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特赦1959》只演到了第一批战犯被特赦，第二批特赦的沈醉只在杜聿明的家宴上露了一面，黄维、周养浩、“刘安国”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故事，我们只能从这些人的回忆录中去寻找：除了周养浩等少数几人外，大部分特赦人员都当了文史专员，这些文史专员写了大量回忆录。

读者诸君可能注意到“刘安国”这个名字打了引号，这是因为沈醉、黄维、周养浩等人在电视剧中都是以真名出现，而叶立三、蔡守元、刘安国、陈瑞章则是化名，蔡守元就是当时传为笑谈的“罗盘将军”张淦，刘安国则是背景和经历都极其复杂的文强。

也正是这个带引号的刘安国，后来和沈醉一样，成了将军级文史专员的主心骨——大家都知道，没有刘安国，很多事情都办不成，没有沈醉，很多事情都办不好。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黄维代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在特赦大会上宣读了感谢信，在一天之前，他还对苦笑着对管理员说：“我个人认为自己还没有改造好，等我改造好的时候，政府就会释放我了。”

黄维说自己没改造好，这倒是实话，在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上，黄维的名字原本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在最终审批的时候，文强的表哥用毛笔在黄维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然后画了一个长长的箭头，把他从最后一名变成了第一名。

提起文强的表哥、同乡、老师、上级、部下，我们不能不提起是个伟大和一个有争议的名字，为了表示尊敬，我们不能直呼其名，只能以职务代称，幸好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五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原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北方区中将区长、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兼办公厅主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文强跟黄维一样，也是最后一批被特赦。

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出现了二十多个军统（保密局）省站站长、中统（党通局、内政部调查局）特务的名字，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沈醉名义上的上级、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了。

凯申集团崩盘，笑面虎毛人凤带着一大帮亲信逃往海岛，却丢下了几乎全部省站站长。吴景中（就是电视剧《潜伏》中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天津围城之前抢了一架飞机出逃，这才没有跟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重逢”。

沈醉和吴景中都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的的教官，吴景中在出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之前，还当过中苏合作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景中还是文强的继任者——军统东北区和北满战，都是文强建起来的。

文强虽然是最后一批被特赦，在诸多将军级文史专员中算个“新人”，但他很快就成了这帮将军的首脑——这不是上级任命，而是将军们自己选举出来的。

事实证明，这些脱下军装的将军们还是有一些眼光的，要没有文强，文史专员办公室很多事情还真办不成。

文强来到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时候，那场历时十年的动荡已经接近了尾声，沈醉也在总理关怀下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三年多了（沈醉又在秦城监狱呆了五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75年3月间，在押战争罪犯全部释放后，文史专员中又增添了黄维、赵子立（原第一二七军中将军长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巴中率部起义，1950年11月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员，1951年被捕）、文强、李九思（原第十三兵团中将副司令官）等七人，专员办公室又恢复到以前的繁荣景象。（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下同）”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这些将军级文史专员不但安排好了办公室，还分了住宅楼，董益三（在功德林打过黄维耳光，又差点被黄维掐死）和沈醉都分到了一个单元。

虽然那十年还没过去，但是风浪已经日渐平息，原本已经荒芜的办公楼院子，也一天天变得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了：杜聿明搭起了葡萄架，宋希濂在路上捡了好多马粪，罗历戎种的葡萄也挂满了枝头。

就在一切快走上正轨的时候，沈醉哭着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总理病危！”

杜建时一听，马上跟着哭了起来：“总理健在，我们这些人才有今天，总理病危，我们这些人绝无明日，总理的身体出不得差错啊！”

大家愁眉不展无计可施，沈醉忧心如焚：“我过去不相信有什么神，现在，我却希望冥冥中真有一位主宰人类命运的神，能好好保佑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如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来换取他老人家的健康时，我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身体上任何部位的东西，直到心肝与生命，都立刻献了出来。”

沈醉想起古代的孝子，把自己股上的肉割下来去治疗父母的重病，似乎也能收到奇效哩，他动情至极，把上班途中默想的一首诗写了下来：“割股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沈醉日夜祈祷，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在那个举国痛哭的日子，又发生了一件让文史专员难以接受的事情：他们不可以去做最后的告别。

这些将军们都受过总理大恩，一听就炸锅了：“这也不让，那也不让，怎么文史专员办公室还不如功德林了？”

董益三和郑庭笈找到了问题症结：“我们在功德林的时候，成立了学习小组，有什么事情，由组长与上面交涉，现在我们这些人成了散兵游勇，所以办起事来举步维艰。要扭转群龙无首的局面，就要把大家召集起来，成立我们办公室的学习小组！”

经过投票，文强得票最多，担任组长；沈醉得票第二，担任副组长。

要说这些将军们也真够精明了，文强背景复杂脾气硬，沈醉办事周到人缘好。这两位组长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由文强出面去跟上级申请，要开追悼会性质的座谈会。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当然知道文强有多好使，虽然是刚刚被特赦出来，但是能挡住他的大门还真不多。

文强以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的身份请示，上面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文强拂袖而去，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不为难你们了，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我再回到监狱去！”

文强一急眼，谁也不愿去触霉头，于是文史办公室的座谈会顺利召开。座谈会上，发言的大多是黄埔毕业生，文强的经历最为特殊，主旨发言当然非他莫属：“我在军校学习期间，从团员转为党员，监誓人就是总理。总理在军校作报告时，要我当他的速记员，事后他说我记录准确，字迹工整。能够得到他的表扬，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这样的座谈会，在1976年还举办过两次，每次都是文强当主持人并做主题发言，这两次座谈会，都是文强畅通无阻地申请下来，由沈醉张罗布置。

第一次是追悼朱老总：“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率领我们三百名学生开赴汉口攻打武昌，适逢朱老总从德国回到汉口，邓演达让我挑选四十个黄埔学生跟朱老总一起入川。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朱老总，他虽留洋归来，却穿着土气，满口乡音，待人接物又是那么和蔼可亲，我想，这就是英雄本色啊！”

第二次是追悼主席：“主席比我大十四岁，小时候，因为他在教书，我叫他毛老师。以后大了，知道他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我的姑母，于是改口叫他毛大哥，他曾教我背过文天祥的《路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三次座谈会没有受到任何干扰顺利召开，文强也在文史专员中树立了威信，沈醉的办事周到，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们翻阅史料就会发现，即使倔强如黄维，也对文强和沈醉比较亲热，杜聿明家有个大事小情，沈醉也是每次必到。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那个不肯剃胡子的黄维——他可比周养浩有骨气，也比周养浩明智多了。

周养浩被特赦后非要去岛上度过余生，结果人家根本不要，而黄维被特赦的态度很鲜明：“我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上岛，就留在国内定居！”

因为技术原因，文强和黄维、沈醉在1995年很多隆重场合开怀大笑的合影，修复起来都很困难，所以只能很遗憾地没有展示出来。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文强、沈醉、黄维三人，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忆往昔峥嵘岁月，即使桀骜如文强黄维，也对本文提到的三位伟人都是由衷感佩，这就是人格魅力所致。

历史沉淀下来的回忆录，就像一壶醇酒，总是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陶醉，即使心如铁石，看了特赦者对伟人的敬仰钦慕，也不由得热泪盈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伟人风范，光耀千古，文强黄维沈醉等人铭感五内，岂不正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