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学者，开古文献学学科风气之先，成为一代宗师。他是收藏家，慧眼识物，他所指点过的古籍善本，售价之后加个零，也被看作便宜。

黄永年（1925-2007）以唐史研究闻名，学术涉猎甚广，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皆精，书法与印章自成一格。

十年前的今天，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藏书家黄永年先生在西安去世，享年82岁。

壹

1938年的冬天，十四岁的黄永年在沦陷的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经子解题》。这本小册子成为他接触古籍的启蒙读物，为他开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门。几年后，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他竟真的成了吕思勉先生的学生。

黄永年回忆：“我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吕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在课堂上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课。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每次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

在黄永年看来，吕思勉是“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中年以后，黄永年执教陕西师范大学时感慨：“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抚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如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

20岁那年，他买到周越然、纪果庵、周作人、谢刚主、陈乃乾、谢兴尧所著《蠹鱼编》，眼界大开。1946年，黄永年以国文100分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

在复旦读书时，黄永年开始师从童书业，并深得童先生的赏识。据黄永年的学生辛德勇回忆，“在先秦史方面，先生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就连童书业的老师顾颉刚对黄永年也颇为欣赏。

虽然黄永年于先秦史素有修养，后来又成了童的乘龙快婿。但是，黄永年并没有承袭童在先秦史领域的衣钵，反而选择了唐史，并兼治目录版本学。

专注唐史研究后，黄永年写了不少与陈寅恪先生观点相异的文章。他解放后的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否定陈寅恪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曾为学界所瞩目。

后来，年近耳顺之年的黄永年在同友生们聊及往事，才道出了其中缘由：好自立的黄永年不选择先秦史，全是不愿让别人误认为自己是在承受岳父的荫蔽，这才选择了与之毫不相关的唐史。又因为岳父喜好研究陶瓷史，黄永年便索性做起了目录版本之学。

贰

黄永年潜心研究数十年，著作等身。“他学问中很大的特点就是，以版本目录学为出发点，贯通文学、史学和古代中国政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评价，黄老在治学方面非常严谨，国学造诣很深。

“我有几个东西可以成为代表作：《文史探微》、《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苑零拾》。重点是研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因为人家研究有很多错误。另外有一点是版本目录，这个完全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是泡书店泡出来的。”黄永年曾如此评价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

黄永年虽谈不上“家学渊源”，但“学有师承”，他的几位老师，吕思勉先生、童书业先生、颉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有师承是不够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才可能换来文章不写一句空。“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这副吕思勉为他所书“录梁任公语”的对联，一直被黄永年视之为治学的座右铭。

正是由于自身治学的严谨，黄永年在之后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对自己的学生也要求甚高。

辛德勇回忆老师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勤奋以至于忘我，严厉以至于苛刻。作为老师，黄永年授业解惑，其门下学子多人成为学界翘楚，业界专家。

1950年，黄永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起，黄永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等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

的确，黄永年先生虽然有令人艳羡的师承，但他实际上又学无常师，他的文史之学具有浓厚的自学、兴趣、颇具活力等特征。他曾这样自我评估：“从1979年重返教学岗位指导研究生，至今二十五年，自问做到了下面几点：传授了我国古代文史领域最基本且正确的知识（主要通过目录学），使今后不至闹笑话；开设了版本学、碑刻学以及《太平广记》研究等即使知名院校也未能开设的课；让学生知道要读老一辈学者吕诚之师、顾颉刚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著作……”

朱杰人在任华师大古籍所所长期间曾与黄永年交往多年，在他的印象中黄老作为老一辈学人特别喜欢提携后辈学人，“只要是可造之材，就一定大力支持。”

叁

“在藏书界有这样一句佳话：被黄永年看过、摸过、聊过的旧书，价格马上就上涨。”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完颜绍元回忆道，“每次来上海总是去旧书店看书、淘书，所以晚年黄老就不再轻易对古旧书发表看法了，以免被书商利用哄抬价格，这也说明他在藏书和古书鉴定方面非常具有权威。”

黄永年一生好书，在上初中时就开始买书藏书，到上大学时他的藏书已具规模。“当时一本明版书3块5块就可以买。我看着实在便宜，买着玩。当时几块钱的书现在涨到几万块了。当时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如果有的话，现在发大财了。”

黄永年的版本学是自学成才的。但是对于学术技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是生而知之。古籍版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就说：“同一书名同刻本同纸张而尚有印本先后纸张宽狭诸分别，价值即随之差异。”

黄永年1944年在中央大学南京部分历史系读书时，结识了龙榆生及吕贞白先生。龙榆生是词学大师，对于词学著作版本有很深的造诣。吕贞白是学者、诗人，精于版本，尤其精于清代精刻精较本的鉴别及收藏。黄先生注重清代精刻本收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吕贞白的启发。

“藏书不仅是一件高雅的兴趣爱好，而且其中妙趣丛生。”黄永年认为买书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他曾于上海古籍书店购得《三家诗》，这是清人卓尔堪编的曹魏曹子建、晋陶渊明、刘宋谢灵运三人合集，康熙年间刻本，此书一向稀见，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共有十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十家图书馆。

黄永年当时买这部书时，店里的工作人员说，沪上的一位著名的老藏书家曾来看过这部书。他买走后一周馀又因故去了书店，店里的工作人员说，那位老藏书家在他买走《三家诗》后不久要来买这部书，工作人员说卖掉了，老藏书家忙问：“谁买走的？”工作人员说“黄永年先生买走的”。那位藏书家一声不响地走了。黄永年与儿子黄寿成说起此事时，曾颇为得意的说：“他知道这部《三家诗》到了我手里他是搞不到手的了。”

黄先生晚年总结其毕生搜集版刻古籍的经验、见闻、写成《古籍版本学》一书。先生曾详举版刻书的字体及地域特点来探讨其中的规律，但又不得不承认版刻中纸张鉴别是自己的弱项，因为手工制纸时代，一批纸数量有限，很难有规律可寻。

黄寿成曾撰文回忆父亲的书趣，他说：“虽说这些书看似没有生命，但是这每一部书都有着她们的故事，记叙着她们从一个藏书家流传到一个又一个藏书家手中的不平凡的经历，刊刻时间越久远的书故事就越多，这大概也是在叙述着一种文化的传承。”

或许，这正是黄永年一生好书的缘由所在。

（综合自人民政协报、时代周报、藏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