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安史之乱后十五载，经过了玄宗之后肃宗的平乱、代宗的养民、德宗的改税，李唐王朝如同一个喘着粗气的巨人，身上依旧可见重创后的结痂，但也逐渐恢复到平静。此时，北方兵荒马乱留下的一片萧条之色还未褪去，大量躲避战乱的人口因运河交通之便南迁并定居下来，运河之畔的苏州便成为了江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唐代初年，苏州的人口仅1.1万余户，但安史之乱后却突破了10万户，到唐末更是超过了14万户。在封建时代，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呈正相关发展，唐代苏州人口增长趋势也反映出苏州经济的持续发展。更为直接的表现来自纳税额度，据《吴郡志》引《大唐国要图》中的记录，苏州每年向朝廷缴纳的赋税为105万贯钱。当时，两浙地区13州，平均每州缴纳51万贯，而苏州的税额高达各州平均数量的2倍。当然，苏州经济地位的凸显也让朝廷的目光聚焦到这个远在长江之尾的海隅之地。早在十年前（778年）苏州便升格为雄州，通过经济地位提升了政治地位，跻身唐代“六雄十望”中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

唐代地图，图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

是年，富庶的苏州城迎来了一位操着京兆官话的长者，他一路仆仆风尘，没做过多停留就向城中官署走去。虽然对苏州近来的繁荣早有耳闻，但城内熙熙攘攘的景象还是令他不由唏嘘。这位十五岁就作为贴身侍卫陪伴玄宗左右，出入大殿宫闱的京兆人士当然不是没见过世面，只是眼前这一派光景让他仿佛再现了当年物宝天华的长安城，回想起彼时豪纵不羁、横行乡里的自己。

宫廷宴饮，图自《长安十二时辰》

当年，他的家族在京畿之地可谓无人不晓，先祖可溯至北周名贤逍遥公，高祖是太宗时御史大夫，曾祖是武周时吏部尚书，祖父、父亲也都是五品至四品官员。出生在这样的世家大族，依照唐代的门荫制度，谋个一官半职自不必说，凭朝中千丝万缕的关系，至少也能保个衣食无忧。而他也确实做起了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1]自己在都城里巷中横行霸道，家里还藏着亡命之徒，早上赌博晚上偷会美女，虽然如此“无赖”却有“武皇帝”玄宗的“私恩”傍身，以致“司隶”都不敢奈他如何。

韦应物像，图自《沧浪亭五百名贤像赞》

这位曾经荒唐的长者，就是被后世誉为“中唐五言绝，苏州最古”[2]的韦应物。只是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他早已不是那个长安城南“去天五尺”的韦氏，而不知不觉成了“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至焚番扫地而坐”的诗人[3]，并凭苦读取得功名，走上了仕途。在出任苏州刺史前，韦应物已历任滁州、江州刺史，并于去年年中入朝拜左司郎中，“总辖六官，循举戴魏之法”[4]，但不想如今又外放到江南腹地。

（元刊）唐韦应物《韦苏州集》

羁旅游子在思乡愁绪中多少带着对异乡的排斥，何况对于天子脚下生长的京兆韦氏，虽贵为雄州刺史，也免不了常以梦回京城。他在给同僚令狐峘的诗中写到：“朝宴方陪厕，山川又乖违。吴门冒海雾，硖路凌连矶。”[5]同在羁旅的令狐峘读出了韦应物书信中的乡愁，遂答复：“公（韦应物）频为尺书，颇积离乡之思。”[6]其后在苏州遇到太学旧友时，韦应物又不禁感慨“蹉跎三十载，今日海隅行”[7]，字里行间满是不得志的无奈，仿佛流落海隅是一个苦果，皆因自己年少时被荒唐了的岁月。

然而，温柔的苏州最终抚平了浪子的内心。不同于三秦大地的气宇巍峨，江南苏州是水做的骨肉，如小家碧玉的灵秀，初见乍喜，久处犹怜。虽然在这里的刺史生涯中，乡愁始终陪伴着诗人，但从留下的诗句之中不难看到他对苏州由苦到乐的转变，甚至这种乐好时常冲淡了乡愁的底色。

苏州的人文遗迹、山水风物遍布古城内外，而苏州人也素有郊游揽胜的传统。作为地方长官，喜好风雅的韦应物自然乐于随俗。在阳澄湖畔，他曾登上重元寺楼阁远眺，“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8]而此时的苏州恰值农时，想到自己身为这方土地的父母官却外出游玩，韦应物忽然心生愧意，唯恐枉此重任，思绪也回落至归途无期的苦闷中。

重元寺全景，图自重元寺官网

在灵岩山上，他曾拾级走入灵岩山寺，登临如槛的绝壁，观吴楚大地山峦起伏、云雾缭绕、林木茂盛，看滚滚长江东流，“方悟关塞眇，重轸故园愁”。[9]此时的韦应物仍怀有羁旅思乡之情，但这仿佛只是一个插曲，随即就被山寺的钟声打断，转而又投入到对吴中风物的欣享之中：诗人决定等到秋天，再来欣赏这里的明月。

苏州灵岩山寺，图自苏州灵岩山寺官微

在苏州的日子久了，对吴地人文风物的熟稔让韦应物彻底改变了最初的海隅偏见，古城内也有了他私人珍藏的据点。早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曾下诏令天下州郡置开元寺，苏州古城的制高点——报恩寺遂改名为开元寺。据称，当时寺中有玄宗金书的榜额和金铜所铸玄宗像，而“至于梁往栾楹之间，皆缀珠玑，饰金玉，莲房藻井，悉皆宝玩，光明桕辉，若辰象罗列也。”[10]不知开元寺的玄宗像和金玉宝物是否让韦应物怀念他陪伴先帝的盛世时光，这个距离官署仅六里的清净之地确乎给诗人带来许多安慰。初夏时节，诗人曾在雨后探访开元寺精舍，穿过浓郁的树荫，走过雨后的果园与香台，体会到自然的清新与宁静。

苏州报恩寺（唐时名开元寺），作者自摄

而除却访古揽胜，苏州的文人雅集也抚慰了韦应物的思乡之情。在一次久病初愈后的官邸宴集中，刺史大人抬头聆听着各位到场嘉宾吟诵金玉文章不由感叹：“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11]吴中文士学者多如大海汪洋，现在才明白大州大郡的地方，可不仅以财物丰阜而闻名，更重要的是文史鼎盛所在啊。

（北宋）米芾集字书 韦应物《秋夜寄邱员外》

但在上任苏州三年后，韦应物却陡然消失在正史的记述中。他虽有留诗五百，牧守一方，但在新旧唐书中竟无一列传，连生卒年岁都不得而知。更令人不解的是，作为扼守经济命脉的雄州刺史，垂暮之年竟然穷得连返京路费都凑不齐，后虽遇转机得以返京，却最终因病痛客死异乡。韦应物在《寓居永定精舍》中自述了他在苏州租田躬耕、教书维生的最后岁月：“政拙忻罢守，闲居初理生。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12]可惜的是，韦苏州终究长眠苏州，在逝后第五年才被迁葬回京兆家族墓地。

大唐京兆韦府君之墓，图自西安碑林博物馆

韦应物的墓志，近年在诗人老家长安韦曲被发现，楷书三十行，满行三十字，由生前好友丘丹为其撰序。虽未明确生卒年，但详细记叙了这位诗人在苏州为官的落幕：刚到苏州不久便政通人和，令地方豪猾偃旗屏息。刚得令将回朝任职，却遭遇疾病在官舍病逝。一时苏州城“池雁随丧，州人罢市。”无不为这位“良牧”哀悼叹惋。

韦应物墓志，图自西安碑林博物馆

宋代朱长文在《 吴郡图经续记》中记载，韦应物虽以诗闻名，但确实是位“循吏”。他在苏州任刺史期间，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又能够礼遇儒士，招徕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等隐士能人，在与他们酬谢唱答的交往中，韦应物的才贤也远远超过了常人，故因品德高清被世人所尊崇，“天下号曰韦苏州”。

年年岁岁，物是人非，苏州城自子胥始建便伫立在具区泽畔，这里曾将阖闾、孙权等前人的功过掩埋，也必然将历史的交接棒传递给后来者。韦应物的这一程大概还令苏州百姓满意，他们历次修建祠堂以奉祀这位长官，但他自己在生前却始终怀有对百姓未能得到安康生活的愧疚，这篇晚年写作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便成了后世心系黎民的警策之词。

（元）赵孟頫书《韦苏州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宝历元年（公元825年），苏州刺史的交接棒又来到另一位诗人手中，他将韦应物的这首诗铭刻在石上，传贻将来，他叫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