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30年应同乡老友许寿裳的请求，特意为刚刚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许世瑛开具了一份附有简要评语的推荐书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许寿裳在儿子五岁时，“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既然早就担当过启蒙引导的重任，他当然要负责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许世瑛“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二三《和我的交谊》），由他这样有着弃医从文经历的父执来现身说法，毫无疑问会更有说服力。这份颇具特色的书目后来经整理者根据鲁迅手稿重新校订，题作“开给许世瑛的书单”，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早就经过无数鲁迅研究者的反复爬梳和仔细琢磨。不过大部分学者都习惯于藉此探究鲁迅的知识背景和治学旨趣，很少会将其置于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源流递嬗之中加以检视，更鲜有从许世瑛的角度去考察他日后究竟是如何付诸实践的。

许寿裳与鲁迅摄于东京

《四库全书》里的治学门径

要为初学者指点门径，自然得凭借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研究心得，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否则就会像鲁迅自己在《读书杂谈》（收入《而已集》）中所揶揄过的那样，“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以这份书单中所列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例，在向许世瑛郑重推荐时，他特别指出此书“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类似的意见，他后来也曾言及，在《随便翻翻》（收入《且介亭杂文》）中就提到，旁人“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语气中固然充满了戏谑调侃，但依然可见他平日对这两部目录学著作颇为重视。当然，他也考虑到许世瑛原先志不在此，缺乏必要的基础，所以并未推荐繁复周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代之以旨趣相同而删繁就简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据韦力《鲁迅藏书志·古籍之部》（中华书局2016年）的介绍，其藏书中确实有一部绍兴徐氏八杉斋刻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想来必定也是常置案头，时加翻阅。

不过，鲁迅对《四库全书》则是屡有批评，毫不假以辞色。先前在《这个与那个》（收入《华盖集》）中就讥讽“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其后在《四库全书珍本》（收入《准风月谈》）中又再次提及《四库全书》“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而在《病后杂谈之余》（收入《且介亭杂文》）里更是痛斥“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然而在此期间，他为什么又如此推重原先依附于《四库全书》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呢？这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渊源有自。晚清名臣张之洞在谈到“读书宜有门径”的话题时格外强调：“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輶轩语·语学》）为了回答诸生“应读何书”的疑问，他还另撰有《书目答问》“以告初学”（《书目答问略例》），在史部谱录类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简明目录》，在后者下面还特地注明“翻阅较便”。据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柳诒徵《〈书目答问补正〉序》及叶德辉《郋园读书志》等所言，《书目答问》其实是由对张之洞执弟子礼的缪荃孙代笔的；不过陈垣在《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原载1936年《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后收入中华书局1982年版《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提出异议，认为缪氏只是“先为助理，复为订正”而已，“均与代撰不同”。暂且不论著作权究竟应该如何归属，作为版本目录学家的缪荃孙也同样称许过“《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善本书室藏书志〉序》），则是不争的事实。《书目答问》不过是略示门径的普及读物，可问世之后居然风行海内，“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确实让很多人始料未及。尽管早已时过境迁，可鲁迅在《读书杂谈》（收入《而已集》）中依然提到：“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他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如此青睐有加，恐怕正是受到《书目答问》的影响。

这也并非鲁迅个人的偏嗜，而是同时代诸多文史研究者的经验之谈。胡适为初学者开列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原载1923年《读书杂志》第七期，后收入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胡适文存二集》），在“工具之部”中就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梁启超虽然严厉批评胡适所开书目大而无当，但随后在编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原载1923年6月14—23日《晨报副刊》，后收入中华书局1932年版《饮冰室合集》）时，在“随意涉览书类”里同样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着重指出“清乾隆间四库馆，董其事者皆一时大学者，故所作提要，最称精审，读之可略见各书内容（中多偏至语，自亦不能免）。宜先读各部类之叙录，其各书条下则随意抽阅”，对其文献价值和阅读步骤做过简要的提示。吕思勉则回忆说：“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滥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此项工夫，现在的学生，亦仍可做，随意浏览，一暑假中可毕。”（《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原载1941年《中美日报》第一六〇期，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吕思勉论学丛稿》）可知由此初窥治学门径早已蔚为风气，并因行之有效而长盛不替。

将大半生精力倾注于考订《四库提要》的余嘉锡则不无感慨地说道：“其衡量百家，进退古今作者，必不能悉得其平，盖可知也。然而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他在这方面深造自得，所下断语自然更为坚确可信。即使是年辈稍晚一些的学者，也莫不如此。张舜徽早年在讲授国学概论时就用《四库提要》各部类叙录作为教材，原因即在于他认为“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憭然于心”（《四库提要叙讲疏·自序》，收入齐鲁书社1988年版《旧学辑存》），能够以简驭繁，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些学者治学宗旨不一，研究范围各异，可在评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却是不谋而合。将鲁迅的评语置于其中，简直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这也恰好说明，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不妨大胆尝试，甚至一空依傍，但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时，依然要恪守传统规范，不能天马行空。

代代相传的推荐书目

在鲁迅的引导下，许世瑛不仅很快就适应了原先是迫于无奈才选择的专业，后来还在清华继续沉潜深造，先后受知于刘文典、陈寅恪、黄节、朱自清、俞平伯等众多名师。他在1945年发表过一篇《研究国学应走的途径》（载《读书青年》第二卷第一期），将国学研究划分为语文学、古文学和中国思想问题三大领域，逐一介绍各自的研究对象及所需专业训练，最后则郑重其事地总结说：“我还要奉劝今后治国学的，无论你研究那一方面，步入那一条康庄大道，一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是必读的书籍。虽然这两部书也有它的缺点，可是它们是治国学的南针，有了它们，我们才不致像迷路之羔羊，看了那浩如烟海的国学而望洋兴叹，不知道如何才会有登彼岸的时日，而额手称庆啊。”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虽然易臻于精微，有时却无从观其会通。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恰好能够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给予初学者要言不烦的指点。正是有过切身体验，颇多受惠于此，许世瑛才会将这一治学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学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参考，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7年整理印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出版说明》中介绍道：“《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一部较全面地评介我国古籍内容的书。对于期望了解祖国文化遗产一般情况的读者，能够起‘知类通方’的指导作用，而且还能鼓励读者去找原著阅读。鲁迅先生曾给一位学习古典文学的大学生开列过一张包括十二种应读古籍的名单，其中便有这部书。”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文中注明所依据的竟然是许寿裳所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而并非《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根据鲁迅手稿校订过的《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分别在1964年和1985年利用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纸型重印过此书，并一直沿用这份《出版说明》。倚重鲁迅的声望来做宣传自然无可厚非，可与此同时却又辗转引录，闪烁其词，绝口不提这份书单的最初归属者，推想起来，应该和许世瑛在1946年后移居台湾不无关系。

许世瑛赴台之后相继在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文理学院等校任教，治学兴趣逐渐集中于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领域，在目录学方面并未做过更深入的研究，但还是为不少初入校园的莘莘学子开设过“读书指导”、“国学导读”等课程。其讲稿后来经过整理，以“中国目录学史”为题，在五十年代付梓行世，此后又多次改版重印。尽管叙述比较简略，可内容颇为丰富，正如他在《例言》中所言，“欲览者得以溯源探流，而识其来龙去脉”。全书不仅对目录、目录学、目录学史的概念以及彼此关系详加辨析，还依照分类方式的不同对各种史志目录、藏书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等做过全面的介绍。因此问世不久，就深得文献学专家的赏识，谓之“纲举目张，条理密察”，“显得严谨而整饬”，“是真能把握着了‘史’的要点”（屈万里《〈中国目录学史〉》，收入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屈万里先生文存》），可见他在这方面仍然有着系统而深厚的学术积累。在讨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许世瑛分“《四库全书》之编纂始末”、“《四库全书》之编纂及校雠手续”、“《四库全书总目》之分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制”等几项娓娓道来，特别强调“当时审核之密，取舍之严，考据之精，分类之细，著录之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虽乾隆帝之所以欲编纂《四库全书》之真正用意，在藉求遗书之名，而行焚书之实（当时被禁毁之书有二千四百十三种之多）。牢笼汉人，诱以利禄，使毕生耗精敝神于寻行数墨之间，以消灭其排满之心。然《四库全书》与夫其《总目提要》二者，在我国校雠学史及目录学史上，为伟观、为奇葩，则无疑也”（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中国目录学史》第八章《隋志以后应用四部分类法官修目录》），对其优劣得失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倘若沿波讨源一番，恐怕不得不归功于鲁迅对他早年所作的引导。在介绍各类特种目录时，许世瑛还专门列出“举要目录”一项，称“书籍繁多，初学每苦不得要领，于是有举出应读之书，并指示阅读先后之次序，以便初学者可循序研读，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中国目录学史》第十二章《专科目录与特种目录》）。尽管迫于时势，不便言及鲁迅，只能列举梁启超、胡适等人审定的各类书单，但他在运思落笔之际，脑海中想必依然会浮现起鲁迅当初为自己开列的那份推荐书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