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问题专家”为标签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欧洲应该谨慎的理解所谓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美欧之间的战略关系已经不如以往，衰退中的美国无法为欧洲提供战略必需品，走在“战略自主”十字路口的欧洲应该正确认识到中国的重要价值，并且避免卷入“新冷战”。施罗德建议朔尔茨政府充分发挥德国身处“欧洲心脏”的地缘作用，不该投入过多精力应对所谓的“中国崛起问题”。施罗德强调：“这个政策方向没有意义，基于价值观或者冷战思维的外交政策注定要失败”。

德国前总理（德国前总统科勒）

何谓“新冷战”

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战略界一度确信，其胜利带来的“单极优势”足以让世界长期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然而，从9·11事件后漫无尽头的反恐行动和局部战争，到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再到政治、社会层面频现的制度弊病，美国的优势被不断消磨，其国内反建制民粹主义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历史并未终结”。当奥巴马的温和“变革”无法回应美国民众的急切诉求时，愤慈的特朗普扶摇直上，尝试借助“美国优先”为美霸权续命，将美国塑造为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使得美国国内保守思潮甚嚣尘上。为了避免正面讨论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诸多主要矛盾问题，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试图借助中国相关的话题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甚至将中国塑造为类似于冷战中的苏联那样的战略对手，并且开始套用冷战时期美国对付苏联的种种做法来应对中美竞争，就此，中美爆发“新冷战”的论调开始抬头。尽管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令“冷战叙事”回归，但“新冷战”的说法并不被所有美国人接受。包括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科茨、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内的诸多前政要和学者公开反对这种机械化的类比，提醒人们注意中美关系的特殊性。然而，“新冷战论”的市场持续扩张，“中国威胁”被无限放大。政治人物与国会议员纷纷效仿凯南、杜勒斯甚至麦卡锡等“前辈”，全力助推意识形态恐慌，学界亦发表《更长的电报》等研究成果鼓风助阵，为美国政府各种单边主义行径背书。从主张全面脱钩到渲染意识形态危机，民主共和两党的鹰派一步步将美对华政策引向遏制歧途，“全政府”“全社会”这样的术语被上升为对华政策的组织方略，最终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进入了类似于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状态。

欧盟的选择：平衡外交

在冷战时期，西欧各国能够一致性反苏的关键原因有二：极度临近的全球大规模战争以及东西方集团间相对割裂的经贸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陡然加速，美国的“战略对手”们的角色开始丰富起来，以中俄为例，尽管美国将中俄视为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对手，但事实上中俄也是美国广大盟友甚至美国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了在当今的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必须控制在非冲突性竞争的基调下。在这个大前提下，经历了特朗普时代的欧洲决定走上一条基于战略自主和平衡外交的发展路径，这使得美国无法像冷战时期那样将自己的盟友一一“拉上贼船”，投入国家集团间竞争。无论是中德合作还是中欧合作，当前中国已经成为欧洲主要国家迅速走出疫情阴霾的关键支持性力量，同时中国也是帮助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关键，这正是施罗德建议欧盟审视欧美关系的深层逻辑。

拜登也明白：“新冷战”注定要败

“联盟制华”是拜登政府有别于前任的核心策略，具有丰富的冷战意蕴。然而，拜登“全球游说”的结果显示，“冷战式联盟”不仅难以构建，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约翰逊均表达了避免建立对抗性阵营的意愿，日本领导人也不赞成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的机构，各东南亚国家更是争先恐后地表示拒绝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如果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传统盟友、环伺中国周边的“潜在伙伴”均不认为中国对它们构成“生存威胁”，美以意识形态为由对华施压就无从谈起。中美两国具有美苏间不具备的高度相互依存性，无法被简单划分或者人为完全分割、相互对立的两个集团。过去两年即便两国关系极其糟糕，双边贸易额和投资额仍不降反升，企业在“用脚投票”反对冷战式的对立。美国商会中国中心的报告显示，如果所有中美贸易都要承受特朗普增加的对华关税，美经济产出到2025年将每年损失1900亿美元。进一步，根据中国海关的数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21年达到了历史性的3500亿美元，所有的数据和事实都在告诉拜登，套用冷战思维的“联盟制华”策略根本不可能运转得起来。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拜登在多种场合明确表态中美不能陷入“新冷战”，不打“新冷战”的表态同样蕴含着拜登政府未来对华战略的样貌。2020年大选前，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就曾将中美两国比喻为“独木舟上的大象”，指出“如不加小心，会倾覆船只、淹没他人”。对拜登及其团队来说，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在一组相互依存的双边关系中寻找美国的正确战略，是艰巨却必须完成的任务。多次强调不打“新冷战”能够证明，华盛顿开始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相比冷战时的美苏关系，当前的美中关系要复杂得多，须以更审慎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