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萍摄

楚雄彝族自治州之名“楚雄”，追溯这个名字的来历，曾有两个传说，一说庄蹻开滇，属下有一位战将叫作“南雄侯”，到过楚雄；一说公元前342年，有一位叫作“威楚”的彝族酋长修了一座土城，人们以其名呼为地名，叫作“威楚城”。公元1386年，“威楚”改名楚雄。起名之时，把“威楚”和“南雄侯”二人之名合并，叫作“楚雄”至今。

事实是否如此，很难考证。倒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一段记载，给人以启发：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其中庄蹻入滇“以兵威定属楚”的记载，至少使“楚雄”之“楚”有了来由。从实际情况来看，楚雄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两件事，都与庄蹻建立的滇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一件事，就是有名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出土。1975年，楚雄市郊一个叫作万家坝的地方出土了一批铜鼓，被学术界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研究证实，这类铜鼓是在一种叫作“铜爨”炊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鼓。目前，这类铜鼓在世界上只有62件，分布在中国、越南、泰国这三个国家。其中，中国有50件，而在云南就有40件。可见，云南是出土“万家坝型铜鼓”的主要省份。其次是广西出土3件，四川1件。而号称“夜郎国”故乡的贵州，至今没有任何一件铜鼓出土。要说青铜文化是“夜郎国”主要标志的话，“夜郎国”在贵州的传说可能永远就是传说了。所以，学术界专家已经把寻找“夜郎国”国都的希望转移到了云南。这样一说，“万家坝型铜鼓”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楚雄州楚雄市、牟定、禄丰、姚安、大姚这几个县市，都出土过“万家坝型铜鼓”，说明“万家坝型铜鼓”在楚雄州分布范围很广。2004年8月11日，“文山铜鼓暨民族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文山召开，笔者提供论文《楚国越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设计铸造者》并在大会发言，明确提出：“来自楚国的越人东地兵进入滇池区域后，要遵从当地以铜鼓为权利重器的习俗，便依托吴越之地源远流长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万家坝型铜鼓铸造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革新改造，创造出举世闻名的石寨山型铜鼓。”按照《隋书》西南少数民族“有鼓者号为‘都老’”的记载，可证楚雄在庄蹻入滇之前就存在有少数民族政权。庄蹻入滇，就得以与这些少数民族周旋，获得共识，才可能建立滇国。要说庄蹻入滇与楚雄没有联系，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在历史事实或文献记录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件事，就是楚雄姚安县目前可见的周小卜将军墓。2004年，笔者出版过《滇国史》，其中引用《滇志》中的一段记载，提到战国后期战殁姚安的小卜将军是滇王庄蹻东防西进战略的实施者。2004年7月9日，笔者到楚雄采风，时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何根源陪同笔者到了姚安。在当地相关领导的引导下，通过实地考察，采取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了解情况，加上对一些史料的研究和思考，初步掌握到“周小卜将军墓”的一些情况。

姚安其地的小卜将军墓地

位于光禄古镇的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思补堂 孙晓荔摄

姚安县为西汉弄栋县旧地，位于今云南省中北部，地处东经100°56′~101°34′，北纬25°13′~25°45′之间。东邻牟定县，南枕南华县，北接大姚县，西与祥云县隔江相望。东西最大横距64公里，南北最大纵距48.5公里，总面积1803平方公里，总人口20多万人，境内居有汉族、彝族、回族、白族等19个民族。

在县城北3公里下新屯村北的龙岗镇政府门口，有一座小卜将军墓冢。据知情人讲，该墓早年荒废，痕迹不存，当地热衷民族文化的郭开云老人多方查询，终于找回清代末年的墓碑，上面阴刻“周小卜将军墓”几个大字，由文物管理部门重新考证文献，以砖石堆砌恢复旧墓于此。

在笔者所著《滇国史》中，小卜将军的史迹是作为民俗材料出现的。但笔者既然引用了天启《滇志》所记述的这一事件，使之入史，笔者觉得有责任对这一传说进行考证，拟以一孔之见为这一历史传说寻找可靠之依据。

有关小卜将军入滇的文献记载

万家坝型铜鼓

就笔者所见，有关小卜将军墓冢记载不载于正史，仅见于方志。

《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姚安军民府条载：“小卜灵岳祠，在姚州西北二十里，昔楚庄蹻之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立庙祠之，土人有祷辄应。”

《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姚安军民府·祠庙》载：“小卜灵岳祠，在府城西北，昔楚庄蹻之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立庙祀之，土人有祷辄应。”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姚安军民府·祠庙》载：“小卜灵岳祠，在卅西北二十里，楚庄蹻之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为之立祠，土人祷之，无不灵感。”

正德《云南志·姚安军民府·祠庙》载：“小卜灵岳祠，在府城西北。昔楚庄蹻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立庙祀之，土人有祷辄应。”在“官迹”条，《云南志》又说：“周：小卜，楚庄蹻将。”

《滇略》卷王《绩略》载：“西南夷之有楚风，自蹻始也。蹻将小卜者，战死于姚，姚人立祠以祀之。”

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出版诸葛元声所著《滇史》亦说：“蹻以兵威略定滇池，又令部将小卜引兵收滇西诸蛮，归报楚王。会秦夺楚巴、黔中诸郡，道塞不通，回复还滇。”

康熙五十二年，管棆撰修的《姚州志·古迹》说：“小卜墓，在府西。按：小卜，楚庄蹻将，战死于姚，蒙人立祠于墓。”其后，自清朝康熙年间至民国年间的姚州方志，都有类似的记载。在其上列举有关小卜将军的记载中，当数《寰宇通志》最早，据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考证，认为该书的史料多在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收集，时间较早。但不管有多早，记载小卜将军最早的庙或墓的文献，都不超出唐代南诏国时期。文献记录小卜墓为“蒙人立祠”，讲的是为当时的南诏王蒙氏所建。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许多史料都没有把“周”和“小卜”这些文字连用，唯有正德《云南志》和姚安旧志提及，与今“周小卜将军墓”碑上的文字吻合。

“周”是东周赧王之“周”

不是小卜将军姓“周”

对于“周小卜将军墓”碑上的文字，一些同志把“周小卜”当成人名，认为庄蹻之将“小卜”姓“周”；一些同志认为“周”是“周朝”，不是姓氏；一些同志提出：倘若真有“小卜”其人，但“小卜”处于战国，与周朝无关……对于这些问题，笔者看法如下：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延接周慎王定登基，是为周赧王元年。就战国后期的楚国而言，周赧王在位59年的从政生涯，一生历经怀、顷襄、考烈三代楚王时代，是中国历史中王位较长的一位国王，也是东周的末代国王。这个时期，东周政权犹存，但战国七雄业已竞起，各使解数，逐鹿中原，东周政权名存实亡。由于东周国名依然存在，而庄蹻入滇建立滇国时为楚顷襄王在位之年，故把跟随庄蹻入滇的小卜当作东周末代之人，也是合乎情理的。

“周小卜将军墓”因何而建，建于何时？

据说，“周小卜将军墓”最早记载见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说的也是墓系南诏蒙氏所建。

查《新唐书》，《南蛮上》载：“南诏……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居永昌、姚州之间。”当时，唐朝在姚州设置都督府，都督既兼姚州刺史，又总领滇西的各羁縻州。《旧唐书·张柬之传》说，武后神功年间（公元697年），“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前后，姚州都督府所属的一些羁縻州县的刺史、县令，利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的矛盾，进行地方分裂活动，使姚州都督府和下属各羁縻州县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朝为稳定和巩固姚州都督府所属的一些羁縻州县，利用蒙舍州（南诏）的首领皮罗阁征服邻近的一些羁縻州而统一了洱海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合六诏为一”。公元738年，亦即开元二十六年，皮罗阁兼并了云南郡（即姚州都督府）内的各羁縻州县，唐王朝因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仍旧从属于姚州都督府。

云南方志上说“小卜灵岳祠”为“蒙氏时，立庙祠之”，可能就是在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后这一时期所建。

当时，皮罗阁建“小卜灵岳祠”的目的可能有三：一是向唐王朝表示忠心，认为小卜为战国开滇之王庄蹻属下，来自靠近中原的楚国，入滇是为了开拓楚国疆土，皮罗阁似把自己当作小卜，表示南诏臣属于唐朝廷，他们是大唐王朝派到古代云南其地的臣民，在南诏其地为大唐王朝开疆拓土，扩大王朝版图；二是标榜自己。当年庄蹻入滇称王，派出小卜一部扩大统治区域，但小卜将军没有冲出滇西昆明人的封锁线，战死于姚。皮罗阁则鹤立鸡群，独树一帜，不仅在滇西一带所向披靡，成为威震四方的“云南王”，而且因为镇压东部爨区贵族的叛乱旗开得胜，把南诏的统治势力从滇西扩展至滇中和滇东地带，皮罗阁可能是自比滇王庄蹻，故为小卜造祠建墓；三是向唐王朝亮出警示灯。天宝十至十三年（公元751～754年），唐朝三次征伐南诏失败，南诏便脱离了大唐王朝，进一步兼并了邻境的许多地方而建立了独立于唐王朝之外的南诏政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诏政权建立“小卜灵岳祠”，是告诫唐王朝不要轻易进攻南诏政权，否则，其下场有可能就像小卜将军一样，有来无回。

南诏政权在姚安其地修建“小卜灵岳祠”，显然是因为其地有过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经过当地人的演绎，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然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亦即南诏政权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建立了“小卜灵岳祠”。但其主观因素之外，却起到了客观记录战国后期发生在古代云南的这一段历史的作用，使之定型，成为当地文明演进史中一道深刻印记。

小卜将军西进战殁于姚安一事属实

民间传说，小卜将军是滇王庄蹻部将，要判断历史上有没有小卜将军西进这件事，首先要判断历史上有无庄蹻其人，庄蹻是在什么年代进入古代云南？据《滇国史》载：庄蹻受楚顷襄王派遣，率领由百越民族组成、有10余万之众的东地兵，于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自楚国溯长江而上，进入了古代云南，建立了古滇王国。小卜将军若是滇王庄蹻部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担当了滇王西进战略执行者的重任。笔者之所以有此判断，理由如下：

首先，庄蹻是越人，小卜亦是越人。

《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楚都），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拒）秦”。

《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使将军庄蹻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史记·楚世家》记述秦国夺去楚国的“巫、黔中郡”以后，楚顷襄王于公元前276年招收了10多万“东地兵”溯长江而上，“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所谓“以为郡”，指的是被秦所夺的“巫、黔中郡”之一部分，亦即“东地兵”所收复的“江旁十五邑”，而非秦所夺的“巫、黔中郡”的全部。这些“东地兵”，指的是来自“东国”或“东地”之兵，据《左传·昭公四年》《国语·吴语》《战国策·楚策三》《史记·楚世家》《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墨子·非攻》等相关史料指证，所谓“东国”或“东地”，亦即“吴越”。如此，“东地兵”则系臣属楚国的吴越故地上由百越民族组成的军队。庄蹻是来自楚国越人“东地兵”的首领，在滇国故地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均呈现出鲜明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征，正好是越人“东地兵”归属于楚国军队的证据，也是来自楚国的越人军队建立了古滇王国的说明。西进战殁于姚安的小卜将军当然也就是百越民族组成的“东地兵”中的一分子，是滇国建立的功臣。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服滇国之后，在滇国旧地建立益州郡，统领十七县，涵盖今姚安、南华、楚雄、牟定、广通等县，统称弄栋县，归属于益州郡管辖。姚安其地有青蛉河，靠近大姚一带出土过“越归义青蛉长”汉印一枚，可证这片区域在先秦时期有不少百越民族居住。汉人军队进入姚安其地之后，当地越人随即归顺了大汉朝，百越民族首领因而被封为“越归义青蛉长”一职，得赐汉印。古居至汉的越人，当是小卜将军一族后裔。

其二，姚安其地出土有不少战国时期的青铜文物。

姚安古代青铜文化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滇国青铜文化的一部分，数量据说名列全省出土青铜文物的第三位。其地出土的青铜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质量高，在年代上具有连续性。其中属于战国时期的有造型古朴、纹饰奇特、构思精巧的编钟、铜鼓、牛头铜剑、鞋形铜钺、山字形剑、螺旋柄山字形剑、戈、单耳矛、凹心口形铜锄、凹口圆坎肩铜斧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现和使用的年代，正是属于小卜将军西进姚安战殁的年代，可以作为小卜将军到过姚安征战的确凿证据。

其三，姚安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在向石寨山型铜鼓转化。

近年在文山州举行的文山铜鼓暨民族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术界普遍认为，铜鼓至晚于公元前7世纪，就在濮人居住的今云南中部偏西地区问世，虽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又使它独具特色，形成铜鼓文化由南向北而不是由中原向南传播的格局。笔者在会上发言认为，楚国越人东地兵是石寨山铜鼓的设计和制造者。没有楚国越人东地兵的进入（庄蹻入滇），就没有古代滇国的形成，没有百越民族带来的先进的铸造技术，也就没有石寨山型铜鼓的出现。公元前276年，即庄蹻建立滇国后，越人的铸造技术融进了滇民族传统铜鼓制造技艺中，使万家坝型铜鼓向石寨山型铜鼓发展有了技术和手段。在“周小卜将军墓”附近的下新屯村，于2000年5月出土两面万家坝型铜鼓：一面足部无折边，胴径通高27厘米，面径25.5厘米，足径39厘米，腰部被13条垂线分格；另一面足部外移，有折边，通高28厘米，面径28厘米，胴径36厘米，足径40厘米，腰部被21条垂线分格。将这两面铜鼓与其他地方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相比：楚雄大海波鼓腰部未被分格，而楚雄万家坝M23：159号鼓腰部有12格；M23：161号鼓腰部有15格；M1：12号鼓腰部有16格。在对万家坝鼓的断代问题上，李昆声、黄德荣先生于1990年在《考古》第5期发表《再论云南早期铜鼓》一文，把这类铜鼓分为“四式”，并确定其“年代上限为春秋早期或更早，晚至战国末”。以此为据，万家坝鼓的下限“晚至战国末”，笔者将姚安其地出土的万家坝型多格铜鼓判断为战国晚期出土，这些铜鼓格内虽然无纹，但却是处于石寨山型铜鼓在格内饰纹嵌图必经的前期阶段。姚安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腰部之格均比其上与之相比同类型铜鼓腰部之格要多，说明姚安出土的铜鼓为万家坝鼓与石寨山鼓之中间形态。吴越国家精妙绝伦的青铜铸造技术闻名天下，姚安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腰部多格——这个微妙的变化，显然与来自楚国的越人东地兵有关，也与滇王庄蹻派出的小卜将军率兵到达姚安后，其部属东地兵而因其所带来的青铜先进铸造技术有关。

姚安其地出土战国晚期万家型铜鼓，是小卜将军在这一时期接受滇王庄蹻派遣、西进出征战殁于姚安的历史见证。

（作者系云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文史》主编、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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