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国内美国史研究述评（2011-2015）

伍斌

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内的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在质和量上都上了一个台阶。高水平的文章常能见诸刊物，部分专著得到学界认可。除传统领域继续保持优势之外，新兴领域环境史异军突起，跨国史的研究视野从理论走向实践，疾病医疗史也开始有人涉足，青年学者逐渐在各领域崭露头角。学界对美国史学前沿跟踪日紧，学术交流趋于频繁，中国关切的意识明显，研究生培养更加系统严格，跨国培养模式愈加流行，发展的总体态势鼓舞人心。如果能在选题方面更加精细，在原始资料的运用以及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用上有所改进，那么近期在某些领域与美国学界的对话就非空谈。

关键词美国史研究 传统史学 环境史 跨国史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美国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即不定期地对既往的美国史研究动态进行总结和反思，基本上是十年或五年一小结。时间跨度太长，可能无法细致地体现美国史发展的全貌与新特征，时间跨度太短则难以看清趋势。本文对2011—2015年国内的美国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其特点，试图探寻未来几年该领域的发展趋势。由于不同的学者对美国史范围的定义各异，论及的成果可能稍有出入。本文虽是基于对美国史的狭义理解，但也只能攫其大端而述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加上笔者学浅才疏，对所评述的成果难免存在偏差乃至谬误，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 研究的整体状况

过去的五年，国内美国史领域出版的著作超过130部，发表的论文在1，500篇以上，相对于上一个五年的“56部”和“1，200篇”，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足见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除了数量的跃升，美国史著述的质量也取得了进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代表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美国史研究领域在过去五年内就有五部著作入选。当然这些著作只是过去五年间国内美国史研究高质量成果的代表，是该领域学术成就的一个缩影。

高质量的成果不仅体现在著作上，在论文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2011—2015年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所有外国史文章中，与美国史相关的文章数量首屈一指。从总体上看，五年当中，《历史研究》共发表美国史相关的论文30篇，发表整个世界史领域的文章共108篇。也就是说，该刊物发表的所有世界史的文章中，与美国历史相关的文章占到其中的27.8%，其比例近三成。这一时期，《世界历史》共发表美国史相关文章90篇，占发表文章总数451篇的近20%。诚然，我们不能以论文发表的刊物来评判文章水平的高低，但好的刊物往往更能保证其所发表文章的质量，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多数刊物审稿制度尚不完备的环境下更是如此。这反映出：其一，美国史研究异常活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时有出现，在国内国别史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二，国内的美国史研究队伍规模相对于其他国别史具有一定的优势。

美国史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实现质与量的相伴提升，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第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借2011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的“东风”，诸多高等院校加大了对世界史教研人才的引进，而美国史方向的人才往往成为引进的重点，这有力地扩大了美国史研究的队伍。第二，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过去五年，美国环境史已发展成一个颇为成熟的研究领域，有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美国公共史学的评介，也超出了单一学者的范围；跨国史研究，已从过去的介绍阶段步入具体的研究实践，倚重跨国史视野与方法的成果开始出现；在疾病医疗史方面，国内个别学者也开始涉猎。第三，传统领域推陈出新。这五年中，外交史、政治史、移民史、城市史等国内美国史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在方法视角上受美国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以及跨国史学的影响继而焕发新的生机。第四，原始资料愈加受到研究者重视。随着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以及相关图书与数据库资源的便捷，尤其是网络资源的普及，基于原始资料的实证研究，越来越成为必须，这极大地促进了研究质量的提升。第五，研究领域的“交叉”特性更为凸显，如历史视野中的城市与环境、环境与政治、印第安人与疾病、移民族裔与疾病及环境等。对这些“交叉”问题的研究，既深化了对已有领域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地。第六，学术交流与“现实关照”的加强。近五年来，美国史学界与其他世界史同仁交流频仍，在一些重点院校美国史方向的博士生中美联合培养模式基本普及。通过这种交流，学人们不但能跟踪美国学界的前沿、扩展学术视野，也可在选题方面打开思路，尤其是美国更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无形中对国内青年学者提出了更高的研究要求与期许。

二、 传统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近五年来，外交史、政治史、移民史、城市史等传统研究优势在新理论与新视角的影响下，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传统的“美国外交史”已经被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所取代。虽然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并无多少差别，而实际上反映出两者研究视野的差异。以往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基本上局限于“美国外交史”，而新近的研究则将这种视野超越“外交”的层面，试图立体地建构美国对外关系的图景。王晓德所著的《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无疑是这种视野转变的典型。该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对全球“美国化”的历史与现状考察，揭示隐含在这一全球现象中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本质。作者指出，“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其所导致的“美国化”成为他文化面对的巨大挑战。王立新从中国学者的现实关照出发，对1913—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进行解释，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主题是崛起后的美国如何追求新的国家身份与国际秩序，并依此反思中国的现实，尤其对个别学者鼓吹中国在世界担当领导角色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当然，传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仍然受到倚重。王晓德对美国内战前的外交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作者超越传统通史类著作的论述方式，采取通史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在解读大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孤立与扩张构成了美国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美国历史上的“孤立”具有特殊含义，与“扩张”并不冲突。二者是在相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种不同却为一体的概念，“为美国早期外交所确定之目标的实现交互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张晓莉借鉴政治文化诸理论，将美国民间信息教育局的行动置于战后日本政治文化迁转的进程中进行考察，集中关注民间信息教育局的措施如何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情感与价值观念。

以美国为侧重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关注隐蔽行动与人心争夺，从而大大加深了对冷战国际史的认知。白建才从美国国家战略的角度，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宏观概括与个案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涉及其起源、内涵及其与遏制战略之间的关系，不但深化了对美国冷战战略的认识，同时也拓展了冷战史在国内的研究维度。史澎海论述了杜鲁门到约翰逊政府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的心理战，考察了各届政府的中东政策以及心理战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分析了美国对外心理战的起源、内容以及与遏制战略的关系。张杨不但关注冷战期间美国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争夺人心的多种方式，同时也注意到美国政府针对其人民的思想灌输。

国内学者一直关注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也是新成果迭出。沈志华等人选取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案例，从全球、区域和双边关系三个层次上探讨冷战期间美国的重大外交政策及其影响。梁志阐述了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指出“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的最直接动因是朝鲜对美国情报收集活动的应对策略发生了改变。孙建党从宏观上探讨了东南亚国家对美贸易关系的长期趋势、贸易模式和商品结构的变化以及对其国际收支波动的影响，进而追溯了“二战”后国际体系变动的大背景下美国与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美国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政策史研究仍是相对活跃的领域，其中的美中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也是成果丰硕。在研究美国政府对外决策过程时，以往学者们特别关注总统的作用，近几年学界开始关注美国对外战略设计的其他关键人物。赵学功所著的《富布赖特》便是其中之一。

政治史领域，也是国内美国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李剑鸣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革命时期“代表制”的文章，刷新了一些陈见，同时提供了诸多新的认知。他认为，美国革命时期关于代表制的分歧与争论，“形成了作为现代民主的机制的代表制理念，并且预示了此后美国民主政治的演化路径”；然而，关于美国革命时期的代表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同样存在争论，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不同于传统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现代政体。原祖杰对新英格兰殖民地向尚不完善的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叶凡美从政治史和国家构建的视角，解读早期美国联邦政府围绕“国内改进”的激烈争论和相关政策，“试图揭示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永恒主题：对国家的探索，如何保证国家的有效性，同时又防止其拥有专制权力并对公民形成威胁”。梁红光通过考察和分析联邦制理念形成的演化，讨论美国建国者对国家构建路径的探索。董瑜对美国建国之初的商业公司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将之与当时美国政治文化的迁转联系起来。邵声撰文探讨了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者法律身份从“臣民”到“公民”的转换。

政治史领域的其他方面。王希增订出版的《原则与妥协》，也为学界提供了关于美国宪法总体认知的新解释，即从“权力”(power)、“权利”(rights)，以及“权力”与“权利”互动的视角来理解美国宪法。石庆环勾勒出美国文官群体发展演变的总体轨迹，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对美国文官群体的政府角色和阶级阶层属性进行定位和剖析。高嵩通过分析二战后初期美国政府的就业与培训政策，认为在美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之下，解决失业问题存在着有限性与局限性。李国庆对第三次三K党运动的兴起原因、特点、主要活动和危害以及美国政府对其的监控与打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于留振通过1853年太平洋铁路的立法辩论，揭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辉格党和民主党的不同国家理念等问题上的分歧”。

城市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过去的五年亦不例外。王旭对城市化转型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解读，认为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他还以美国波特兰为例，对大都市区政府治理进行了个案分析。孙群郎的著述论及城市中的郊区化、种族隔离、公共交通、自然与人文生态、大都市区的治理、城市理论等问题。韩宇对风险投资与美国高技术城市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李晶关注了美国南太平洋铁路对南加利福尼亚州城市发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指出火爆房地产开发所导致的“鬼城”与土地浪费等问题。李文硕的研究涉及美国城市生态与城市政治及城市治理之间的关系。

在移民族裔史领域也有新动向。梁茂信将美国移民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进行考察，分析了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欧美国家人口生育率的低增长或负增长与其经济发展呈反向态势，必然决定这些国家继续实施选择和限制的移民政策。他还借鉴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对20世纪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从形成与发展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并指出其对当下中国吸引人才的借鉴意义。梁茂信还从移民的角度，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移民”的性质进行探讨。余志森等人对美国主要族裔群体同美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做了阶段性总结，认为“要使美国长久不衰，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是其必然与正确的选择”。

在社会史与文化史方面，汪树民对美国国内贫困内涵定义、形成原因、特征影响及应对之策进行了多层次分析。张涛在中美关系、美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等宏大背景下，考察了1849年以来美国报纸上的孔子形象，从不同方面呈现了美国人的中国观。在宗教史方面，国内也有学者出版了总结性的成果。董小川详细介绍了美国主要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王恩铭的著述涉及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神学现代派与传统福音派之间的争论，以及当代美国基督保守派等。

经济史方面也有力作问世。韩毅的《美国经济史(17—19世纪)》，是第一部由国内学者出版的美国经济史的通史类著作，该书按经济要素与国家职能构成具体分析了美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历程。此外，欧阳贞诚对当代美国外来移民对美国劳动力供需以及福利财政进行了初步探讨。在劳工史领域，王心扬对20世纪初美国劳工外交理念，以及劳工骑士团的种族政策给出了新的认识。李莉对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劳工住房计划的效用与局限进行了分析。

三、 新兴研究领域异军突起

在过去的五年间，环境史、跨国史、妇女史和公共史学等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新领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其中，环境史的发展最为迅速。该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成果迭出。付成双借鉴特纳的西部边疆概念，以环境史的视角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西部开发历程，同时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环境伦理与东方生态智慧之间进行比较，以期寻求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环境伦理。徐再荣等学者综合考察了20世纪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的发展进程，分析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高国荣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梳理了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阐明环境史学在美国的诞生背景、发展概况及其学术贡献，并对环境史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位置进行了初步评估。侯深的研究同时关注了美国城市史学和环境史学。

利用跨国视野研究美国历史，也由宏观的理论介绍走向了具体的研究实践。王立新通过跨国主义的视角与方法研究美国的对外关系。如果说其《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一文是对美国的跨国史学相对全面的梳理与反思，那么《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0)》一文，则可视为王立新教授运用跨国视野研究的实践。该文“在从1830年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华宣教运动中，探讨美国传教士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处理跨宗教、跨文化关系的，其经验为后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同样，前文提及其专著《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程序追求（1913—1945）》亦是作者运用跨国视野的系统研究。作者在该书中阐述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动、美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跨国影响以及非国家行为组织的跨国活动。

妇女史领域的成果也逐渐崭露头角。吕洪艳通过考察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的发展，发现“两性经济格局的变更，婚姻与性观念的嬗变，单身母亲自有的婚育价值观，政府公共政策的双重作用，合力推动了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的群体扩张”。杨静对美国1870—1920年美国转型时期的妇女就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妇女就业骤然兴起的原因、特征、困境和影响。还有学者论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女性教育问题。以研究美国民权运动见长的谢国荣教授曾撰文指出，美国南部妇女阻止私刑协会采取的各种行动，“不仅改善了南部的种族关系，成为民权运动的先驱，而且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形象，展示了妇女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性，成为女权运动的先驱”。

疾病医疗史也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张勇安探讨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毒品、药品和医疗问题。这些成果既是对冷战史的深入，亦是对疾病医疗史的开拓。高芳英考察了美国医疗改革的历程。她指出，“美国医改历程的最大特点是漫长曲折，充满争议，这是由于美国人的价值取向不同、特殊利益争夺和医疗体制本身的复杂性所造成的”。丁见民对北美殖民地早期印第安人对外来传染病的反应与调适进行研究，认为传染病扰乱了原有权力的平衡，并影响到殖民争夺与政治军事变动。李晶对美国公共卫生史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其在当前美国史学环境下所存在的碎化等问题。

其他方面，美国的公共史学也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王希发表了数篇论文，介绍美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其对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在这五年也有新进展。徐良详细论述了美国“新左派”史学发展的兴替，并对“新左派”史学在整个美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评价。

由于历史研究的特性，一般学者往往在选定某一研究主题之后，需进行长达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甚至穷其一生的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尤其能反映新鲜血液的注入、研究成员的增加与研究视野的拓展，是国内美国史学界同美国同行学术交流加强的结果，也是其研究走向相对成熟的一种体现，标志着国内美国史研究进入了初步体系化的阶段。

四、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长期以来，国内拥有五名美国史研究者的单位不超过四个，分别为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山东师范大学。而现在，美国史研究长期维持在五人以上的单位至少有五家，它们是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以及辽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过去五年间人员流动性加强以及学术新血液的加入，新出现了数个美国史研究群体在3—4人的研究单位，这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上海大学等。国内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多元化发展，既方便了学者间的交流，也能形成研究的聚集效应。

国内美国史学界在过去五年与美国同行的学术往来更为密切。过去仅有个别单位能够与美国学界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跟踪到美国的最新成果。随着信息网络的日趋发达，研究者或多或少能跟踪到前沿问题。不仅国内的相关微信群常发布资讯，美国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的网页都有相关论文的摘要与圆桌讨论的内容。最近五年，在中美史学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交流项目，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合作的学术交流，包括在国内举办讨论班与遴选中国学者去美国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会与访学。但这种学术交流并不意味国内学者在亦步亦趋地效法美国同行，恰恰相反，中国学者无论在论题选择还是在实际研究中，都怀有其特有的问题意识与中国关切，以期从美国历史进程的经验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某些助益。此外，近些年对美国史学名著的引入力度大为增强。其中既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埃里克·方纳教授的通史性著作，也有哈佛大学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关于美国内战中死亡问题的精深研究。对美国史学界新近的名著，国内学术界也及时翻译引进。就笔者所知，2011年“普利策奖”历史学图书，埃里克·方纳的大作《火的考验》一书的翻译已近尾声。其另一部著作《通向自由之途》也已进入翻译阶段。2014年普利策奖历史学图书，《棉花的帝国》也正在紧张翻译之中。对美国史学著述的翻译，尽管不能算作国内美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但它也是国内同仁跟进美国史学前沿的一种体现。值得一提的是，翻译这些著作的译者多为青年才俊，由于他们大多受过较为扎实的美国史研究的训练，也有出国学习的经历，因而其翻译的质量并不低，获得国内美国史研究前辈的赞许与肯定。

新一代学人悄然崛起也是过去五年国内美国史学界的显著特征与趋势。国内的美国史研究经历奠基的一代，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将国内的美国史研究推向高峰；时至今日，他们仍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中流砥柱。经过过去五年的发展，数名“70后”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成绩。“80后”学术新人一般刚毕业不久，这对于需要长期学术积淀的历史学来说，其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默默无闻。相反，在顶级刊物中不时出现一些学术新人的身影。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学者在年轻一代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新趋势，亦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不难预见，女性学者将会在国内美国史研究界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不过，如果将国内的美国史研究与美国同行进行横向比较，其存在的问题也理应引起学界的注意。第一，在选题方面，学者们仍然热衷宏大论题，缺乏研究的精准性。美国学者则偏向于精细的研究，这类研究事实上对研究者的专业素养要求颇高：一方面，需要有颇为生动细腻的故事叙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基于原始资料之上的原创实证研究。如果说以往国内美国史学界因为资料的限制而不得不选取宏大论题，那么，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在资料获取和学术交流都极大便利的条件下，这一理由已经再难立足。基于原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所在，国内美国史研究界也不能例外。第二，缺乏真正意义上凭借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界限已然模糊。而目前我国的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在研究中运用仍流于形式。第三，美国学者的研究通常具有强烈的问题指向，国内的一些成果则更多的是对档案的翻译和叙述。至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差距则更大。

总体而言，过去的五年，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实现了质与量的双重提升，高水平的文章常能见诸史学专门刊物，部分专著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除传统领域继续保持强势地位之外，新兴领域环境史异军突起，跨国史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也已从理论走向实践，青年学者逐渐在各领域崭露头角。学界对美国史学前沿跟踪日紧，学术交流趋于频繁，研究中的中国关切意识明显，研究生培养更加严格、系统，跨国培养模式愈加流行，发展的总体态势鼓舞人心。如果能在选题方面更加精细，在原始资料的运用以及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用上有所改进，那么近期在某些领域与美国学界的对话就非空谈。

本文作者伍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