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目的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此外，章学诚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 “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文史通义》局部

《文史通义》命名来源。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章学诚去世后，其著述大约形成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大梁本《文史通义》系统，大梁本是指章学诚之子章华绂于道光十二年（1832）刊刻于开封的《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此后，伍崇曜刻于咸丰元年（1851）的《粤雅堂丛书》本、补刊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浙江书局本，以及章学诚曾孙章季真刻于光绪三年（1877）的贵阳本，皆是在大梁本基础上翻刻、补刊而成。因此，笔者将以上诸本统称为“大梁本《文史通义》系统”。二是一九二二年刘承干嘉业堂刊《章氏遗书》，该本以沈曾植家藏钞本为底本，并益以《和州志》《永清县志》《信摭》等，汇编而成为迄今收录章氏著作最备之版本。

专家点评

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也是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的。自清初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之后，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至乾嘉时代，考据学者们终日埋头典籍，不问世事，竟为无用的鱼虫之学。

章学诚认为，这是从明人无本空谈的一个极端又走到了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了，因而对考据学风应当有所矫正，提倡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说，“今日学者风气， 征实太多， 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时， 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表明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也有矫正时下考据学风之意。

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着《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