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文献是已知的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其种类有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政事文书、法律条文、占卜、传说故事、苯教仪轨、文学著作、翻译著作、书信等，涉及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敦煌藏文文献目前分藏于中、法、英、俄等国，其中法藏、英藏部分的内容最为丰富，亦最有研究价值。

藏文文献编目成绩斐然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有法国拉露女士的《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和中国学者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英藏敦煌藏文文献最初由比利时学者瓦累·布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编目，其工作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但全部完成并出版是在布散去世后的1962年。该目录全称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目录，附榎一雄补汉文目录》，共分765个编号，其特点是文献分类编排。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洋文库西藏研究委员会组织山口瑞风等人，费时10年左右，对英藏斯坦因所收集的藏文文献重新编了一个解题目录，名为《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从1977年至1988年间共出了12个分册，该解题目录增加了布散目录未收之文献，并重新编号。英藏方面最新的一部目录是雅各布·道尔顿（Jacob Dalton）和桑木·冯·谢克（Sam van Schaik）合作完成的《敦煌藏文密教写本：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藏品解题目录》，对英藏中的密教文献予以梳理，介绍了编号及藏、梵文名称、保存状况、《大藏经》之出处等，从而为早期藏文密教文献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刊布与数据化进程加速

相对于编目方面的成绩而言，敦煌藏文文献的刊布速度却极为缓慢。直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麦克唐纳、今枝由郎等人编选《敦煌吐蕃文献选》，这是敦煌藏文文献首次较大规模的影印出版，曾轰动学界。进入21世纪，才开始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大规模出版。2005年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计划出版全部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使流失海外的珍宝以出版的形式回归故里。至2012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已出版13册，估计再有两年多时间能全部出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已出版4册。另外，近年来包括敦煌写本在内的大量古文献，在网络上以图板形式逐步得以公布，法藏（全部）和英藏（部分）的敦煌及西域藏文文献也可在“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等网站上查询、浏览。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也已经启动，内含藏文文献。因此，随着数据化工作进程的加快，未来在敦煌藏文文献的使用方面会越来越便捷。

改变国内藏文文献研究单一模式

就“敦煌学”整体而言，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领域，甚至有学者坦言，国内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滞后，拖了整个“敦煌学”的后腿。但是从近年来的国家社科项目立项、博士论文选题等看，似乎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小的高潮。敦煌藏文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复杂，不是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能涵盖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中涉及的学科有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文学、法学、政治学、医学、天文历算学等。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历史学、文献学为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较为单一，对文献的内涵难有全面的把握、诠释和评价。今后应不断加强多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改变单一的研究模式。

藏文佛典价值仍须深入研究挖掘

敦煌藏文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佛教文献，以往学界的研究兴趣在于世俗文书，佛教文献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研究藏文佛典的形成史、渊源流变等方面，敦煌佛典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并有助于深化吐蕃佛教史、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大量敦煌本佛教三藏的存在，使我们可以将其同藏文《大藏经》中的译本进行比较，察其异同，观其流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在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方面一枝独秀，成绩不俗。当然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方面还缺乏系统的全景式的研究成果，仍有拓展的余地。目前，部分国外学者开始重视敦煌密宗文献之研究，如雅各布、罗伯特（Robert Mayer）等人对发现于敦煌的早期藏文密宗文献已多有探讨，并由此阐释吐蕃时代的密宗文献与宁玛派文献之间的渊源关系。国内学者在佛教祈愿文书、抄经题记及部分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大量的藏文佛教文献未被触及，可以说，敦煌藏文佛典应是今后研究之重点，其中的大小乘经论及存量较大的密宗仪轨类文献最值得探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8日第5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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