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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敦煌及其所处的河西走廊成为陆上中原通向欧亚的主要交通干道，史书称位于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汉唐王朝时期，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它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会处。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持续千年的交流，孕育了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文物的硕果。

文化艺术宝藏：莫高窟和藏经洞

据史料记载，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莫高窟开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连续十个世纪，直到14世纪的元代以后才停止了建窟。迄今，莫高窟在1700多米长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保存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735个洞窟，分成南北两区。莫高窟是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组合成的综合艺术，融汇了本土多民族艺术，又吸收了来自西域艺术的养分，形成了发展脉络清晰、自成特色的敦煌佛教艺术体系，彰显了恢宏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它包含了建筑、雕塑、壁画、音乐、舞蹈等多种门类的艺术，其中壁画艺术又包含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花鸟画等不同的绘画艺术。敦煌莫高窟代表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是我国对世界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藏经洞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宝藏。藏经洞出土文物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新资料，大部分是失传的写本，并且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遗憾的是，清朝末年的黑暗年代里，藏经洞出土文物得不到保护，大部分被西方列强劫掠而走。随着文物的流散，世界上诞生了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莫高窟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而这也成为国际汉学中的显学。

莫高窟的石窟艺术和藏经洞的出土文献，保存了许多反映吸纳古代欧亚文明的材料。总之，莫高窟和藏经洞是丝绸之路上留下的多元文明荟萃的文化艺术宝藏。

莫高窟的现代文化角色

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地，逐渐变得破败不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远离城市，扎根大漠戈壁，艰苦创业。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巨款，实施大规模加固维修工程，使濒危的莫高窟危崖和洞窟得到妥善保护；同时，引进国外的专家和先进的修复技术，推动莫高窟壁画的抢救性保护。

改革开放以后，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此外，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都为莫高窟实现全面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20世纪80年代后期，敦煌研究院以开放的思维、国际化的视野，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和吸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在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莫高窟的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等文件的出台实施，将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管理推向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此后，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敦煌研究院还建立了壁画抢救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的壁画。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珍贵价值和信息，敦煌研究院采用数字技术，对全部洞窟文物实施数字档案工程建设，并以多种新的数字技术手段，对敦煌艺术进行解读、研究、保存、保护和弘扬。

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学的研究扩大到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佛教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

敦煌研究院经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将文物资源、数字技术和管理功能进行系统整合，形成集网上预约、洞窟实地参观、博物馆仿真洞窟体验等为一体的服务系统，让来莫高窟参观的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我们还通过举办国外敦煌艺术展览、在网上公布莫高窟洞窟数字图像、运用多种新媒体平台等方式，让更多民众共享敦煌艺术，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向世界。

在国际上，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保护管理和旅游开放的创新发展，已经从过去的跟跑、逐步并跑，提升到现在在部分领域领跑的局面，得到国内外游客的普遍认可，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和表彰。

莫高窟是一座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绚丽多彩、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它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彰显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敦煌研究院有责任努力保护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文物，深入研究、发掘、阐释、传承、弘扬其价值和内涵，让敦煌莫高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厚滋养。

（光明网记者王营整理）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4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