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或许可以少写甚至不写了;而过去常被忽视, 或轻描淡写的地方, 而今却需要写细写通了, 比如 中外交涉中的经验教训; 政治体制变革中的具体进展和各种复杂因素; 国家经济发展的设想规划成 就困境; 新兴产业的引进生长竞争出路; 城市农村的变化趋势和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 近代科学、教 育、体育、卫生的基本状况和发展缓慢的原因, 等等。近些年来,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表述, 实际 上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 我觉得, 如果把 时代精神和 主体地位的问题更直接明朗地 提出来, 效果或许要更快更好些, 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 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大体说来,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存在着这么几种演进的趋向, 即革命史范式、现代化 范式和后现代范式。每一范式各自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其所突出的中心线索, 所属之主导性研 究领域, 所关注的历史主体或研究视野, 以及采取的叙事类型或书写方式, 概括起来, 有如表格 所示: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后现代范式 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理论 工业化 /市场经济理论 后现代思潮 后殖民主义 中心线索 反帝反封建 破坏性的反传统 资本主义 /工业化 /市场经济 建设性的反传统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 解救传统 主导领域 政治史一统天下 以经济史为主, 以社会史、 文化史为辅 新文化史、新社会史 研究视角 (以社会阶层而论) 人民大众 中间阶层 边缘群体 叙事类型 以事件为中心 宏大叙事 泛政治化、道德化的评价史学 以结构为中心 宏大叙事、整体史观 社会科学化的实证史学 差异、混杂、断裂 (碎片化的过程) 地方史、小叙事 解构真实或反本质化的叙事史学 这几种范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往往被理解为相互对立、依次替代的过程, 因而也就被视 为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封闭性范式。

实际上, 不仅各范式内部存在着诸多意见分歧或派别之争, 各自之间亦非泾渭分明, 在一定程度上反有相互影响、交叉渗透之势, 因而对每一个范式, 都应予以 同情性的理解和历史化的过滤。而后现代范式, 在大陆学界, 目前只是一部分青年学者的学 术诉求, 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意欲取代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的竞争性范式。即便是在海外中国学 此一潮流固然发端已久,且来势汹涌, 以致对传统的研究形成巨大的冲击, 并逐步转向后殖民范 14 近代史视野: 范式与分期( 笔谈) 但迄今为止也未能取其而代之,成为主导性的范式。故而对以上几种范式, 与其就各自的学术 地位论长道短, 不如就其间的对立与联系深入剖析之, 以求更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 嬗变过程和内在逻辑。 首先来看革命史范式。它有一个阶段性的演变过程, 以习惯意义上的暴力革命为标志, 包括革 命过程中的革命史范式和革命之后的革命史范式。尽管在这两个阶段, 对革命史范式的倡导, 都是 现实斗争的需要, 都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 但在前一阶段, 作为一种被压抑的边缘群体的话语, 史学对革命理论的贡献,也体现了革命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 是历史解释体系多元化的重要表 在后一阶段,当这种边缘话语已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时, 则变成了对已然胜利的革命过程的辩护, 逐渐失去其创造性而带有保守色彩, 竟至变成学理上的教条主义。

应该说, 此种辩护性论证, 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失去其先进性和合理性,很大程度上还起到了一种非常 重要的大众启蒙和思想解放作用, 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其对中国历史研 究的贡献更是居功厥伟, 对海外的中国学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定于一尊的意识形 态的产物, 它最终又受到这种意识形态教条化的制约与束缚, 一度遭遇历史的浩劫, 并在这场历史 浩劫中沦为不光彩的政治斗争工具。从学术的角度来说, 其研究的时段也从 1949年前的当代史范 畴变成了之后以 1919年为下限的 近代史, 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则被归属于 革命史、 党史,两者被割裂开来, 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其后经过多次学术争论, 这后一段历史终于被 冠名为 中国现代史, 一些学术论著则径直将研究的下限延伸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日或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 但总体上并没有完全将其弥合起来, 学界统称其为 中国近现代史, 即是其间 存有罅隙的表征。目前教育部学科分类中的历史学二级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进而将鸦片战争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包括在内,显然又更进一步, 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依然将其分成几截, 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 中国当代史等, 真正贯穿研究的少之又少, 且学界对当代史的关注和 投入明显不足。

这固然是对 文化大革命期间恶名昭彰之 影射史学的反动, 但也不免矫枉过正, 不仅人为割断了内在于今天仍在持续的宏大历史进程的有机联系, 引起众多无谓的争论, 也放弃了对 流动着的当下社会主动进行冷静客观之历史剖析和学术研究的良机, 更削弱了史学研究之现实批判 的锋芒, 遮蔽其文化省思的意蕴。 现代化范式自其引进和倡导伊始, 即是对教条化的革命史范式的挑战, 至少也是对其进一步的 完善与改造, 依据罗荣渠的主张, 就是以 现代化取代 革命化, 走出 革命范式的危机。 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 的综合分析框架, 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 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 或许是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 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 也免不了与革命史论者在学术上展开激烈的讨论和争辩。这种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固然 不见 你死我活之政治斗争的硝烟, 但毕竟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拨乱反正之风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体 其后有关告别革命和 走什么路的争论, 以及近年来出 15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510&511页。

488、252页。参见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 %社会科学研究 1979年第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 %广州研究1988年第 11期; 李时岳%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 %史学集刊1982年第 走向共和的讨论、冰点事件、上海教科书事件等等, 同样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在这样一场争辩过程中, 对革命史范式的辩护往往被指责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 而现代化范式更 多地流行于体制内部非主流学者, 甚或民间与海外中国学者之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则在官方 意识形态宣传和教科书领域, 革命史范式的主导地位一直未曾受到怎样的撼动, 但是在学术研究领 随着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乃至市场霸权的建立,现代化范式还是逐步取得其事实上 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 这一范式本身也在不断的学术争论和大量的学术实践中形成比较成熟的理 论框架和解释体系。抑或正因为如此, 亦如同革命史范式一样, 它也逐渐走上了教条主义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现代化范式, 越来越背离其倡导者主张的综合论、全局观, 而系统性地趋向以生 产力、科学技术或市场经济为核心的 去政治化或拜物教化的经济史路径 可谓只见商品不见 且又固守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或八九十年代以来的 新自由主义信条, 其与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之间距离越来越大。

相反, 革命史范式之于改革开放时代, 并未完 全丧失其学术韧性与活力, 而是逐渐突破 党史的框架, 涵容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历史事项; 特别是在现代化范式隐然而成主流范式之时, 其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 义的批判, 其对民族独立和阶级分析的坚持与强调, 反而以一种所谓保守的姿态, 体现了老一代 历史学家对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国家的主权和文化本位真诚而深切的关怀。在国际关系错综复 杂、风云变幻, 国内贫富分化日益扩大、官僚腐败大量滋生、社会矛盾时有恶化的现实情境下, 不失其资世、醒世、警世的镜鉴作用。可见就主流和本质而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其 实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争, 现代化范式所批判的只是教条主义化的革命史范式, 而革命史范 式所欲纠正的也是教条主义化的现代化范式; 从两种范式新近的成果之中, 还可看到一种革命 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融合与统一之势。借用德里克的观点, 与那些将现代化与革命对立起来的人的看法相反, 历次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力图依靠其他方式来实现现代性, 希望通过克服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缺陷和自欺而超越它 。只是由于两种范式的倡行者往往各自抓住对方的某些极端性的表述或错误言论不放, 也不乏误解之处, 以致呈献给外界的是一种彼此拒斥、剑拔弩张 的态势。

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叙事都属于所谓的 后革命范式, 但两者之间亦处于对立状态。现代 化范式改变了革命史范式的五阶段论或目的论, 代之以现代化的目的论和进化论, 强调与传统 的对立, 其中心主题就是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大趋势, 其主要 内容就是所谓的 四化,即在三化之上加一个 理性化 。后现代范式对规律和确定性的抵制、对启蒙与进步的质疑、对民族国家的解构、对过去或传统的怀念、对差异和边缘的关注, 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 解构 现代化或 反现代化的形式出现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 可谓 后现代的现代或反现代 的现代。 当然, 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此种后现代范式与 革命史范式的对立要大于其与 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对立。对于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叙事来说, 这样一种视野确实有助于我们重 16 参见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 2005年第 阿里夫)德里克: %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页。参见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现代化范式和 革命范式& 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 学论坛 2005年第 近代史视野:范式与分期( 笔谈) 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 但是由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彻底否定革命史范式曾经或内在的合法 性、合理性的一面, 就像后者曾经极端化地排斥传统一样, 最终限制了它对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力 度和深度, 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甚而以其花样翻新的概念而招致主流史学的反感。

从另 一个方面来说, 正是这样一种极端的对立, 使两者客观上又成为 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只要 对这一范式进行认真、仔细的梳理, 就会发现它与革命史范式之间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 都有 叛父情结, 即对前一辈学者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解释体系持质疑与否定的态度; 它们都 强调对霸权话语的抵制, 边缘话语对抗主流话语, 以地方性对抗 其中的革命史范式固然坚持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但更强调其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中国特色; 它们都关 注边缘群体或被压迫被损害的阶层, 同样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它们都喜欢引进或创造新名 词、新概念, 自觉不自觉地激发或推进研究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它们都采取同样的话语并置手 即将过去被抑制的历史主体从主流叙事中解救出来,并与之对话或对峙, 造成 哗式的话语竞争局面,竟而取其而代之, 其于革命史表现为 忆苦思甜, 人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