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可能是很多人最熟悉的历史时期。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三国演义》的流行普及，不过《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正史。其实在真正的三国历史上有很多容易被人忽略的冷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三国时代的起止时间。《三国演义》是从三国之前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写起，所以在《三国演义》影响下形成的传统的三国印象事实上包括了汉末群雄并起时期和历史上真正的三国时期两个时间段。

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曹操其实并不是三国时期的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百度百科对他的定义都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从来没说过他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曹操和董卓、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刘璋、张鲁、孙坚等人各自崛起称雄一方，经过不断的合纵连横和相互兼并最终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势力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逐渐脱颖而出。

刺史是几品官（刺史是几品官员）

现在我们去看《三国演义》中提到的那些割据一方的枭雄头上都顶着什么荆州牧、益州牧、冀州牧、幽州牧之类的头衔。要说清楚这是怎样一个头衔得先了解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制度变迁。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实际上还处于一种相对较为原始的部族联盟形态，而不是像秦以后那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政权。这一时期天下诸侯林立：大禹时代号称有万国前来朝贡，直到西周分封诸侯时天下尚有七十一国。

这时的诸侯国其实无非不过就是一个个城郭村落那么大而已。每个诸侯国的地盘、人口都相当有限，所以国君对很多事都能直接管理，也就没必要在国内划分行政区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齐、楚、秦、晋等大诸侯国通过吞并小国使自己的疆域得到空前扩张。这时国君就没办法自己一个人管理偌大的国家了。一些诸侯国开始在国内设置郡、县之类的行政区划。

秦始皇混一华夏之后全面废除了分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秦朝实行的是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秦的县由郡管辖，而郡则由中央直辖。汉高祖刘邦在秦朝的郡县制基础上推行郡国并行制：一方面刘邦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另一方面汉朝中央政府在其直辖地区沿袭秦制设立郡县。汉武帝时期决定在全国各地设立负责监察地方官的刺史：汉武帝把全国设为十三个大区，向每个大区都派出名为“刺史”的官员。

刺史的职责就是负责监察自己大区内的郡守等地方官。由此形成了司州、冀州、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交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13个州刺史部。这其中的荆州刺史部辖区大体上是从现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往南一直延伸至两湖（湖北、湖南）全境。不过这时各州刺史只是监察官：他们负责监视地方官的行为，但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

所以这时由刺史所辖的各州其实是一种监察区，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到了东汉时期刺史的权力开始膨胀：西汉时期的刺史只是监察各地的郡守等地方官，可到了东汉刺史开始直接管理郡守了。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各州刺史往往以州牧的名义管理地方财政、军事、民政等各种事务。如果要把汉末三国时期的州这种行政区与我们今天的行政区进行类比，那么州的级别就等同于我们今天的省级行政区。

汉末三国时期所谓的州牧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仔细论起来州牧比今天的省长还大：省长毕竟还管不着军事，而州牧却是军事民政一把抓。汉末群雄并起之时的州牧大多是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到了三足鼎立时期魏、蜀、吴均在各自国内任命了一批州牧。这时的州牧在本质上就只是服从于朝廷政令的地方官了。诸葛亮在蜀汉的职务就是丞相兼领益州牧。

由于蜀汉实际上只占了益州这一个州，所以诸葛亮这个益州牧实际上可以统管全国政务。和诸葛亮同为刘备托孤重臣的李严希望像诸葛亮一样执掌一方州郡，于是李严提出划分川东五个郡作为巴州，让他担任巴州刺史。李严在蜀汉内部的政治斗争中落马后设置巴州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巴郡（今重庆）作为川东地区的门户要塞在李严手中得到了大力开发——如今的重庆城就是由当年李严所筑城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时其他各路群雄基本已灰飞烟灭，不过也有两个崛起于群雄并起时代的割据政权存活了下来，从而成为和魏、蜀、吴并存的一方割据政权。这两个政权分别是辽东公孙家建立的燕国和交州的士氏政权。这两个政权开创者分别是公孙度和士燮。公孙度（150年－204年）字升济，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士燮（137年-226年）字威彦，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

公孙度少年时随父迁居玄菟郡。当时玄菟太守公孙琙的儿子公孙豹年方十八，但却早折了。公孙度少时也叫公孙豹，又与公孙琙的儿子年龄相仿，所以公孙琙一见到他就很喜爱。公孙琙送公孙度去学习，后来又为他娶了妻子。建宁二年（169年）朝廷下诏推举有道之士，公孙度与东郡谢弼、东海陈敦一起被举荐担任尚书郎（后汉书为郎中），后又升任为冀州刺史，但因谣言旋即被罢免。

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的同乡徐荣推荐公孙度做了辽东太守。尽管公孙度做了辽东太守，但因为出身卑微一直不被当地的世家大族看重。在公孙度升任辽东太守之前襄平县令公孙昭曾刻意打压公孙度之子公孙康——将其贬为伍长。公孙度一上任就将公孙昭抓了起来，在襄平市中将其鞭打而死。郡中豪门望族如田韶等家只因在平时的来往上对公孙度没有恩惠，就都被他找借口杀了。

被他如此诛灭的豪族有一百多家，一时间郡中人个个惊恐万状。这是施威于内，对外他则雄张海东、威服外夷：扶余国王尉仇台更是主动成为辽东的附属，而公孙度也因为扶余在当时强盛的高句丽和鲜卑之间，将自己的宗族之女（《隋书》记载为公孙度之女）嫁给了尉仇台。在公孙度扩张海东期间高句丽王伯固畏惧公孙度的威名，在公孙度讨伐富山贼时亦派遣大加（大加为高句丽官名）优居、主簿然人等相助。

之后公孙度更是东征高句丽、西征乌丸，一时间威震海外。当时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多逃往辽东，其中亦有管宁、邴原、王烈、太史慈等知名人物。至此公孙度正式成为一方割据势力，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趁中原战乱之机南取辽东半岛，越海取胶东半岛北部东莱诸县；又招贤纳士、设馆开学、广招流民，俨然以辽东王自居。建安九年（204年）公孙度病逝，子公孙康继承其位。

建安十四年（209年）公孙康大破高句丽，此后又讨伐韩濊，设置带方郡。至此辽东公孙家成为东北亚区域霸主：分布在今天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扶余、高句丽、乌桓等政权莫不臣服于公孙家。然而就在公孙家势力日渐强盛之时中原大地正在进行着一场影响天下格局命运的战争——官渡之战，战争的结果是曹操战胜袁绍并迅速消灭了北中国各路割据势力。

战后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兄弟前去投奔公孙康。公孙康自然清楚以辽东的实力绝不足以抗衡北中国的霸主曹操，于是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人头送给曹操，而曹操忙于准备南下的战争也就同意让公孙家在臣服自己的前提下保持半独立性。公孙康死后因其二子幼弱而由弟弟公孙恭即位，此时称霸中原的曹操已死，其子曹丕取代汉室而称帝，公孙恭被新兴的曹魏政权拜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

公孙康之子公孙渊成年后逼夺叔父公孙恭之位，此时曹魏皇帝已换成魏明帝曹睿，曹睿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由于三国时代曹魏的主要精力用于和蜀汉、东吴的战争，实在无暇顾及辽东公孙家，所以只好一直对其采取怀柔政策，正是这一政策使公孙家事实上成为一方割据政权。然而公孙渊心中始终有一个心结无法放下：如果有朝一日曹魏荡平蜀、吴之后会不会对自己下手呢？

公孙渊思前想后想出一个对策——远交近攻：公元233年公孙渊企图向吴称臣以为外应。孙权打算册封公孙渊为燕王，东吴自丞相顾雍、辅吴将军张昭以下等举朝劝谏，认为公孙渊必败，因此反对孙吴对公孙渊的支持，没有被孙权采纳。孙权便遣张弥、许晏等，携金玉珍宝，立公孙渊为燕王。公孙渊没想到孙权会如此看重自己，认为东吴远而曹魏近，所以就害怕事情泄露会引来曹魏的讨伐。

加之他又垂涎东吴送来的珍宝，于是诱斩吴使并将其首级献给魏明帝。魏明帝于是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还让他继续持节任辽东太守。事实上公孙渊这招可谓糟糕透顶：私通东吴在先，尽管魏明帝为集中精力应对蜀、吴，不愿在东北再树大敌而加封公孙渊，但不可能不对公孙渊心生疑虑。而东吴方面被公孙渊如此戏弄，自然也对其恨之入骨，如果将来曹魏讨伐公孙渊东吴自然不会再为公孙家出兵牵制曹魏。

尽管魏明帝曹睿表面上加封公孙渊，然而与此同时他还加封了高句丽东川王和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与此同时曹魏也在积极和乌桓、扶余改善关系，一张针对辽东公孙家的外交包围网正在形成。公孙渊却狂妄地以为：曹魏对自己的加封表明曹魏不敢动自己。于是他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设置百官，遣使持符节，至此公孙家正式建国称王，成为独立于魏、蜀、吴三国之外的第四国。

这一行动迅速使新生的燕国面对曹魏和高句丽的东西夹击，公孙渊为应对这一窘境选择授予鲜卑单于印绶，引诱鲜卑人去侵扰北方，又再次称臣于吴，希望得到外援。公元238年魏明帝召回太尉司马懿，令其率兵四万讨伐公孙渊。六月部队到达辽东。公孙渊派将军卑衍、杨祚等率步、骑共一万多人驻守辽隧，在周围挖壕沟二十多里。司马懿的军队到了辽隧，公孙渊命令卑衍挑战。

司马懿派胡遵与之对阵，卑衍大败。司马懿命令军士们突破卑衍的围堑，引兵向东南进发，然后突然调头东北，直趋襄平。卑衍等惟恐襄平没有守军，连夜赶往襄平增援。行军至首阳山，公孙渊又下令与司马懿决战，这次卑衍又大败。司马懿于是领兵直奔辽隧城下，挖好了壕沟。正巧当时连日大雨，三十多日不停，辽水暴涨，司马懿的运输船可以从辽口直驶到辽隧城下。

雨一停司马懿就立即在城周围堆起土丘、造望楼，准备了大量的石头，用弩弓直向城中发射。城中粮食吃尽，开始人吃人，死者不计其数。八月的一天晚上一颗长约十丈的大流星从首山的东北面坠入襄平城的东南面。没多久公孙渊全军溃败，他与儿子公孙修带着数百骑兵向东南突围而逃。司马懿大军在后面穷追不舍，在流星坠地的地方杀死了公孙渊父子。

割据交州的士氏政权开创者士燮的族谱记载：士燮的祖先本来是鲁地汶阳（今山东宁阳）人，两汉之交为躲避战乱而辗转迁徙到苍梧广信。士燮的家族在交州生息繁衍了六代人，前几代人都只是平民百姓，直到士燮的父亲士赐这代人才开始步入仕途：士赐在汉桓帝年间（147—167年）被任命为日南太守。士赐名义上成为了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然而日南这地方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地区，是当时汉帝国最南部的边疆之地。

当时交州本就被中原士大夫视为未开发的蛮荒之地，而日南可以说是蛮荒之中的蛮荒，据当时的史书记载：日南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男女裸体，不以为羞”。日南在当时中原士大夫眼中就是野人出没的蛮荒之地，当时的朝廷将这里作为罪犯流放地，士赐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其实是和流放犯打交道，形同于官场发配。不过士赐到底算是步入仕途了，这对后来士燮崛起成为一方诸侯其实是相当有帮助的。

在讲究出身门第的汉末官场基本上是通过察举和征辟选拔官吏的，而察举、征辟的权力又掌握在地方世家豪门手中。发迹于交州的士氏家族固然不被中原士大夫瞧得起，但毕竟属于汉末官场体制内的人物，有了这层身份的士燮才有资格结交高门大户，从而为自己后来进一步攫取政治资源奠定了基础。少年时代的士燮就曾游学于京师洛阳，拜在颍川名士刘陶门下学习《左氏春秋》、《尚书》等经典。

出身于交州的士燮事实上是受到过良好的中原文化的熏陶的。早年的士燮先后察孝廉、补尚书郎、举茂才、任巫阳令，到了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士燮已升任交趾太守。和日南郡一样同在交州的交趾郡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也是偏远的蛮荒之地，然而实际上交趾的文明开发程度是远远高于日南郡的：交趾郡位于如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迄今为止这里还是越南的主要产粮区。

在当时这里由于可观的粮食产量得以供养大量人口，以致于其户口数量达到了日南郡的十倍，占据交州全部户籍数量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被视为交州首郡。身为交趾太守的士燮在交州的地位实际上已是仅次于交州刺史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初平二年（191年）交州刺史朱符死于当地百姓的起义，士燮出兵平叛后实际上就已掌握了交州的军政大权。

随后他向朝廷上书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出任合浦、九真、南海三郡的郡守，从而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整个交州。这时天下已然大乱：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地方割据势力。事实上士燮之所以能镇压民变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有一直以自己的宗族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士燮家族就这样成为了交州地区的实际最高统治者。这时东汉朝廷已名存实亡，不得不默认士燮对交州的实际统治权。

与此同时曹操、袁绍等北方军阀正在逐鹿中原，而江东孙氏、荆州刘表等南方割据势力正忙于巩固自己的根据地，一时间谁也没闲暇干预交州的事务，于是交州的士氏政权得以维持了一段相对较为平稳的时光。曹操控制朝廷后任命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张津继任交州刺史，随即与荆州的刘表发生摩擦。士燮从自身安全考虑认为：张津作为一个在交州没任何人脉背景的朝廷空投官员其实是无力和刘表抗衡的。

如果放任刘表打压张津，那么难保将来刘表势力强大起来后不会对自己不利；相比之下站在张津一边能充分显示自己对朝廷的恭顺态度，又能得到一个制衡刘表的盟友。士燮为此上书朝廷声称其他刺史都已改称州牧，那么交州也理当如此，因此请拜张津为交州牧。然而张津这个人的能力实在太有限了，以致于他连自己的部下也驾驭不了，最终被部将所杀。

刘表一听说自己的对头张津死了，于是以赖恭为交州刺史、吴巨为苍梧太守，一同进驻交州。这时已控制朝廷的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下诏：“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这使曹操和士燮实现了双赢：曹操得以遏制刘表的扩张。士燮对交州的统治则因为这道诏书变得名正言顺了。

后来吴巨与赖恭失和并发兵驱逐了赖恭，而士燮则因“进贡”殷勤被拜为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士燮主政的四十余年间交州大体上维持了安定局面，一时间许多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交州避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学文化，促进了交州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交州扮演了各路人才的集结地和中转站的角色，据当时的史料记载“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同时史籍中还记载当时的交州”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当时的士氏家族”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由于汉代的交州地跨如今的中、越两国，因此士燮在越南也有很高的声望：古代越南的汉文史籍中均称其为”士王“，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我国（此处指越南）通诗书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越南陈朝还追赠士燮为善感嘉应灵武大王。

然而交州的这种相对安宁的状态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随着汉末群雄纷争日渐过渡为较为稳定的三足鼎立形势后交州的割据状态就逐渐走到头了：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接管交州，从此交州士氏政权归附东吴，但仍在当地保留有相当大的权力。226年士徽起兵叛吴，被吴将吕岱所杀。士徽死后士徽的大将甘醴、桓治等人率领官吏与庶民攻击吕岱，但最终还是被吕岱平定。至此交州士氏政权彻底覆灭。

古代史籍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叙述的，所以辽东公孙家和交州士氏这两个割据政权在三国时期的史料中一般叙述得比较少。传统的历史观大多先入为主着眼于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博弈，然而对三国与边塞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国家的联系则往往比较容易忽略，同时对三国时期的民生经济发展也不太重视。事实上如果从经济史、民族史的视角审视就会发现三国时期其实是中国历史承上启下的一个时代。

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脉络。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均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长江以南的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

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的扬州、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都会，到了宋代南方经济就表现得更为强势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江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榜者也以江南士人最多。历史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正是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江南地区后来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正是在三国时期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汉代长江以南的大城市只有吴、山阴等少数几个，到了三国时期江南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南京和武汉作为大都会的历史由此开始），同一时期吴、会稽、山阴、江陵和夏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东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

当时在如今的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通过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

古代的江南、岭南地区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他们分布在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越族内部又分为于越、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等不同支系（合称百越）。广东省的简称粤在古汉语中和越就是通用的，而今天的广东显然是以汉族人口居多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中原人口的南迁；二则因为当地越族的汉化。

三国时期东吴一方面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一方面加强与山越民族的交流融合。东吴灭亡时的户籍人口数量为2562000人，加上未纳入户口统计的屯户、军户、吏户、隐户以及被世家门阀荫庇的部曲、佃客等人群大约有550万人左右。东吴灭亡后又历经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造成的三次人口南迁使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的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在武昌建造可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舰。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会舰船。从此江南地区的水运更加便利起来。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命卫温与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乘坐这样的大船浮海求夷洲（台湾）。这是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国大陆先民首次开拓台湾之举。孙权还想趁此次造访夷洲的机会顺便前往亶洲。

那么这个亶洲又是何地呢？《吴主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由此可在亶洲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称谓。东吴对日本的认知及其联系其实是落后于曹魏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了”彼时日本岛有邪马台国、狗奴国等数十个小国“等信息。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还曾多次遣使向曹魏进贡。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予印绶、财物。同一时期东吴与日本并无官方层面的往来，不过吴地会稽郡的人偶尔能遇到从亶洲来的人，会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难漂到亶洲的。也许孙权此举是试图与曹魏争夺藩属国。卫温、诸葛直的夷洲之行在当时看来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之举：孙权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出海访求夷洲、亶洲，然而卫温、诸葛直最终没能找到亶洲。

卫温一行历时一年仅成功抵达夷洲并带回了几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这次行为不仅没使东吴的疆域得以扩大，反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此恼羞成怒的孙权将卫温、诸葛直下狱处死。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这次夷洲之行，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功在千秋之举——至少东吴的海上开拓举动为台湾纳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三国末期东吴将领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并从地理方位、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这一著作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然而我们不能要求孙权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他实在无法估量夷洲之行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

孙权只知道夷洲之行使东吴在未经历战争的状态下损兵折将，而这在当时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其实是极为不利的。本来在夷洲之行的同时孙权还试图攻取朱崖。朱崖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和夷洲不同的是海南岛并非东吴最先开拓的。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在海南岛上设立九个郡，朱崖在当时本是九郡之一，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个海南岛的代称。

按说从这时起海南岛就已成为中国领土，但在东汉末年的混乱状态下当地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夷洲之行的失败使原来进军朱崖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施行——《吴主传》载：（东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儋耳。东吴对位于海南岛南方的南海诸岛礁的方位、距离和海况也都已有详细记录。东吴以南海岛礁作为补给基地同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梁书·诸夷列传》记录了吴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等多条东吴船队远涉海外的珍贵资料：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到吴国贡献乐人和方物。同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回访扶南，九年后又派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康泰和朱应在扶南碰到了出访扶南的两位天竺使者，从他们口中了解了一些关于印度的信息，据此撰写出《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两部重要著作。

在《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收录的《吴时外国传》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这里提到的大秦国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梁书·诸夷列传》中记载了孙权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这可以佐证出东吴具备着强大到可远涉海外抵达罗马帝国的海运能力。

吴人康泰在出使扶南归国后汇报称：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三众“大秦国宝众-中国人众-月氏国马众”——罗马帝国盛产珠宝，中国人口庞大，控制中亚东部的贵霜帝国则经常出口良马。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罗马的影响力都已辐射到东南亚、南亚一带。当时一个叫秦伦的罗马人走海路来到了吴国都城并参见了孙权。孙权对于罗马的国家制度和物产非常有兴趣，于是多次对他咨询。

后来孙权还把他在讨伐山越时虏获的那些身材矮小、皮肤较黑的越人也送给秦伦，后来孙权又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东吴的海外扩张之路范围广泛：北抵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台湾与海南岛，甚至于东南亚地区、欧洲罗马帝国等地均有涉足。此后的东晋、南朝继承了东吴在海外开拓方面的基础，于是中国的海洋贸易迎来了高度兴盛的时期。

当东吴进行海上开拓时曹魏则维持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过去传统的史籍中对西域的记载多见于汉唐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西域的记载是比较偏少的。尤其是西方史学界甚至一度以为西域在这一时期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致于剑桥大学修的中国史中只有汉、唐、清三个朝代才把西域算在中国版图之内，然而事实上曹魏一直对西域进行着有效管辖。

早在曹丕刚承袭曹操的魏王爵位时就令苏则平定武威三种胡、酒泉和张掖的叛乱；曹丕称帝之后命曹真督军大破羌胡联军，平定河西，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从此曹魏的西域长史府延续着汉代的西域都护府继续治理西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不过中原地区的战乱还是波及到了西域：位于河西走廊和西域交界处的丝绸之路重镇敦煌因为战乱的缘故竟出现了太守职务空缺二十多年的现象。

一时间当地豪门大户强横自大，无人加以约束。曹魏统一北方后尽管仍要面临和蜀、吴两国的战争，不过比起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而言：天下的局势总算安定了不少。在这样的局面下曹魏将在敦煌重新设立太守提上议事日程，但受命任职的这位郡太守惧怕豪强势力，无力改变当地的混乱局面，使曹魏定敦煌以通西域的构想无法实现。公元231年仓慈临危受命被提升为敦煌太守。

他上任后一改前任姑息退让的作风，以刚柔并济的手法来对付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有的招降，有的铲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着仓慈又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减免赋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和打击豪强，伸张正义；抚慰各方商旅，许诺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由此豪强势力受到抑制，贫弱的百姓受到救济。从前所属县城的讼诉案件大量堆积，县令不能判决，多数都汇集到郡太守这里。

仓慈都亲自去审阅，斟酌挑选轻重，如果不是犯了严重的死罪，只是用鞭或棍责罚后就释放了。一年当中判刑的还不超过十个人。平常西域各族胡人要来中原贡献财物，但各豪门大户多拦路阻断不准过往。在和胡人买卖贩运的时候欺骗侮辱轻视，交易是否公平也大多说不清。胡人们对此怨恨，仓慈都慰劳他们：凡是要去洛阳的就为他们出具过关的凭证并封盖官印；想从敦煌郡返回西域的就给他们公平换取钱物。

仓慈还派官吏和百姓在路上护送他们，因此老百姓和各族胡人一起称赞他的品德和恩惠。几年后仓慈死在任内，郡里的官吏和百姓悲伤痛苦好像死了亲属一样。用画图绘制他的形象，怀念他生前的容貌。等到西域的各族胡人听到仓慈的死讯都共同聚会在主管西域的将军戊己（派驻巡视）校尉和当地官长的驻地举行吊唁活动，胡人放声大哭，有的用刀划破面容，以表明出自内心深处的诚意。

曹魏不仅对西域进行着有效管辖，也解决汉朝的老对手匈奴：公元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曹操。公元216年曹操拘留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派右贤王去卑监国，随后将南匈奴打散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将其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至此统一的南匈奴政权不复存在，南匈奴各部族从此分散居住于中原汉地。与匈奴有着相似命运的还有东胡部落联盟的分支乌桓人。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一部分东胡人逃到乌桓山（又曰乌丸山）。生活在乌桓山的这一部族从此就自称为乌桓人。乌桓人大约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公元49年乌桓从五郡塞外南迁至塞内的辽东、渔阳及朔方边缘十郡。乌桓在两汉时先后两次南迁并逐渐发展壮大。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乌桓最后一任大单于在白狼山之战中被张辽斩杀。此后乌桓逐渐被汉、鲜卑、铁勒等族同化。

正始五年（244年）、正始六年（245年）曹魏将领毌丘俭还曾两次东征高句丽。毌丘俭领导的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战后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毌丘俭东征使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的实际统治版图、控制力度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曹魏在恢复了汉代设于朝鲜半岛的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地数千里。曹魏的带方郡太守甚至曾以宗主国的名义调解倭国内战。

同一时期的蜀汉也没闲着。诸葛亮七擒七纵平南中的故事因为《三国演义》的缘故可谓是家喻户晓。事实上七擒七纵的故事不见正史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诸葛亮治蜀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如《三国演义》所说的攻心策略：通过对这些民族的平等相待争取人心。这样的民族政策确保了西南边陲的稳定，而西南边陲稳定的形势更使蜀汉得以进一步与南方的缅甸、印度等地取得联系。

张骞通西域时曾在中亚的大夏国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所产的蜀布，后经询问得知此物系从南方的身毒国（秦汉时期对古印度的称呼）传来，张骞据此推测：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条从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实上早在张骞通使西域开辟北方丝绸之路前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四川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五尺道是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后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而成。

这条道路虽只宽五尺，但却和贯通全国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后汉王朝得以彻底掌控由属地通往如今缅甸、印度等地的商道。这条古道被称为“蜀身毒道”（又名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道从成都出发，一路经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十多个州县，从腾冲进入缅甸抵达印度次大陆，当时中国的丝绸等产品就沿着这条道路大量销售出去。

诸葛亮治蜀时期把这条商道视为是和都江堰工程一样重要而加以保护。蜀汉在三国之中地盘最小、人口最少，蜀汉的经济来源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蜀绣的销售。所以诸葛亮专门在成都设立“锦官”，“蜀身毒道”因为直接关系到蜀绣的对外销售也就必须在战略上对其予以高度重视。蜀汉不仅通过这条古道与周边的缅甸、印度等地取得了联系，甚至和东吴一样也曾接待过远道而来的罗马人。

当时罗马商人进入中国除了通过与东吴之间的海上通道之外还有另一条通道：当罗马商人抵达印度后会向东通过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到达蜀汉治理下的云南永昌郡。随着“蜀身毒道”贸易的火热使蜀汉都城“锦官城”成都成为了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化都市”。曹魏灭亡蜀汉后罗马使节仍同样从先从海路来到缅甸，然后经过“蜀身毒道”抵达洛阳。崇山峻岭中的这条“蜀身毒道”堪称是东西方交往史上的一座桥梁。

《三国演义》在开篇提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而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分裂的时期其实也在孕育下次大一统的种子：三国时期尽管是一段分裂的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南方地区得到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汉民族与匈奴、乌桓以及西域、南方等地的民族加深了融合。正是隐藏在三国博弈背后的经济民生发展、民族融合使华夏大地形成了更为稳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