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苏轼、苏辙兄弟的银杏。

□曾枣庄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三苏，二是宋代。对三苏，既整理其著作文献，又对他们父子三人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对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的研究。可以说，宋代的三苏、三苏的宋代，耗费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苏轼，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仍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峣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被投进监狱，还几乎被杀头。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会，或稍加收敛，不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出版了《苏轼评传》（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为苏轼“翻案”。

研究苏轼，自然避不开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但我感到，对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学界的研究很薄弱，甚至连他们的别集都还未经整理校点。于是我与金成礼先生合作出版了《嘉祐集笺注》（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马德富先生合作出版了《栾城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舒大刚先生共同主编了《三苏全书》（2001年中国语文出版社），并陆续出版了《苏洵评传》（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辙年谱》（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三苏选集》（199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曾涛合著）、《苏辙评传》（1995年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三苏传》（1995年中国台湾学海出版社），《三苏文艺思想》（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苏诗汇评》、《苏文汇评》、《苏词汇评》（1998年中国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与曾涛合著），主编了《苏轼研究史》（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等。

披风榭。

从苏轼到苏洵、苏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为我开展宋代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研究创造了条件。对三苏的研究虽然一生都未停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的学术工作的前半期。后半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文献、宋代文学方面，耗时二十年之久与刘琳先生和川大古籍所的同仁共同完成了《全宋文》的编纂，还先后主编了《宋文纪事》（曾枣庄、李凯、彭君华，199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2005年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宋代文学部分（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宋代辞赋全编》（曾枣庄、吴洪泽，200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传状碑志集成》（2012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序跋全编》（2015年齐鲁书社）等，出版了《论西昆体》（1994年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北宋文学家年谱》（曾枣庄、舒大刚，1999年中国台湾文津出版社）、《宋文通论》（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宋代文学编年史》（曾枣庄、吴洪泽，2010年凤凰出版社）、《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

回顾四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做的工作也不可谓不多，因此多少有些心得，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是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自学的。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其实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涉足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兴趣所致。

二是研究工作一定要从资料工作做起，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有根基，不致人云亦云，甚至胡说八道。

三是要多请教，多切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如陈逸夫先生、王朝闻先生、任继愈先生、邓广铭先生、程千帆先生、缪钺先生、王利器先生、杨明照先生、戴逸先生、孔凡礼先生等都给我不少指导和启发。与同辈的学者，如许嘉璐先生、章培恒先生、刘乃昌先生、王水照先生、谢桃坊先生、刘尚荣先生等，亦常就学术问题开展争论争鸣；与晚一辈的学者如舒大刚先生、吴洪泽先生、李凯先生、彭君华先生等，亦多有合作。只有这样做学问，才能有生气。

四是不要在学术热点乃至时政观点上跟风。学术界也像其他行业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热点、重点，但不是你的研究领域，不是你的研究所长就不要去乱掺合，写凑热闹的文章。更不要生硬地将当前的时事政治套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去，那就不是在继承文化遗产，而是在糟蹋文化遗产了。

最后，感谢巴蜀书社出版我这套《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基本汇集了我一生有关三苏的论著；感谢原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先生、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先生为本书赐序；感谢巴蜀书社总编侯安国先生、李蓓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等为这套丛刊付出的心血；感谢陈小平先生及犬子曾涛对这套丛刊的精心校对；也感谢所有关注我的三苏研究的朋友！

曾枣庄201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