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档案的重要性。
历史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它具有广泛性、罕见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可靠的凭证价值和广泛的情报价值。韦庆远认为历史档案的内容丰富且详细具体,能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还能比较好地反映出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蕴含之意;档案在我国古代作为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在当今则是史学研究中最为珍贵的、应优先使用的资料。可谓,档案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在韦庆远的历史著作中,不乏大量利用丰富翔实的档案材料,其中很多都属于首次引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如几部论文集(《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等)都反映了他在发掘、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做出的贡献。韦先生深刻体会到“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离不开明清档案的。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重视民间档案。
韦庆远将我国的历史档案大体分成两类:官方档案(包括中央政权和地方性政权档案)与民间档案。他看到目前档案馆馆藏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档案不足,而这部分档案有着官方档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官档和民档,本来都是人们在当时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交往以至矛盾冲突的产物,都是从不同的重要侧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记录,它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和订正的。民间档案较集中而具体地反映着各时期各地区公私之间、官民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宗族之间等极其复杂的关系,极具地方色彩。因此,他力倡各省的档案部门应花点力气收集民间档案,特别强调在利用官方文书的同时,应充分重视谱牒、契约、信札等民间档案的史料价值。
3.重视而不轻信。
韦庆远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又对用档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跟着档案转,既要重视又不轻信”。具体而言:(1)历史档案有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故而要全面地看待历史档案,有分析有思考地对待历史档案,不要孤证立案。(2)他指出档案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绝不可能代替其他图书文献、考古出土物以及社会调查成果等;认为档案和图书的关系,一般来说应优先使用档案,但并非绝对。(3)对待档案也应像对待其他史料一样,贵在审慎地鉴定和分析,贵在与其他史料相核对比勘,考虑其真实性成分,绝不能偏信偏用。“不但要用档案来订正和补充图书文献的不足或不确,有时也要用图书文献来订正和补充档案的不足或不确”。概而言之“:用书不如用档,用档不忘用书,尽信档不如无档,尽信书不如无书,史档结合又相攻,混沌史实可分明”。
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韦先生治学特点之一就是将治史和治档相结合,以整理档案作为史学研究的准备,以史学研究作为对历史档案功能的发挥。他以亲身体验,多次撰文强调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档案工作与史学研究结合的形式虽代有不同,但它们实质性的关系从未中断或疏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相支持以发展,互相配合以前驱,未见独轮能致远,单羽可高翔”。
1.档案馆应该进行史学研究。
韦庆远针对当时学术界就档案馆能否进行历史研究的争议,特撰《档案馆进行史学研究之我见》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文中他指出档案馆及其工作人员应该进行史学研究:一方面,档史结合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史学研究与档案工作密切结合,相互依存和促进,乃是我国史学史和档案事业史公认的事实。自古代的档案馆直到中国民国时期成立的国史馆,一直兼承着保管档案与编撰历史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从《档案馆工作通则》也可看出档案馆承担着永久保管档案以及为科研和各方面提供档案史料的责任;它既应为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服务,又应进行本身包含学术在内的业务建设。总之,不论从历史传统抑或当时的有关政策,韦庆远认为并不存在档案馆是否应该从事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存在应如何妥善组织和安排的问题。
2.档案馆进行历史研究的意义。
韦庆远认为档案馆参与历史研究意义重大,从长远来说有利于本馆业务的发展和工作水平的提高,还能取得丰硕的社会效益。具体而言:(1)就档案馆本身而言,参与历史研究,可以带动馆藏档案资源的开发,使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2)以档案为依据进行论述的著作,大都论述有据、史实确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档案馆又有这方面的先天优势,理应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3)档案馆要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理应逐步提高本馆的科学学术水平和学术队伍,为国家多出成果多出人才,而组织进行较高层次的科研,正是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必由途径。
3.档案馆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
韦庆远不仅提出了档案工作应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还结合自己长期利用明清档案进行明清史研究的体会,为档案馆提出了建议和要求:要量体裁衣,即根据本馆本地的资料来决定自己编研的专题;要留有余地,考虑本人及本单位的人力、专长来决定任务;要有沙里淘金的精神,来收集资料。至于档案工作人员则要做到“阅读宜广,搜集宜勤,选择宜精,加工宜细”。所谓阅读宜广,搜集宜勤,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多读勤读,要勤于查找勤于思考;选择宜精,指编某个专题时要苛刻,重复的材料中挑最能说明问题的,对有水分材料删掉有水份的部分,有不同的记载要加注说明。加工宜细,要利用各种检索工具,尽量做好断句、标点、剪裁。另外,编研工作最好要带着一组问题,而不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看档案。这样可以事半功倍,还可引发更多的论文专题写作。
综上而言,韦庆远的档案学理论包括:重视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尤其强调对民间档案的收集;对于档案的态度要审慎,重视而不轻信;档案工作应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等。
尊崇实学,立足百年
韦庆远教授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重视,体现了他“尊崇实学”的治学特点。韦先生在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提到治学应“尊崇实学,立足百年”“,尊崇实学”,就是不要搞假学,反对空论和“回锅肉”史学,从原始材料入手,史论结合,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立足百年”,就是文章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行。他在撰写每一篇论文时,都非常注意打好资料基础,不辞辛劳地搜索资料,然后缕分细析、反复推敲。因他撰写的清史论文总有近50%属于首次使用的原始资料,故许多学者认为“:韦先生所发表的论文常有新见,而且立论平允而切中肯綮”。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曾致函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成仿吾,其中也说道“韦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崇实的学风,提高了哈佛大学的研究水平”。#p#分页标题#e#
利用明清档案研究明清史,韦先生不是先行者,但应属拓荒者行列。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把利用档案来研究历史,定为终生的学术方向与努力目标,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将图书文献与历史档案结合起来,重视并发掘明清档案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与特殊地位,多次撰文并竭力倡导利用历史档案进行历史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韦教授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并未受过史学本科的系统训练,乃半路出家。最初接触中国史研究时,韦先生从各家主要论文的注文入手,把作者引用的史料出处逐一记录下来,制成自己的必读书目,然后逐一查找补读。正是靠着这份踏实与执著,为他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根基深厚方能行远。韦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仰止的成就,就在于他选择了一条用档治史的“实学之路”,他甘于坐冷板凳,肯下硬功夫;尊崇实学,反对空论,主张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韦先生这种治学的精神委实令人敬佩,尤为值得我们年轻一代的档案研究者学习。
本文作者:李许燕 房洁 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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