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丰沛的文化史资源，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022年4月22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研讨张昭军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推进学科建设。会议由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主持，孙燕京教授、李志英教授、周文玖教授、林辉锋教授和湛晓白副教授等出席会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30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讨论会。

会议现场会议主办方／供图

《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凡12章，40余万字，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化史学兴起、发展、沉寂、重兴的历史，分阶段剖析了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及其变化，并结合时代思潮，探讨了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钱穆等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史学观念和理论方法，从史学理论层面回答了文化史学是什么、文化史研究的取向和发展道路等基本问题。

书影会议主办方／供图

首先，张昭军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选题缘起、基本思路和写作时遵循的指导原则。他表示，该书的问题意识来自于读书、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难题，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做到以问题为导向，论从史出，详人所略，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学术问题。

与会学者讨论热烈，全面地分析并肯定了《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所取得的成绩，并就今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孙燕京研究和讲授中国近代文化史近40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热”和文化史学的“复兴”。她分析认为，该书有三个优长。第一，它对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近四十年来文化史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思考，因此该书在文化史、文化学科史、文化史学等方面起着发凡起例的作用。第二，该书能够在当前分散的、相对碎片化的诸多文化史研究成果中整理出学术体系，进而以整体的视野，纵横结合，建立起理论系统，对文化史研究予以总结和提升，实属不易。第三，该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和教学传统的标志性成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充分的自觉性，一是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自觉，二是传承北师大文化史学术传统的自觉，对学科建设也颇具启迪之功。

孙燕京还从历史建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出发，讨论了在史学史和文化史意义上，中国近代文化史应如何书写的问题。她认为，将历史研究视为一个建构的过程，具有相对的准确性。兰克学派于史料间排比甄别，进而寻找历史真实的研究品质，其实深受史料本身真实性的局限。历史研究固然有还原历史真相的一方面，同时也受到史家自身思想、意识的作用。因此在求索历史真相之外，著史的关键在于创新，历史研究者需要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重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

孙燕京教授发言会议主办方／供图

周文玖从史学史角度发表了意见。他结合自己治史学史之学科史的经历指出：文化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从学科史的角度总结和反思中国文化史成果和理论的必要。《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的出版可以说满足了这种要求，恰逢其时。具体如何书写，可以关注文化史家对于学科史进展的贡献，并在学科史的框架下梳理学术谱系。他特别提到，作者应进一步挖掘龚书铎先生在学科建设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为龚先生专设一章。

周文玖认为，给“文化史”、“文化史学”与“文化史学史”给出严格准确的界定并不是很容易，“中国文化史”这一概念的含义具有两重性，应注意区分中国文化的客观发展过程，与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这一主观认识成果。

周文玖教授发言会议主办方／供图

李志英长期从事经济史研究，她结合自己的治学谈了对《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的看法。她说，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总结性成果，该书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历史研究须论从史出，而不能舍己从人，仅依傍外来的理论。该书研究和总结过去的文化史成绩，对提示下一步中国文化史应该怎样做，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修养对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历史学者应注重哲学思辨能力的养成。

李志英认为该书之所以能够做出深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它采取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学术的自觉。她认为，该书部分篇章以学者为线索排布，一定程度上带有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书写特点，反映出作者试图建立中国气派的文化史的深意。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其连续性，该书体现了作者具有这种延续意识，而该书的研究内容，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方面。

李志英还针对文化史研究提了两条注意事项。其一，要合理看待历史的建构性与实在性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史学的基础是实在发生的历史事实，其次才是建构的。历史书写之所以会有所变化，一是由于它有赖于史家从混沌的现实中选择和梳理，二是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史家的认识不断更新。其二，要正确认识文化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她以时间观念研究为例解释说，任何文化观念的变动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史学研究既不能无视文化史的重要性，也不能以文化史涵盖一切。

李志英教授发言会议主办方／供图

林辉锋表示，《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的信息量很大，是研究和学习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必读书。他从“精”与“全”两个方面概括了本书的优长，认为本书做到了四个方面的“结合”。第一，该书立足近代的同时，也关照了整个中国的文化史，做到了古今结合。第二，该书注意参照西方史学，又有专门与日本史学的比较，做到了中外结合。第三，该书择取了五位文化史大家做专题式的研究，同时注重从面上总结，做到了点面结合。第四，该书既有历史的梳理，也对文化史的内涵和取向做了精心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

林辉锋教授发言会议主办方／供图

湛晓白认为，《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不仅是一部标志性著作，同样也是同行未来做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重要参考书。她回顾自身的研究经历后表示，过去中国学界在中国文化史理论的探讨方面，著作、文章都不多，前人研究有相当不足。中国近代的文化史研究已经进行了许多年，目前也确实到了一个需要综合的阶段。这一工作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精力、做长期的追踪，因此十分不易。过去二十年间，史学界出现向政治史、社会史回归的趋势，因而在当下讨论“文化史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我们重塑学科意识十分必要。她说，无论是系统性回顾中国文化史学在80、90年代的发展，还是在西方文化史学发展脉络中关照中国文化史学，都展现出《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力求把握整体的学术品格，这与目前学界追求短平快，日益碎片化和同质化的研究大为不同。她进而指出，未来文化史研究如要继续向前拓展，必然要超越过去那种同质化的个案研究，回归文化史的综合特性。在当前阶段，我们固然要延续专门史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也要力求其大，努力实现《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中所言及的“会通”。她赞同该书对新文化史学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谈新文化史学的时候，应当注意海外研究者所针对或批判的具体对象，不能就其理论生搬硬套，人云亦云。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应当抓住那些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关注、在中国语境里有充分张力的问题而展开，否则会有无的放矢之嫌。

湛晓白副教授发言会议主办方／供图

最后，杨共乐从新时代对于文化发展的要求和历史学科建设的高度作了总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他指出，文化史学者应有长时段、全方位的眼光，更要有时代的和民族的关怀。“文化史学要有时代性，没有时代关怀的文化史是要被淘汰的。”要在树立中国文化传统、提炼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战略视野下，展开中国文化史学的研究。他以“文化史研究和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的阶段性成果”来定位该书的学术价值，并具体从三个方面肯定了该书的成绩。第一，“《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提出了中国‘文化史学’这一概念，是中国文化史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杨共乐强调，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和学科体系，都必须有自己的监督力量，而学科之史，便起到对该学科的研究进行审视、批评的监督作用。学科史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发挥作用，是因为随着研究的前进，后世学者具备了反思、评价前人研究的能力，从而能够看到前人的优长与局限。第二，“《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开辟了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术史、文化史学史研究的新途径。这为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史学史、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史的展开，提供了借鉴。”第三，“《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拓展了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新内容，是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进行的新探索，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杨共乐教授发言会议主办方／供图

杨共乐建议作者以此书为基础加以提炼和深化，在若干年内写出一部压缩版的“中国文化史学理论”。杨共乐结合西方史学，说明了文化史学所包含的理论层次。他表示，文化史学有深刻的西方历史背景，在西方语境里，各

种各样的教化现象被提炼成为概念和体系，这就是文化。部分学者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这就是文化史。文化史亦需审视，于是便出现了文化史学，后者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化史的文笔、取材、材料分析等加以评判。在这一基础上，一部分学者就文化史学的研究路径和相关结论等展开辨析、总结、反思，这就是文化史学的史学史。杨共乐认为有必要建立文化史研究的学派，并强调这是发扬光大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史学术传统的应有之义。

合影会议主办方／供图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一次坦诚的、满载学术含金量的学术讨论会。我们共同期待，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史学在前辈学者基础上，结出新的硕果，谱写新的篇章，进而为实现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