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继尧率滇军入黔，推翻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贵州军政府，是民国初年西南政局中的大变故，引起了全国舆论界的关注。从此滇军入黔便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至今仍能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兴趣。我们认为，要真正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必须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一）滇军入黔是偶然的历史误会还是早有预谋？（二）滇军假道黔境“北伐”是真意还是别有企图？（三）云南军政府干预黔政、颠覆贵州军政府的真实动机何在？（四）唐继尧入据贵州后，蔡锷与云南军政府为唐辩护又说明什么问题？现仅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试就这些问题作一分析和探讨。

一、滇军入黔是一次预谋事件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包括自治学社、新军和陆军小学）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建立了贵州军政府。在军政府中，以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派占优势，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省级政权。由于军政府中以张百麟为代表的自治学社成员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在政权建立之初，即以对旧势力的妥协求得军政府的“安定”。引进了宪政派党魁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招徕豪绅刘显世入省并任标统、进枢密院掌管军事，使宪政派和封建顽固势力进入革命政府窃据了一部分领导岗位。他们便勾结反动势力进行破坏活动，秘密策划颠覆革命派领导的军政府。

勾引滇军入黔是贵州反动势力夺权计划的重要步骤，早在一九一一年“重九”起义后就开始了。当时云南军政府的宦滇黔人刘显治（参议院议员）、熊范舆（都督府秘书长）、唐尔锟（参谋部第七部部长）和周沆（军政部外交局局长）等人，惧怕自治学社发动起义，组成军政府，使宪政派在贵州失势；遂由刘显治连日要求云南军政府拨出巡防营交唐尔锟率领入黔，联合兴义豪绅刘显世进兵贵阳，抢先夺权。十一月三日，云南军政府同意刘显治的派兵要求。但十一月四日贵阳起义即告成功，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初，蔡锷派戴戡以商办盐务为名回黔，并要贵州军政府委唐尔锟为“贵州西防统领兼办滇省济黔盐务”。戴戡回到贵阳后，根本没有洽办盐务，而是与宪政派、耆老会的头目密商夺权的阴谋。经与郭重光等人多次策划，认为新军北伐援川，张百麟出巡，省城空虚，乃夺权良机。遂以贵州“公口”盛行，“哥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为借口，订下了请求云南迅速出兵，伐平“黔乱”的计划。于是，宪政派与耆老会引荐戴戡入枢密院为枢密员，并与刘显世共掌军事。十二月中旬，郭重光等人盗用“全黔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云南军政府发出“请兵”密电。戴戡又擅自以枢密院的名义发出同样的电报。一九一二年元月，戴戡奉宪政派和耆老会之命，以贵州绅耆代表的身分去昆明，与周沆、唐尔锟等人，召集旅滇黔人在贵州会馆聚会，大肆散布黔中会匪盛行，“奸淫劫掠，竟成匪国”的谎言，煽动与会者对贵州军政府的不满情绪。之后，戴戡、周沆冒充“旅滇黔人代表”到云南都督府，七日哭庭，上书蔡锷，诡称“黔军不能治匪，人民推伊到滇请愿。”[1]乞云南都督迅速出兵贵州，“救黔民于水火”。刘显治、唐尔锟等则在旅滇黔人中活动，使其支持云南军政府出兵，救乡中父老；又游说蔡锷等速决援黔计划。终于制订密约五条：“请滇军代黔组织军政府另举都督，擒杀张、黄两人，接洽兴义刘氏。”[1]至此，贵州宪政派、耆老会勾结滇军入黔的阴谋计划算是拍板成交了。

蔡锷多次修订的《云南光复纪要》第八篇《援黔》中说：“黔省反正后，执政如张百麟、黄泽霖、赵德全滥引匪类，盘踞要津，政权匪势混而为一。……黔中耆老爰举代表戴戡，会同旅滇黔人代表周沆，乞便道移师入黔，代清匪乱。”这就充分地说明了蔡锷和云南军政府对派滇军入黔是先期预谋并完全支持的。

蔡锷及云南军政府派兵入黔的决定，曾遭到部分革命党人的反对。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对蔡锷和有狂热扩张野心的唐继尧来说，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云南军政府组织援黔北伐军四千人（一说三千余人）；并从各部抽调黔籍官兵吴传声、熊其勋等编入北伐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任命唐继尧为北伐军总司令，庾恩旸为参谋长，在昆明承华圃集会誓师。二十八日，参谋长兼支队长庾恩旸率领北伐军支队从昆明出发。二十九日，唐继尧率北伐军本队出发。誓师的当天，蔡锷致贵州代都督赵德全电说：“敝处北伐队已派参谋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官。原拟取道蜀中，督率援军共出关陕。嗣接湘都督电，朱道盘据镇箪，颇为湘军牵掣。故滇军拟出湘黔，顺道促其反正。近闻黔中匪势甚炽，遵义、大定曾抢掠一空。滇军到贵阳时，若贵军约其暂住一二日以资镇慑，滇军自当尽力。若恐人民惊疑，则滇军即行通过，决不逗留。万望宣示人民共释疑虑。”[2]电文虽然措辞委婉，但总掩饰不了他们“假途灭虢”的野心。事隔五天，蔡锷发表通电，就向全国毫不掩饰地表露了滇军“北伐”的真实意图：“贵州公口林立，有碍治安。兹编配劲旅一梯团，任参谋次长唐继尧为北伐司令，统率北伐。道经贵阳，便助镇慑。”[3]由此可见，滇军侵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预谋事件。

二、滇军北伐是为了夺取贵州政权

滇军入黔，是为了履行与贵州立宪派签订的夺权密约。为了转移视线，蒙蔽舆论，用“援鄂北伐”的名义，达到假途灭虢的目的。因此，滇军入黔时，曾不断遭到革命派的揭露和反对。为了分析滇军入黔的性质，必须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经过进行研究，从而辨析所谓“北伐”的真相。

有人认为滇军入黔是在北伐援鄂的大局之下确定的，并引证《云南光复纪要》的《援黔》篇来说明。“援黔军即滇之北伐军。北伐军编定于辛亥十月。当时是汉阳失守，民军不利，南北议和迁延不决。识者虑北清复振，谓非联合各民军大举北伐，不足以谋统一而固大局。”因此，北伐军的组织，是南方起义各省的共同行动。当时清军围攻武昌，首义城市告急。独立各省率师援鄂，或牵制其他清军，都是为了革命大局的必要措施。但是，入黔滇军不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兵“北伐”的。虽然云南北伐军编定于辛亥十月，但派往贵州的滇军却在一九一二年元月底。这时）全国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再不是辛亥十月武昌危急的情况，“援鄂北伐”已没有什么意义。从十月十日武昌首义到十一月底，为时仅一个多月，全国二十四省大都宣布独立，就是东北三省也以保安会的名义宣布脱离清廷。由于全国革命高潮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清廷的统治，加速了它的崩溃。即以“援川救鄂”来说，也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二十五日，抗拒革命的清帅端方在资州被义军所杀。二十七日，成都宣布独立，随后成渝军政府合并。十二月二十三日，清督赵尔丰也在成都被杀。西南三省完全光复。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军事方面，自十二月三日起，武汉局部停战，战争基本结束，南北开始议和。清廷的灭亡，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停战议和期间，革命方面逐渐向反革命方面妥协。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北方，袁世凯的反动政权代替了清王朝；在革命势力统治的南方，立宪派和封建官僚也开始勾结起来进行紧张的篡权活动，窃取革命成果。滇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派往贵州的，它伐的是革命派，援的是立宪派旧官僚，夺的是革命政权。

从滇军入黔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这是镇压革命，支持反动派，扩充地盘的不义行径，必然会遭到贵州革命派的强烈反对。当戴戡盗用军政府枢密院名义向云南军政府发电请兵一事被揭穿后，贵州枢密院于一九一二年元月中旬即致电云南军政府，严正指出该电系未经核定而为私人所发，并拒绝借外省兵力干涉省内事务：“外兵入境，则势有偏重，大乱即在顷刻……至大兵之来，尚请暂作罢论。”二月初，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及刘荣勋等得悉宪政派、耆老会邀请滇军入黔后，立即开展了反对滇军武装干涉贵州的斗争。五日，钟昌祚上书蔡锷，揭露兴义刘氏及耆老会反对革命、阴谋夺权的罪行。书中指出：滇军不应当为党人利用，妄杀同胞，挑动战祸。这不是助黔、安黔，而是危黔、乱黔。枪声一响，则“八百万人之生命财产，从兹灰烬。以两党之争权夺势，竟不恤父老子弟无辜受殃，抑可惨矣。”[1]请滇督“迅电维持，免开战端。”力阻滇军入黔。六日，钟昌祚又将上蔡锷书抄送云南省议会呼吁。七日，会见蔡锷、罗佩金，进一步面陈贵州党争情况，揭露宪政派、耆老会的阴谋，并提出“滇军现入黔境，应请勿过花江。”请蔡锷电告唐继尧和贵州军政府。接着，又将贵州党争的真相和滇军入黔的情况函告上海《民立报》及有关各方，以求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支持。

由于钟昌祚开展的揭露和反对滇军干涉贵州的活动，在云南和上海等地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使蔡锷惧于“事涉嫌疑”、“蒙阋墙之恶声”的罪名而有所顾忌，加上入川滇军在宜宾、自贡一带与川军发生冲突，迫使蔡锷电告唐继尧：“川事糜烂，非厚兵力，难望速平……宜暂置黔事，并力赴川，先固根基，再图进取。既免树黔省之敌，又可增援蜀之兵。”[2]二月八日，蔡锷将滇军改道入川的决定电告了戴戡和周沆。

由此可见，蔡锷令唐继尧改道入川的主要原因是贵州革命派的强烈反对和入川滇军告急，并没有因此放弃支持贵州宪政派和耆老会的立场；无奈兵力不足，“暂置黔事”而已。这时，唐继尧的先头部队已进入贵州。贵阳已发生“二·二”政变，军政府瘫痪，宪政派、耆老会处于优势。黄泽霖被杀，张百麟出走，革命派势力大为削弱。蔡锷闻讯，立命唐继尧“酌量分拨数队，代定黔事。余军仍需入蜀，以应援蜀之急。”[2]可见在入川滇军吃紧告急之际，蔡锷仍抓紧进兵贵州的有利时机，全力支持宪政派和耆老会，以镇压贵州革命派。当南北议和达成，清帝退位的消息传来，蔡锷知道对清廷已没有什么仗可打了，立即授权唐继尧，军事行动由其自定。这正中唐继尧下怀，符合其扩充地盘、巩固军事割据局面的野心。于是，在戴戡、周沆的大力配合下，乃率部兼程向贵阳推进。他还制订了“拟先平黔乱，再由遵义出重庆”，会合援川军，囊括川黔的方针，从而实现他做“东大陆主人”的迷梦。

滇军抵达贵阳城郊后，宪政派、耆老会的头面人物任可澄、郭重光等亲率刘显世、胡锦棠部部分官兵到郊外欢迎，与唐继尧制定了夺权计划，事成后允由唐继尧担任贵州都督。唐继尧即命滇军本部驻螺狮山，各队分扎照壁山、东山、观风台、九华宫等险要之地。当滇军抢占城外险要地形，架设大炮，目标对准都督府时，代都督赵德全才识破滇军居心叵测，一面致电副总统黎元洪，揭露滇军的阴谋，望其以中央的名义进行干预；一面召郭重光询问，催促滇军离筑。三月一日晨，戴戡、周沆充贵州代表到都督府，向赵德全下“最后通牒”，令赵“即日引退，宣布辞职。”并威胁“过所限钟点……决以武力相见。”[4]而唐继尧亦告赵，劝令解职[4]，限时交出政权，并部署滇军，准备血洗贵阳。

三月二日凌晨，滇军终于向贵州军政府发起了全面进攻。由于以赵德全为首的贵州军政府没有任何防备，叶占标率领的黔军刚由四川归来，即遭到突然袭击，虽然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迅即瓦解。赵德全被迫微服出走。滇军在刘显世、胡锦棠部的配合下，推翻了贵州军政府。下午七时，贵阳全城尽被滇军占领。

宪政派、耆老会勾结唐继尧血洗贵阳，夺取贵州革命政权，是封建反动势力向革命派的疯狂反扑。在夺权中，对革命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当时的亲历者庾恩旸的《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与黄济舟的《辛亥贵州革命纪略》作了如实的记载。兹不赘述。

三月四日，宪政派、耆老会为了对付革命派、北伐黔军和地方武装力量的反抗，派出代表到滇军司令部计议，盗用全黔人民代表的名义，“推举”唐继尧为贵州临时都督，改组军政府，从而履行了对唐继尧的诺言。唐继尧独揽贵州军政大权，宪政派、耆老会的头面人物也都担任了要职，戴戡、任可澄为左右参赞，“直接辅佐都督，参划赞助一切。”下设政务、军务、卫戍、参谋四部，由周沆、郭重光、华之鸿、何麟书、黄干夫、刘显世等人充任。至此，由贵州自治学社领导的军政府，被以唐继尧为首的滇军军人和宪政派、耆老会的“联合政府”所代替。贵州辛亥革命的成果，从此断送无余了。

三、云南军政府干预黔政的真实原因

云南军政府干预黔政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作为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本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项任务都不可能完成。武昌首义后独立的各省，都将保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权益作为“革新除旧”的主要内容向人民宣告，对封建土地制度不仅不敢触及，反而大力维护旧秩序，保护旧官吏。贵州是这样，云南更是这样。云南军政府对云贵总督李经羲的态度是个典型例子。李经羲是个纨袴子弟，“除做官要钱外，则无所为。”云南反正之日，李曾负隅顽抗。但由于蔡锷、李根源领导的新军力量强大，才逃匿民间。后来被找到了，蔡锷、李根源去看他，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三人跪地，抱头大哭。乃入居谘议局，步行过市，锷搀左手，根源搀右手，经羲面上泪痕未干，人民观者如堵。居数日，请去滇赴沪养疴。蔡、李等以旧属之故，始终礼遇未衰，送之出滇。”临行，还带走大批赃款。其他如提学使叶尔恺，“媚上凌下，摧残学界。”讲武堂学生将其捕获后，“群欲致之死，李根源终保全之。”诸如唐尔锟、张毅、周沆、刘显治、熊范舆等，平日作恶多端，群众“咸拟杀之以快人心。”[5]但都得到蔡锷、李根源的保护，并均一跃而为云南军政府要员。云南军政府的措置，尽可能地保存了旧制度和旧秩序，充分反映了它的所谓“革命”的不彻底性。

第二，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推翻了一个皇帝，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依然沿袭了下来。加以钻进革命阵营中的旧官僚及立宪派的包围和影响，各省的军事首领都出现了向封建军阀转化的迹象。云南刚独立时，由于军事力量增长，部分滇军将领即提出了“西蜀天府，进可以控御中原，退可以据守自固。”[6]“天府之国，为形势所必争。”[7]连蔡锷也有“进而戡定川黔两省……可与满清争衡”[8]的打算。这也是他一向主张的“力图推破省界……扩张军管区，缩小省行政”[9]的具体体现。因此，云南军政府的“援蜀”“援黔”，尽管打着“北伐”“代戡内乱”的旗号，但终究掩饰不了滇军将领扩张地盘的野心。

第三，云南是我国西南边防，清末设新军一镇，计两协四标，另有马、炮各一标，兵力为西南诸省之冠。“重九”起义后，军费不易筹措。正如蔡锷所说：“滇中兵力尚强，而饷项奇绌，若旷日持久，财力实有不支。”[10]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困难，只得靠借外债维持。又因将领众多，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和唐继尧之间便开始了权利之争。蔡锷是外籍人，深感“统驭之困难”。而谢汝翼、唐继尧、叶荃、黄毓成诸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时时想当英雄”，而在省内发展又受到阻碍。蔡锷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迎合他们向外发展、寻找个人出路的野心，将云南兵力引向川、黔，让他们在外省抢占地盘，搜括军饷。这正是蔡锷引兵省外的真实意图。

第四，云南军政府为什么会与贵州辛亥革命后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呢？这与云南军政府中混入了不少黔籍官僚和宪政派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蔡锷本人一贯的思想倾向有着直接的关系。蔡锷虽然在领导云南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但他的一贯思想是倾向于立宪派的。蔡锷少年时期曾在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求学，为其得意门生，并深受杨度熏陶。赴日留学时，曾与“度之君宪救国论，此唱彼和。”虽在全国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得到革命党人李根源等的拥戴，领导了云南反正；但在革命后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与立宪派的意见是一致的。如他曾致电黎元洪，对袁世凯大加赞颂。表示只要其转向共和，亦享有被举总统之资望，为其上台制造舆论。在建都问题上，蔡锷则明确地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正确主张，要求早定大计，建都燕京，以至被袁世凯引为同调。至于吹捧梁启超，为立宪派在新政权中争名誉、地位的言论则比比皆是。民国初建，蔡锷打电报给孙中山，便说：“革命、立宪、君主、民主……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要孙中山“惟贤是任，不必过存党见。”[11]为立宪派加入新政权鸣锣开道。蔡锷的这些言行，实际上给他支持贵州宪政派，反对革命派下了最好的注脚。

四、滇军入黔的影响和蔡、唐的辩护

唐继尧率滇军入据贵州，开中华民国成立后一省用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恶例，必然要遭到贵州革命派和各族人民的反抗，也一定会引起各省的关注和遣责。蔡锷和唐继尧为了掩盖滇军的罪行，诬诋贵州为“匪国”，诬蔑军政府首脑为“匪”，滇军入侵是“不分畛域”，“救灾恤邻”。他们先后发表了大量的通告、文电，为滇军辩护。他们这种欲盖弥彰的拙劣行径，激起了全国的公愤。

一九一二年三月四日，唐继尧向云南军政府和蔡锷报告在贵州夺权成功并担任都督以后，蔡锷即致电唐继尧，祝贺他担任贵州都督是“以副群情”。把唐的夺权丑行誉为“救黔民于水火”的正义行为。[12]蔡锷还致电黎元洪，说贵州“匪势尚炽，人心未安……已饬北伐队留黔镇慑。”[13]希望得到黎的支持。可是，当黎元洪接到赵德全揭露滇军入黔的非法行为的电报后，当即致电蔡锷，明确指出滇军万不可扰害贵州，“请电饬贵军严肃军律，免遭不韪。如黔省安静，祈将贵军撤回。”同时致电赵德全（黎发电时尚不知贵州军政府已被推翻，赵已出走），嘱其“整顿贵省内部秩序，一俟肃清，即可商之蔡都督，将该军队撤回。”[13]黎元洪的立场，反映了当时国内舆论界谴责滇军入黔的共同意向。蔡锷为了掩盖真相，一面通电各省，把武力扩充地盘说成是解救黔人于“倒悬”，是“黔省之福”，不遗余力地为滇军辩护。一面又玩弄花招，复电黎元洪，说只要“黔省早复治安，滇军亦可早卸责任。”并虚伪地表示，“一俟全境底定，滇军自应撤还。”[13]唐继尧为自己辩护更是不择手段。既攻击贵州军政府首脑为“匪”，为“二·二”政变辩护。如说什么“黄匪授首，张匪逃至贞丰，已为该党所戕，传首在途。”[4]又诬蔑自治学社社员全是“痞子”，黔军是“哥匪”。只有滇军才是“救灾恤邻”的“仁义之师”。并声称自己是“奉蔡公之命”前来救“黔民于水火”的。他还盗用“贵州绅商学各界”的名义，向全国散发了大量的通电、文告，为自己的“德政”大唱赞歌。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谬论不能成为真理。唐继尧的倒行逆施，遭到了贵州革命派的揭露和反对。他们向北京、武昌、南京及各省散发各种文告和通电，揭露唐继尧窃取贵州政权后“殄灭我军队，骚扰我闾阎，蹂躏我议会，耗费我公款，勒搕我富户，杀戮我志士，戕害我都督，种种残毒”罪行，要求中央和各省“歼兹巨虏”，[14]以支援贵州，伸张正义。上海《民立报》和《神州日报》也连续报道了滇军入据贵州的情况。因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当北伐黔军闻悉唐继尧入据贵州时，贵州都督兼北伐司令杨荩诚即奉临时大总统之命率师回黔，并于常德致电唐继尧，严厉谴责滇军的丑行，要求“克期撤退”。唐继尧却攻击杨荩诚是为了自己的名位，并拒绝黔军回黔。孙中山为了声援黔军，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分别致电贵州省议会、唐继尧和蔡锷，令滇军回滇，黔军回黔。电文说：“前月杨君来宁，以现在南北统一，北伐事竣，屡欲辞职归农。本总统以黔多故，已委任令其速返。”[15]副总统黎元洪也再次致电蔡锷，对唐继尧窃据黔政极表义愤，并令蔡锷撤回滇军。蔡锷却百般为自己辩护，说什么滇军入据贵阳，是绅民“开诚要求镇抚，至有欲自刎于马前”[16]者，而唐继尧却利用耆老会的旧官僚，大发其通电，反对杨荩诚率师回黔，北伐黔军就地“给资遣散”，军械由湘省代为“收存”。唐继尧的蛮横无理，也激起湖南都督谭延闿的义愤，劝其退师，“免为民国史上开邻省兼并恶例。”[17]又说黔军“反正有功，远出北伐，无故遣散于敌人之手，情有不甘。”[18]四川都督尹昌衡也通电全国，要求各省制止滇军的“假途灭虢”行径。

滇军入黔不仅在西南各省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激烈的反对，西北各省也都谴责唐继尧的无耻勾当。以至滇唐声名狼籍，迫使蔡锷向全国发了“俟黔乱平定后，白应将滇军撤还”的通电。但他却口是心非，在他声称撤军的同时，又千方百计使唐继尧在贵州的地位合法化，转请袁世凯委任唐为贵州都督。唐继尧紧跟蔡锷的行动，指使其将领庾恩旸、韩凤楼、黄毓成、刘法坤等人，用全体滇军名义，以“黔事无人主持，遽尔归去，匪蔓堪虞”为借口，请求袁世凯将滇军长留黔境。

由于袁世凯需要寻求更多的支持者，便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委任唐继尧“署理贵州都督。杨荩诚于贵州光复有功，业令来京，另加委任。”[19]对驻湘黔军，却命令“不准到黔”。

为了解决黔军问题，后由副总统黎元洪倡议，在湖南洪江召开了“三省四方”会议，六月十六日通过了以“黔军回黔、滇军回滇”为核心的《洪江条约》。《洪江条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北伐黔军的情况，也符合贵州的实际。但是，条约的墨迹未干，府继尧就一手把它撕毁了。他诬称订约是湘鄂方面强迫所致，拒不承认。蔡锷也向北京政府为唐继尧辩护，并污蔑湘鄂代表的正大立场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有愧于滇。甚至无理要求北京政府不予批准《洪江条约》，使之等于废纸。黔军群情激愤，导致黔军讨伐滇军的武装行动。唐继尧依靠袁记北京政府，无情地进行镇压，遂使贵州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这支革命武装终于瓦解。

蔡锷与云南军政府为唐继尧入黔百般开脱，以及千方百计让其督黔合法化的行为，说明了他对滇军入黔的态度是首尾一贯的。他和云南军政府是所继尧入据贵州的后台，这是由铁的历史事实所充分证明了的，是无可否认的。

蔡锷领导云南“重九”起义和后来的云南护国运动，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的，是有历史功绩的。因此，他成为中华民国史的著名人物，受到人们的景仰。但是，辛亥革命后，他支持了贵州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派唐继尧率滇军入黔，颠覆了贵州的革命政权，则是完全错误的。唐继尧和贵州立宪派窃夺贵州革命果实，在客观上起了配合立宪派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活动的作用，使之成为更典型的夺权事件。唐继尧和云南军政府在贵州的反动行为，说明云南军政府领导的军队，在性质上已开始发生变化，由革命逐渐走向了反面。由于贵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告失败，唐继尧割据一方的局面形成，贵州的政治舞台上便开始了军阀统治。

注释：

[1] 钟昌祚：《滇黔道中手扎》（《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2] 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

[3]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4] 见《会泽督黔文牍》。

[5] 《辛亥革命》（六）245-246页。

[6] 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7] 《云南文史资料》第六辑第241页。

[8] 《云南文史资料》第十辑第11页。

[9] 《辛亥革命》（三）第257页。

[10] 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11] 蔡锷：《为梁新会事通电》（见《电光集》）。

[12] 蔡锷：《复唐司令电》（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

[13] 见《黎元洪政书》卷八。

[14]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贵州血泪通告书》。

[15]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36页。

[16] 《黎元洪政书》卷九。

[17] 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18] 《黎元洪政书》卷十。

[19] 《贵州公报》一九一二年五月八日。

《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