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工作的实务性、跨学科性、跨地区性与反思性。

传播理论促进了对口述历史的深度分析

张彦武：“现代口述历史之父”阿兰·内文斯本人就是从新闻学专业转行而来的，全球各地的新闻采访中其实也一直在朴素地运用着口述访谈的策略，但较之于口述史学在女性研究和文学研究等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它在新闻与传播领域似乎还缺少更为理论化的总结。

杨祥银：在美国，口述历史与新闻采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而言，在1948年创建以来的四任主任当中，首任主任阿兰·内文斯和第二任主任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都毕业于新闻学专业，后来又获得历史学相关学位，而现任主任玛丽·克拉克（Mary Marshall Clark）则在《纽约时报》有10多年的任职经历。其实，口述历史生成过程的核心就是访谈，只不过它是一种经过前期充分准备的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深度对话，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第三任主任、《口述史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罗纳德·格里（Ronald J. Grele）教授将其称为一种“会话式叙述”（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当然，口述历史方法在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应用，主要是体现在各种类型的新闻与传播从业者和机构的口述历史计划的开展，此外还包括口述历史资料如何被应用到广播、电视、电影和纪录片等节目的创作当中。至于理论探讨，更多的是传播领域的某些理论促进了对于作为过程和结果的口述历史的深度分析，比如有些口述历史学家就将口述历史访谈视为一种“交际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和表演（performance）行为，这些理解都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分析口述历史整个生成过程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档案馆和图书馆需要建立一套适合口述历史的编目、索引、保存与开放系统

张彦武：民间性的“全国中学生历史记录大赛”已成功举办四届，该活动子项目“首届全国中学生家史研习营”的举办也恰逢贵刊创刊号的发布，据悉，这项赛事和研习营的最终胜出作品，将首批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012年开始启动的“国家记忆”项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陈墨研究员在贵刊创刊号上提出的“人类记忆库”概念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您如何看待官方项目对这种民间性口述历史项目的接纳？

杨祥银：通常来说，西方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专业的口述历史机构除了自己发起口述历史计划之外，还会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的口述历史资料。以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为例，由它发起的美国记忆历史收藏（American Memory Historical Collections）计划就会实体和在线收集与保存各种类型的口述历史资料。比如，启动于2003年的旨在通过口述历史记录美国人日常生活与经历的故事团（StoryCorps）计划就会将它们收集到的资料副本捐赠给国会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随着这些口述历史资料的不断汇聚，它将成为每个人的历史记忆之所，其中蕴含的是每个人的生命经历与人生感悟。同样，对于纪录片制作来说，众多已有的口述历史资料是相当好的选题来源，而且口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极佳的纪录片呈现样态。近几年，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口述历史纪录片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节目制作和学术研究方向。

美国故事团（StoryCorps）计划

张彦武：国家图书馆“国家记忆”项目对“全国中学生历史记录大赛”的接纳固然令人欣喜，但公众还是很关切这类口述历史的采集成果进入档案馆和图书馆后如何进行编目、开放等技术性问题，请问国外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杨祥银：的确，口述历史工作者对于口述历史记录的兴趣与热情远远超过口述历史资料管理工作，尤其是那些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口述历史的转录、编目、索引与保存等工作。不过，为保证口述历史资料能够为更多人所共享，那些保存这些资料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需要建立一套适合口述历史的编目、索引、保存与开放系统。就目前而言，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和肯塔基大学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等美国一些大型口述历史机构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口述历史馆藏管理系统。而且，还出版了广受档案和图书馆学界认可的口述历史馆藏管理手册，比如《口述历史编目手册》（Oral History Cataloging Manual）和《口述历史管理：从访谈到档案馆》（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

当然，口述历史学界也需要关注以数字化馆藏／内容管理系统（digital collection/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元数据（metadata）、转录与自动语音识别（automatic speech/voice recognition）技术、数字化编目与索引（digital cataloging and indexing）、数字化检索与保存（digital searching and preservation）以及在线访问（online access）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对于改善与解决口述历史馆藏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的意义。简而言之，它们将极大地改变口述历史资料的转录、编目、索引、检索、保存与访问方式，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应用价值。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馆藏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文本、音频、视频、图像资料以及有关它们的元数据信息，并且能够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这些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料的一体化编目、索引、检索、保存与访问。

数字化革命对于口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张彦武：在《口述史研究》创刊号特稿中，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博士在探讨数字电子革命（digital electronic revolution）之于口述史学发展的影响时，提及“（数字记录，digital recordings）低成本的大规模发布也激发了对于口述历史的创新性呈现”、“口述历史学家现在更加关注对于他们的产品的公共呈现（public presentation）”，那么，您如何理解数字化革命给口述史学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杨祥银：口述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与革新，录音机、录像机（摄影机、摄像机）、记录介质（recording media）、转录器（transcriber）、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计算机、互联网以及相关的信息管理技术（信息存储、编目、索引、检索与访问）的发明与普及性应用，都极大地提升了口述历史学家的工作效率与社会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路易斯·斯塔尔就曾强调，口述历史运动可以被看成一种利用技术（不仅仅包括录音机，而且也包括缩微、计算机以及这个时代的其他技术手段）的有意识的努力，进而抗衡内文斯所哀叹的技术侵袭。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网络摄像机（webcam）与网络社交媒体等计算机、通信、网络以及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digital revolution）给口述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数字化革命给口述史学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与潜在希望，大部分口述史学家都兴奋不已。布雷特·艾农（Bret Eynon）就指出，我们日益提高的对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控制以及传播的能力将会影响新世纪口述史学发展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改善口述历史馆藏的可访问性（accessibility）、可用性（usability）和透明性（transparency）；转变口述历史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应用方式；促使我们回到口述性（orality）以及回到包括讲述和倾听（speaking and listening）在内的作为过程的口述历史的基本核心问题。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则进一步强调，“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我们作为口述历史学家的工作的许多面向，包括人们回忆与叙述他们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它们将改变我们思考记忆与个人叙述、讲述与搜集生活故事、共享记忆与创作历史的方式……口述史学的将来以及口述历史学家的角色从来都没有如此兴奋，或者如此不确定” 。

但是，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新技术并不是万能药，许多与技术本身直接相关的挑战仍然存在，而且许多新问题也将不断涌现。艾农继续指出，不管技术如何发展，人的因素（human element）对于我们这个领域的未来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技术的影响以及口述史学在21世纪的活力与方向将取决于我们。甚至有学者质疑，是不是存在一种由技术所定义的口述史学发展模式。罗纳德·格里就认为：“恐怕不是技术定义我们的实践，而是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如果我们的确正在进入一种新的转变，那它也应该是一个由全球化问题所定义的转变……数字化世界开始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中的人的问题。”

数字化技术不管存在或带来哪些问题与挑战，可是它已经成为过去20年来口述历史学界实践与理论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口述历史学家都宣称我们正在快速步入新的数字化时代（new digital era）或飞跃进入新的数字化信息技术世界（new world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而除了相对零散的探讨该主题的单篇论文或著作中的某些篇章以及学术研讨会之外，最能体现口述史学界在该领域所做的努力的，就是2012年创办并上线的“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简称“OHDA”）网站以及2013年出版的美国《口述历史评论》特刊《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概括而言，数字化革命对于口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口述史学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更改变着我们记录、保存、编目、索引、检索、解释、分享与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written transcript）为基础的口述历史的传统模式。

大陆版《口述历史实务工作案例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充分体现实务性、跨学科性、跨地区性与反思性

张彦武：“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09年编选了《台湾口述历史书目汇编（1953～2009）》；“台湾口述历史学会”2013年年底出版了简明版《口述历史实务手册》，今年6月又出版了“集台湾目前口述历史成果之大成”的《台湾口述历史的理论、实务与案例》。如果编写与台湾地区类似的中国大陆版“口述历史书目汇编”和“口述历史的理论、实务与案例”，您会怎么做？

杨祥银：承蒙原台湾口述历史学会理事长许雪姬研究员惠赠，我已经细致地研究了《台湾口述历史书目汇编》和《台湾口述历史的理论、实务与案例》两本书。毫无疑问，这两本书将为我自己编写相关的书目汇编和实务案例读本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就大陆版《口述历史书目汇编》来说，我希望首先将书目分为论文、书籍和非纸质出版物三种类型；其次需要真正确定哪些作品为真正的口述历史作品，因为我们在图书市场上看到很多冠名为口述历史或口述自传的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产品；再次，在编辑体例上，考虑到过去30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和理论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而同时为反映中国大陆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我希望能够以出版时间顺序来编辑。当然，为保证查找的方便性，这本书目可能需要创建一项以人名为主的索引信息，因为口述历史访谈的核心对象就是人。

《台湾口述历史书目汇编》

《台湾口述历史的理论、实务与案例》

而为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的发展现状，由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申请的《中国口述历史资源调查汇编》项目正式获得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Beijing Yongyuan Foundation）资助。该项目将从口述历史书籍、论文、研究机构（计划）和国外中国主题口述历史收藏等四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口述历史资源和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汇编。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6月，由崔永元先生发起并担任理事长，是北京市第一家直接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旨在收集、保护历史文化，支持乡村教育，促进文化交流传播。目前，该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展示、研究和传播，乡村教育助学帮困，文化交流与传播等多个领域的公益事业。

至于大陆版《口述历史实务工作案例研究》，我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网站以及个别邮件等方式发出前期征稿调查，目前回复允诺撰写文章的同行已经有十余人。其基本原则是充分体现口述历史工作的实务性、跨学科性、跨地区性与反思性。就实务性而言，我们要求每位作者都是各自口述历史计划的真正实践者；跨学科性就是希望体现口述历史与不同学科的跨学科关系及其在不同学科中的跨学科应用；跨地区性是希望能够收录一部分体现海外口述历史从业者实践经验的文章；反思性则是希望每位作者能够结合自己的实践工作，得出一些可供其他口述历史工作者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心得。

采访人：

张彦武（《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编辑、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说明：该稿经2014年和2015年多次口述和书面访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