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采访︱黄晓峰
何欢欢：梵文佛教典籍研究是真正的“冷门”“绝学”，从近年出版的相关成果来看，目前全国的研究人员不过数十人。梵文的研习伴随着佛教进入中国，始终以“难学”“繁学”著称，既是外语外来之学，又深深地扎根于本土文化，星星之火时断时续地燃了两千年却从未出现过燎原之势，当代数十人的专职研究规模已然创造了历史之最。同时，与其他几乎很难被普罗大众知晓的“冷门”“绝学”相比，实际上曲高和寡更甚于阳春白雪的梵文佛教却一直是坊间“喜闻乐见”“不明觉厉”的谈论对象，这除了佛教文化长期深入人心的影响外，也应归功于玄奘、季羡林等古今高僧大德在梵文佛教研究领域树立的丰功伟业和创造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人文研究在欧、美、日的逐渐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作为印度学的一部分，在西方学界拥有辉煌的近现代学术史的梵文佛典研究也不例外。如今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仍然保持着一定规模的研究力量，并试图在整体的颓势中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以继续引领时代潮流。与此相对，国内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间一直处于快速上升的发展时期，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2005年北京大学恢复了曾停止二十多年的梵语巴利语专业本科招生；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于2010年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青年学者，都是在北大和中国社科院的培养下同时又经过多年国外学习而活跃于国际学界的。另外，我们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自2016年初成立以来，一方面开设梵语、藏语、巴利语、日语等课程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培养有志于从事“绝学”工作的后继人才；另一方面与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共建“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BUDA），用学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保存并免费共享多语种、多形态的佛教资源，目前数据库已拥有全球最大量的佛教文献资料，且仍在不断地增加、更新和优化。
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
作为天然的极小众学科，我们从来不担心学生人数太少，即使是“一对一”的教学也能使人类的这种古老文明得以延续，反倒是直接研究对象——梵文原典——的缺席将导致学术欠乏活力和新鲜感。就像我在第一个问题里谈到的，“无经可译”才是曾经辉煌的翻梵典活动在北宋逐渐走向尾声的最主要原因；对于现代学术来说也一样，没有“新”梵文本可供研究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需要基于新文献，也不是有了新材料就一定会产出优秀的新成果，更何况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它可以被不断地反复解读。对于已经积累了大量多语种文献、形成了较固定的方法范式、有着悠久学术史的梵文佛教典籍研究来说，没有新写本、新材料也许较难实现语文学意义上的原创性成果，却不会影响诠释学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和新理论构建，更不会障碍知识的传播与文明的传承。但是，一如“藏经洞”开启了“敦煌学”，“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言被普遍采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敦煌文献早早被掳之国外，中国学者难以得见更谈不上研究，却让有能力和机会的日本学者捷足先登。梵文佛典研究与敦煌学非常类似，最重要的“一手”资料是稀缺的原典，尤其是大量的孤本、珍本，谁掌握了文本资源就相当于扼住了这个领域的咽喉。目前国内只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藏有少量未公布的梵文写本，对外公布的都是已经被（内部）研究过的“旧本”，很多学者只能做着“新瓶装旧酒”的工作以使“酒”弥香浓，传久远。
那么，未被前人研究过的新梵文本从哪儿来？显然不是现代人能够新写出来的，而是只能依靠出土文物或者家传寺承。如前面已经谈到，我国新疆地区和尼泊尔出土的写本公布较早，已由多国学者进行了较充分研究，目前已知的尚待“开发”的优质梵文写本资源几乎只剩下我国西藏自治区保存的大量珍贵贝叶经和纸质抄本。梵文佛典研究的未来或许将长期平稳如故，学者们从辨别字体、校勘词句到翻译解读，按部就班地“为往圣继绝学”；然学海无涯，也不会有穷尽的一天。亦或许某天数万梵荚“横空出世”打破惯常的平衡，那么，专业知识的积累辅之以现代科技，很可能再出现几位玄奘级的大译师、佛学家，开启中国佛教译经与弘传的第三个千年。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梵文佛教典籍研究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中国保存的梵文资源（贝叶经和纸质抄本等多种形态的文献和文物）的管理情况，何时公布、向谁公布、如何公布等等都将是影响国内外几代学者以及学术与文明之传承的重要问题。
·END·
原题《绝学传薪︱何欢欢谈梵文佛教研究》，载《上海书评》2019年2月10日。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