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贾根良：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困局、破局与新局-米儿火

作者简介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科技政策、经济史、财政金融与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国代表人物，“新经济思想史”和“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创立者。自2009年以来倡导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保护民族产业、主权信贷、内需主导、智能工业化、国家作为创新的发动机和不对称全球化。

摘要：经济思想史学科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衰落，在经济学界日益被边缘化。导致它边缘化的外部因素是：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对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主流经济学对“硬”科学的崇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垄断利益集团对主流经济学的强有力支持；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的偏见；学科评估标准将经济思想史学科贬低为低等研究。从内部看，最突出的因素就是“辉格史观”对它的支配性影响，将该学科变成了对经济思想的“考古学”研究，已不能对当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启发。要想摆脱“辉格史观”的支配性影响，就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所具有的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功能：(1)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理论的创造过程；(2)能更好地体悟经济政策因时因地而制宜的重要性，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科学思维；(3)作为思想基因库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温故知新，创造新的经济理论；(4)立足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对前沿理论创新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进行评价；(5)通过发挥理论和政策的批判功能，启迪、推动并且直接从事经济理论的创新；(6)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7)为当前经济学发展中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并从过去的经济思想中获得建设新范式所需要的材料。充分发挥这七项功能，需要以新观念来理解和研究经济思想史，这包括新对象、新目的、新方法等，以此作为“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纲领。所谓“新对象”，是指将“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门研究对象。所谓“新目的”，是出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需要，明确“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所谓“新方法”，是鉴于现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忽视了通过研究过去的理论创造新理论的问题，其“历史重建”“理性重建”的研究方法存在严重局限性，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创造解释学”的方法论。在今后十到二十年，通过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并寻找替代性的经济理论，将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觉到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的意义乃至重要性，它有可能面临一个复兴的新时期。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困局新理论的创造

经济思想史也称“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的基础性学科。按照中国经济学学位点的设置，它属于“理论经济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同属“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从世界角度看，近六十年来，经济思想史学科一直处于衰落之中。2006年，格拉茨大学的柯兹(Heinz D. Kurz)教授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年会”发表主席讲演时指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2007年，又发生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结果遭到该国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在这时，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中，在欧盟各国和澳大利亚经济思想史家的联合抗议和请愿之下，最终在2011年重新划归经济学科。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等强大思潮的影响，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盛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可谓门庭冷落。固然，学科生存环境是学科盛衰的重要原因，但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难辞其咎。这就需要从该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入手，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反思，并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一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生存困境、价值再认识

自“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一个专门领域于18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它就不断地吸引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思考。古德温(C. D. Goodwin，1934—2017)认为，大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思想史课程一直属经济学专业训练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自20世纪上半叶步入“黄金时代”后，却于60年代开始衰落，并日益在经济学界被边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被边缘化的呢？从外部看，主要有以下五个因素：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对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主流经济学对“硬”科学的崇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垄断利益集团对主流经济学的强有力支持；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的偏见；20世纪70年代后，主流经济学所支配的经济学研究和学科评估标准将经济思想史学科贬低为低等研究。

尽管不利的学科生存环境是国内外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衰落也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自身的缺陷不无关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辉格史观”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支配性影响。所谓“辉格史观”，是指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历史的观念和方法；或者说，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撰写的历史。自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 Butterfield，1900—1979)于1931年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对“辉格史观”进行批判以来，“辉格史观”在历史学界和科学史学界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是，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1915—2009)在1987年的经济学史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走出密室：经济科学的辉格史纲领》的演讲时，却是贬词褒用，提倡“辉格史观”作为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正确方法，借以巩固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由于“辉格史观”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支配性影响，将该学科变成了对经济思想的“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变成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范式对经济思想史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已经不能对当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启发，这是导致该学科在经济学界日益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如果要摆脱“辉格史观”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支配性影响，就需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价值。总体上说，它具有经济学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七项重要功能：(1)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理论的创造过程；(2)能更好地体悟经济政策因时因地而制宜的重要性，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科学思维；(3)作为思想基因库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温故知新，创造新的经济理论；(4)立足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对前沿理论创新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进行评价；(5)通过发挥理论和政策的批判功能，启迪、推动并且直接从事经济理论的创新；(6)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7)为当前经济学发展中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并从过去的经济思想中获得建设新范式所需要的材料。

当然，这七项重要功能并非自然而然就可以发挥，还需要以新的观念来理解和研究经济思想史，这包括新对象、新目的、新方法等，以此作为“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纲领。所谓“新对象”，是指将“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门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现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偏重于经济理论而忽视经济政策，偏重于经济学家的经济政策学说而忽视政治家等非经济学家以及在普通大众中流行的经济政策观念，很少从当时历史环境中的实际经济政策效果和当前借鉴的角度讨论并评价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的经济政策思想。所谓“新目的”，是出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需要，明确“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所谓“新方法”，是鉴于现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忽视了通过研究过去的理论创造新理论的问题，其“历史重建”“理性重建”的研究方法存在严重局限性，因此，需要引入并大力发展“创造解释学”的方法论。

古德温在《经济思想史》一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经济理论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界对经济思想史学科需求的增长，所以，该学科在“大萧条”中迎来了随后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按照这种理论，现在同样可以观察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长期的经济衰退正在使人们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失望；通过反思其缺陷并寻找替代性的经济理论，正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觉到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的意义乃至重要性，经济思想史学科有可能迎来一个复兴程度有限的新时期。

二经济思想史的新兴分支学科

在欧美经济思想史学界，关于本领域或学科的名称/称谓一直未形成共识，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史”这两个名称上。前者是传统称谓，涵盖面广泛；后者则是晚近出现的名称，特别受到将该学科视为经济学的“学科史”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组成部分的经济思想史家的青睐。参考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文献杂志》的经济学科分类体系以及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在此使用“经济思想史”这一名称。其涵盖范围超过了“经济学史”“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等名称，以容纳众多分支学科，如经济分析史、经济学学界史、经济思想知识史、经济思想编史学、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思想史等等。“经济学史”是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而熊彼特(J. A. Schumpeter，1883—1950)却将其等同于“经济分析史”：“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但是，按照他的定义，“经济学史”明显地要比“经济分析史”范围更广，还包括熊彼特的“经济学的社会学”，即“经济学学界史”。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有三个因素促成了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一些新兴分支学科的兴起。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思想史指南·序言》中指出的：随着哲学解释学、科学哲学、科学学被引入到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就明确地认识到经济思想史渗透着诠释，在其重要的问题上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历史是社会性建构的产物,它具体地体现出了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在他们的研究中所追求的诠释战略。其结果是，我们就有了三个分支学科：经济思想史(观念史),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史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社会学)和经济思想史学史”。在这里，经济思想史指的是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社会学”是指“经济学学界史”，它与“经济分析史”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史；而“经济思想史学史”则是“经济思想编史学”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因素是在批评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分支领域，这主要表现为“经济思想的知识史”。温奇(D. N. Winch，1935—2017)称，“经济分析史”是经济学家们作为“实践者的历史”，其研究目的在于理解现代理论，“他们的编史旨趣相当明确……主要关心的是以目的论的方式处理谱系的问题：谁是谁的先驱，经济学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人们从这种研究中无法了解和理解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并使经济学家们丰富和复杂的思想被简化和模式化了，这实际上就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考古学”的一种表现。针对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温奇提倡一种异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类型的研究——“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其纲领是将当时的经济思想置于其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将哲学、政治、社会思想纳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采用“历史重建”的方法，用过去的语言和思维来理解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

沃特曼(Anthony M. C. Waterman)将经济思想的知识史与经济分析史称作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两种类型，并对比了其不同：经济分析史“的目的不是发现关于我们的前辈如何思考的真实事实，而是通过仔细考察其智力的谱系和渊源，扩展我们对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解”，“在最高层次上，它是一种经济学家的内部活动，目的在于批判性地、创造性地探索学科的理论基础”；而知识史则“打算回答的问题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其研究对象是文本，方法是脉络和情境的，由于使用这种方法，作者常常需要对哲学、神学、政治学、文学和一般历史学与对经济学有同样多的了解”。

第三个因素是对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满。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与熊彼特提倡的“经济分析史”不同，熊彼特之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都是经济学家的“学说”即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总和，研究者采取的是“XX关于YY的理论是什么”的研究模式，因此，在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一了种人物及其理论的研究模式，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思想史家们通过这种研究，不断地尝试对那些青史留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创造提出“更正确和更完整的”理解。这种“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其主要工作就是对文本的训诂和解释。“经济思想史上发表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解释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主要是通过仔细阅读他们发表的著作。此外，对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思想影响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它们对其他著名经济学家的影响。人们不时地或多或少地认为，这种活动可能已经达到了收益递减的地步，对经济学历史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通过应用对这种传统研究方法提供的替代性研究战略而得到极大的丰富。”因此，当哲学解释学、科学哲学、科学学等学科的发展被介绍到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后，前述各种研究分支就开始兴起了。

比德尔(Jeff E. Biddle)在解释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多样化研究类型的成因时指出：“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为经济思想史的写作做出贡献的人，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目的所激励，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策略和材料。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思想史学者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因此，对于什么类型的历史现象最有吸引力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这也是由于他们对基本的史学问题有明确或隐含的不同的答案，这些问题是关于历史的写作目的以及实现这些目的的最佳方法。”尽管传统的“人物及其理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模式和经济分析史受到批评，但它们至今仍是大多数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类型。因为，经济思想史的大部分研究仍是要服务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中，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对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言论提出批评，认为经济政策学说史的研究非常重要，但“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的一个新兴学科却没有得到发展。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经济思想史学家们认为经济政策史不属他们的研究领域；而如果对经济政策史没有研究，那经济政策思想史也就无从谈起了。第二，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经济思想史感兴趣，通常不是由于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是出于思想观念本身的吸引力。第三，经济思想史学家们研究的目的，不是出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需要。所以，在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分支学科中，无论是经济思想编史学，还是经济思想的知识史，抑或经济学界史，它们基本上都是离具体经济问题相当远的“历史研究”，而非直接面向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然而，从未来趋势看，最值得发展的新兴学科，应该是“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

三经济思想史名著中的史学理论研究

所谓经济思想史理论，是对各种经济学说产生与发展的理论解释；由此形成的经济思想史观，是指经济思想史学家有关经济学说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世界观。虽然经济思想史学科至今还没有对“经济思想史理论”进行有意识的建构，但不能说“经济思想史理论”在经济思想史学科中是不存在的。目前，在经济思想史学科中，代表性的经济思想史理论主要有相对主义、绝对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说的“渐变说”“革命说”“革命渐变交替说”，经济学范式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两种经济学研究传统交替式占支配地位”的理论等等。由于很少有人关心这些作为学科发展基础的“元理论”，除了前三种理论外，其他理论都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

“绝对主义”史观着眼于主体的心智发展，将历史视为一个从过去谬误到现今真理稳步不懈的演进过程；“相对主义”史观则着眼于经济学说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将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种理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映，每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对简单地认为最近的理论相比较早的理论错误更少。因此，相对主义史观主张用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成长以及这些力量影响经济理论的方式。相较于“绝对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更能正确地把握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解释各种经济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上，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具有更基本的指导意义。

马歇尔是经济学思想发展“渐变说”的代表人物，但学界对这种学说并未展开过讨论。“革命说”虽早已有之，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更多是与库恩(T. S. Kuhn，1922—1996)的“范式理论”联系在一起，影响较大。由于经济思想、经济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处于革命状态，所以，“革命与渐变交替说”更符合实际，进化生物学中的“间断平衡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说较长期的渐变被短时间的革命所“间断”并在革命性思想基础上又继续渐变的现象。经济学范式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是指经济学革命或新经济学流派的形成往往是通过新的国家、新的地区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转移而实现的。而“两种经济学研究传统交替式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是赖纳特(Erik S. Reinert)在讨论“经济理论的类型和两种教规的基础”时提出的：“据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伪科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相互竞争的教规可以长期并存。在其他科学中，周期性的和激进的格式塔转变，导致了旧的理论轨道被终结并开始了一种新的开端。……但在经济学中，几个世纪以来，‘地球是平面’与‘地球是圆形的’这两种理论却一直长期并存。在本文中，我们将论证一种对今天的古典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进行替代的教规，这种教规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历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借用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 )的隐喻，‘这种传统就像地下的河流，每隔几十年就会冲出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