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谈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很多人觉得历史应该做实，不应该过多的涉及形而上的东西，何况这也不是历史学所擅长的，如果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难免会有南辕北辙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史学研究，同样存在研究取向和方法的问题，特别是使用史料方面，做历史研究的更要讲究一点方法，不然方向走错了，研究结论也是自说自话，甚至建构了一种不存在的现实，那实在是偏离了历史学最本初的特征。历史学，最主要的职责便是尽可能地复原事实，不能凭空想象，要言之有据，如果每个人都天马行空的想象，那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学，这点实在重要，也是每个初涉史学门径的人，首先要了解的一点。

历史学家的舞台是史料，傅斯年曾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语“史料即史学”，唐代的刘知几也说史学三才“史才、史学与史识”，这史识里面就包括对史料的使用能力，清代的章学诚又在刘知几的基础上增加了史德，里面重点提到史学家要尊重事实。无论说了多少，无非就是强调史学家要尊重事实，要以史料为据，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千万不可信口开河。更要在此基础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是由历史学的专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不是文学，也不是哲学，而是根源于现实的史学。

史料很重要，是史学家取用的材料，没有建立在史料基础的研究是不严实的，也是不充分的，随时随地都会被人驳倒。无论研究手段怎么变，方法怎么创新，史料都是不能舍弃的，对史料深入的研究、解读，是任何时代的史学家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是看家本领。

现在可能有人觉得史料众多，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寻找起来费时费力，也不愿意寻找，更愿意借助他人的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史料在学科内分为一手资料和多手资料，这里打一个比喻，一句话第一个人传给第二个人，然后依次类推，等到了最后一个人，信息很可能是千差万别，与第一个人所说的已经很不一样，这是信息的失真现象。

历史学家在使用史料过程中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史料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从对方的角度对史料进行解读，就会离事实越来越远，所以史学研究一定要从一手资料入手，这样才更加了解社会事实的情况，而不至于陷入他人的思维陷阱。

运用史料过程中还存在解读的问题。每个人的史学根基都不相同，解读史料的能力有大有小。有些人做研究是先有结论，后有论据，这样的后果就是史料解读的片面性，史料为文章服务，而不是论从史来。虽然在研究中也使用了史料，初看起来很充分，但是很多都是断章取义之词，往往只用一小段的史料，放在整个大的史料过程中就是另一种解读了，研究者非要这样解读，实在是牵强附会了。

这里我举个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这份史料原文是“机工出力，机户出资”，我们的教科书解读为这是代表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原因是机工和机户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种解读非常牵强，如果照此理解，那么宋代，甚至更早的时代特别是旅馆业、酒馆业早就出现了雇佣关系，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单单出现在明末，而不是出在更早的时代。这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完全不符合社会事实。

江南市镇

运用史料同样要注意制度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这类学者史料功夫很好，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并且论从史出，他们的问题在于全部依赖某种史料，忽视了其他记录社会事实的材料。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对各个时代制度的研究上，这类学者研究过程中言必提制度，认为制度便是真实，却对其他材料不予采信，很容易陷入误区。

我这里以现在为例，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法律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真正实践中却是另一回事，也就是制度和实践有差距，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所以实践上往往和制度上有不一致的地方，同理，古人也会存在这种现象。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我们不能有这个规定，就认为没有商人干涉政治，甚至参与科举制度的事例，实际上这些情况实在很多。

从史书，当时的文学书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就以制度层面的规定，认为不存在这种现象，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制度上的变化往往是滞后于实践的，往往是实践了很长时间，才会被记录下来。明代严格限制宦官干政，但是《明史》、大量的民间书籍记载了宦官干政的事实，甚至权势熏天，这是真实情况。如果以明太祖的祖训为依据，这样的结论岂不是贻笑大方。

史料的解读的另一个问题便是神话、传言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比较常见的是开国皇帝的本纪记载，在皇帝诞生的过程中会出现异像，甚至发生一些荒诞的事情，这些我们当然要摒弃这种虚假的说法，因为这种奇怪的现象往往是为了衬托天运降临之类的虚构，并不是历史真实，当然不可采信。而且，这些部分也是当时人的看法，并非就是事实。

传言也同样不可信，当然这个比神话更难辨别，需要缜密的逻辑和多种材料佐证，才可证明荒诞性。曹操原本姓夏侯，是许多非历史出身人看法，甚至某些历史学出身的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实在荒诞可笑。

《三国志》提到“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许多人据此就认为担任宦官的曹腾是从夏侯家抱来了曹操的父亲，另外他们更主要的依据是吴国人编写的《曹瞒传》明确提到了曹操姓夏侯。却不知，里面有很大的迷惑性。陈寿在其中只是提到了曹操家不知道姓什么，并没有直接提到曹操就是夏侯家的子嗣；其次，古代的过继有着严格顺序，先从同父母，其次再同祖父，依次向外推过继，但都是以一个宗族、一个姓为主，外姓过继很少见；最后，《曹瞒传》是吴国人所写，要知道吴国当时与魏国是敌国，所记载的自然是肆意诋毁之事，不可信，另外这也是孤证，无法得到更多的材料证实。所以，曹操姓夏侯自然是错误的。我们的史学家更要注意分辨这种错误，犯下这类错误，这是不应该的。

敦煌《三国志》残卷

今天，谈了史学研究的看法，重点是史料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我想，作为每个史学研究者都要重视，这些错误也不该犯，我们的才会在研究中更加的接近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