现存状况，尽可能按旧照的拍摄角度拍摄新图，以进行今昔对比。踏查组对原著中的讹误和混淆，如建筑方位的颠倒、石窟编号的错乱、史迹年代的误判等，据踏查结果进行勘正；此外，还发现了前人未及留意的一些重要史迹，比如发现朱熹叔祖朱牟所撰的一块碑，可补《全宋文》之不足。

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南壁佛像

安阳宝山灵泉寺大留圣窟东壁佛像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欣记得，2005年他到牛津大学访学，只能扫描拍照一部分原著内容，很不解渴；2007年他到东京大学，逛到附近的日本书店，看到这套《中国文化史迹》日文原版初版售价高达300万日元！“如此一看，中文全译本1.6万多元人民币的定价，已经不算贵了。”在余欣看来，这套大型图录注重对图像史料的系统运用，超越了单一文本性的研究。

安阳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门

据悉，《中国文化史迹》以图片为主，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百年前有代表性的建筑、宗教、艺术等方面文化史迹的丛书。这部由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钩稽编撰而成的大型图录，是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系统调查的图像资料中最有影响力的图书。该书日文初版曾于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由法藏馆陆续印行（原版书名为《支那文化史迹》），共12辑。此次出版的中文全译本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持编纂，组织人员翻译解说文字130万字，并撰写踏查校勘报告30万字；上海雅昌修复图片约3000幅。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说，《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是世纪出版集团学术出版块面的重要成果，更是中日文史界突破时空的学术交流成果。从学术出版角度来说，这套书既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也体现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出版态度，不仅从学术角度对史迹进行重访和整理，也为历史、宗教和艺术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具有文物、文献和文化三重价值。

2018年正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上海博物馆馆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看来，从《中国文化史迹》中能一窥中日两国学者相距近百年分别开展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是中日文化交流成果的体现。

葛兆光追忆，前几年，他曾用不少时间翻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几代学者陆续编成的海外收藏中国绘画目录，深为感慨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何以会如此散落世界各地，总想了解这些价值连城的绘画不断出售、转让、收藏的过程。至今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国古代雕塑、壁画、建筑等，有些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除了记载明确收购线索的藏品之外，不少藏品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藏品的线索，可能就要落在《中国文化史迹》这些早年照片上。

“我曾经感慨，一些古代文物，离开了它原本所在的环境，被抽离了放置在博物馆中，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感受它当年的象征和意蕴。在这里，可以举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著名的天龙山第八窟洞口两尊力士像为例，也可以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天龙山第八窟隋代石佛首为例，如果没有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照片，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这些雕塑呈现的中古时代浓厚宗教气氛？也许我们只是在博物馆幽暗的灯光下，想象法相庄严和精美风格，这样，也许这些本来大地上的文化‘遗存’就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藏品’。”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主编李星明教授说，这套原著不仅保留了中国东部和中部众多重要文化史迹的丰富照片图像资料，也是那个时期以沟通不同学科的方式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之作。“因此，有必要对这套书收录的史迹及其相关阐述进行重新审视，观察常盘和关野如何将史籍、经典、文集、方志、寺志、山志等文献与历史遗迹相互印证，特别是他们对那些与史迹密切关联甚至合为一体的碑碣、经幢、造像记、塔铭、墓志铭等铭刻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不仅是对史书和方志的增补，也纠正了史书和方志中的许多谬误。”这些铭刻文献既是一种文字证据，也由于附着于建筑、造像、墓葬等物质形式之上，其本身也呈现出特定的物质形态，因此具有文字和物质的双重证据作用。

“在踏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原书著者的一些疏失。例如，原书著者在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状况之后，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是天津蓟州独乐寺中建于辽代统和二年（九八四）的观音阁和山门与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建于辽代重熙七年（一〇三八）的薄伽教藏殿，之前更古老的木构建筑已经不存了。其实原著者造访过山西省五台山大佛光寺，也见到该寺中的东大殿，但不知为何没有注意到此殿明显的唐代样式。在此过程中，看到一些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久寻未获的重要史迹和文物，或者他们根本未提及的重要文物，则令我们格外兴奋。”李星明说，尤其是许多近几十年来新发现的遗址、雕刻和碑碣等史迹和文物，在历次全国和地方文物普查中登记造册，为历史、宗教和艺术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但对它们的保护仍是一项艰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