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贫困标准减少了我们的贫困人口

我今天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中国的方方面面。社会学是不分阶级的，我们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按照“财富、权力、声望”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把社会上的人分成“底层、中层、上层”。中国话讲，人往高处走；社会学叫做社会的垂直流动，财富少的想财富多，权力小的想权力大，声望低的想声望高，中国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以后，我们社会学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社会阶层的分层与流动，《分层与流动》这本书将社会分为10个阶层，最惨的一层是“难民”。

难民分好几种，比如生活环境遭到破坏的，叫环境难民。我们主要谈谈“经济难民”，主要分两块，一块是绝对贫困人口，一块叫低收入者。这些人的概念和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标准，绝对贫困人口就是年人均收入不到683元人民币、一天不到1.87元的人；低收入就是一年不到958元人民币、一天不到2.93元的人。（目前我国已制定了新的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者线——本刊注）但是国际的标准是另一个，绝对贫困人口一天1.25美元，合8元人民币，一年是3000元；低收入者一天两美元，合人民币14块钱，一年就等于5000元。

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的标准太严格，结果是我们国家的穷人少了。1978年时国家扶持贫困线的标准是每人200元。200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那个时候理发是五分钱，现在最便宜是五块钱，涨了100倍。我们家居住面积是30.7平方米，在宣武门西大街，当时租金是7.28元，现在是151.98元，如果是市场价格的话，可能是2500元。

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1978年的200块钱，最起码是现在的5倍，应该是1000块，但现在是683元。把贫困线的标准弄得越来越低，这样贫困人口就越来越少。一天1.87块，在北京打工，得管吃管住，如果坐地铁，还得贴三毛，下班还得走回来。

我认为国际标准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实际的。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现在低收入者有10亿。30年前我们是平均主义大国，所以小平同志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国家管的169个大型国有企业，他们老总的年薪不得超过全员平均年薪的12倍到14倍。美国也是如此。他们老总的平均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员工的50倍。但是，去年平安保险公司老总的年薪是6110万，这位老总说他的年薪是合适的。另一方面，交通强制保险去年全国收了500亿，实际只赔了四十多个亿，管理成本分摊140个亿，剩下的资产都聚集到平安保险公司了。好几十个亿就赚了，这种事给谁都赚。这是百分之百的特权，百分之百的强制保险。

这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健康的市场经济是可以选择的，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保险公司，他们的服务态度不一样，我要选一个服务态度好的。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买汽车就得强制保险。这绝对不叫市场经济，也不叫计划经济，借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是权力市场经济。我在这里念一篇文章，是《北京晚报》评论部苏文洋写的。他说：“人类千百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科技，不是大著作，而是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将权力关进笼子，而我站在笼子外面对你们讲话。”这段话是当年布什当选美国总统讲演的一部分，很鼓舞美国人民。如今，把总统关进笼子的美国人民，面对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他们认为除了总统之外，应该把贪婪的资本关进笼子。具体地说，把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CEO们也关进笼子。正是这些华尔街巨头的贪婪和无耻，大搞投机，制造了天大的泡沫。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给全体纳税人和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治理国家的四个字：常识+良知

我拿副总理的年薪与平安公司副总经理的比较。拿吴仪副总理来说，包括国务院保险津贴费，一年的薪水是12万，而平安的三个副总经理，一天工资就12万。每个人都有良知，应该能够用常识判断问题。治理一个国家，可能就是四个字，“良知”和“常识”。

当然与美国比起来，我们不太敢消费，我们储蓄率高达50％，世界没有出现这样的消费结构，挣100块钱，只敢花50块。经济学家说，美国的老太太买房子，老的时候把钱还清了。中国老太太却不断存钱，消费观念太落后了。其实，美国老太太的敢花钱和中国老太太的不敢花钱是有因果关系的。中国存了50元，有一部分转化为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这相当于借给美国钱，美国老太太才能借出钱。中国政府大约买了六千多亿美金的美国国债，还买了四千多亿美国的企业债，包括“两房”。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美国说，如果不继续买我的国债，我们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不买中国的东西。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比如圣诞树，你要借我钱，我就买一个大的，不借我钱，我买小的。原来借我钱，我一个月买一双鞋，现在没钱借了，是两个月买一双鞋。记得我在北京四中打篮球的时候，回力鞋是十块零六毛，当时是天文数字，我思想斗争了很久，还与父母亲斗，才买了回力鞋，这是我买的最贵的东西。想不想消费得看经济是否宽裕。

如果不刺激内需，一直走外向型经济，虽然美国人有钱，超前消费，但早晚会不行，他不买我们的东西了，就会有大批工人下岗，如果这些工人下岗了，回家有地种也可以。但是没有地，往前不能打工，往后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呢?这是很不安定的因素。

我们社会总体是和谐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国家的土地有两种，一种叫全民所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农民的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是不允许变更土地用途，我要把我们集体所有的地，拿出100亩搞房地产开发!国家不许，怎么办，国家会征走。国家征一亩地，补偿是前三年每亩农业产值的平均数。原来种粮食的一亩地2000公斤，就是高产田，就是一亩地2000块钱。所以中国最便宜的是土地。为什么是集体所有，不能变更土地用途呢?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出现一个小产权房，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事。什么是小产权?就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建了房子，上面盖了乡人民政府的章。小产权的房便宜，但是不能买，你买了以后有风险。大产权简单说就是贵，北京市上个月四环以内的房子均价1.8万，四环到六环是1.6万。所以我们有了“房奴”的说法。1998年，北京市六层以下砖和混凝土结构的住房，土地成本、建筑安装费、配套设施、利润，总共加起来大概是2000元出头。现在到了1.8万，涨了9倍。

合理的制度安排很重要

前几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0万亿，忙活了一年就这么多。2001年，李昌平给总理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问题卡在哪儿？首先是政治的歧视，第二是经济的不平等。如政治歧视，选举法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从人数上来说，96万农民兄弟姐妹选一个人大代表。但24万城市居民就能选一个人大代表，这就叫“四分之一条款”。所以现在要修改，逐步提高农民代表的数量。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诸如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对于腐败国际上有一个衡量的指数，5~8比较清廉。8以上是很清廉，我们现在是3.6，属于严重腐败。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是丹麦、瑞典、冰岛，等等，它们的腐败指数可以达到9.9，国家福利也很高，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障。但是丹麦的自杀率最高，因为社会福利太好，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奔头。中国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中国的自杀事件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全世界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倍，而中国的女性自杀率高出男性26％，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是城市妇女的3倍。

那么我们怎么反腐败呢?有人说“杀杀杀”。但是，一个大国反腐败能靠杀吗，那我们雇一个职业杀手来好了。第一，让他不愿意腐败，要有自己的信仰。第二，让他不能腐败，就是给其他人监督的权力，第三，必须让三权互相监督。还要让腐败的风险很大。曾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因为买一辆汽车，被人怀疑有避税嫌疑。因为这种车的车型税率过俩月以后调整，而他所分管的部门又恰好是这一块。于是梁锦松把税补上了。他的年薪是300万港币，相当于美国总统的年薪。但媒体还是不依不饶，就是这么一点事，又道歉，又补税，又给慈善机构捐了38万港币。最后香港廉政公署立案追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提出辞职。而我们的腐败风险相对较低，不能抑制腐败。第四，让官员不必腐败。必须让官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养老医疗制度保障，有房子住，有车开，每年带薪旅游。但是，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是大款的生活，想坐私人飞机、过奢华的生活那是不行的。美国总统年薪40万美元，等于280万人民币，你想挣1亿，挣大钱，只能下海经商。只要合法经营，自己开1亿年薪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社会处于转轨当中，我总结三句话，第一句话叫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二句话叫社会结构的转型，第三句话是迅速进入现代高风险的社会。怎么降低风险、规避风险、化解风险、经营风险，这是我们非常核心的内容。

死刑不是反腐的特效药

对于腐败要加大惩处力度，有些人觉得死刑是最有效的。但我认为，一定要迅速、全面废除一切形式的死刑，因为死刑是人类狭隘的报复心理。死刑分四档，一是族群灭绝，或者是种族灭绝，西夏族为什么没有了?被成吉思汗灭了，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但60年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谜。

灭绝种族是最野蛮的，滥杀无辜，后来又有了满门抄斩，这是第二档，也是很野蛮的。现在又飞跃了，叫血债血还。我们国家的文明程度在进步，开始执行死刑双轨制，以前是绞刑，很长一段时间是枪决，现在改注射死刑，注射毒液，这是最文明的死刑。其实，中国政府已经签约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规定政府在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必须全面废除一切形式的死刑。我们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废除死刑。

有些人认为死刑是震慑，其实死刑对罪犯的震慑小于终身监禁。因为终身监禁，天天让他以泪洗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追悔莫及，这不是更残酷吗?到去年，137个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现在没有废的有几十个。所以说，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这是一个国家基础文明的飞跃。

中国重要的是培养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就是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自己行为的人。我们有市民、农民，多草民、暴民、愚民，最缺是公民。对于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于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这是中国最关键的问题。

30年时间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同时需要慢慢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我们不慢慢进行公民教育，不给每个国民平等的待遇是不行的。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文艺作品，一打开电视，都是“奴才怎么样，臣怎么样”，烦死了。建立一个公民的社会，我们社会学认为最起码30年。

关于健康的市场经济我也说几句，第一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第三叫社会主义荣辱观，第四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三句话没有做到，不要谈市场经济。我们目前处于高风险的社会。现在中国一年的交通事故死10万人，这就是风险。到处都有风险，比如说，中国价值扭曲。有一个叫范美忠的，他跑了，被人叫“范跑跑”，大家说不应该跑的跑了，该跑的却不跑，刘翔叫“刘不跑”。你说不跑，提前告诉我吧?但是你不告诉我，鸟巢那场的票据说平均卖到四千块钱一张。股民跑得了吗?不该跑的跑了，该跑的全不跑。

所以，中国现在全面进入高风险社会，像所谓的金融风暴，谁知道股市跌70％，好不容易中产阶级有房有车，一个股灾消灭了许多。中石油发行价是17块，老百姓要买中石油得申购。想申购，得有80万块钱的活期存款，否则买不到。上市第一天，中石油涨到48块，头一天就套了散户700个亿，均价42的时候，换手率是百分之百。16.7买的99％的人都卖了，在42的价位上谁买了？92％是散户，8％是基金，166天以后，中石油跌破了发行价，接着跌到12块。中石油的董事代表A股向股民表示歉意。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干什么？有一个作家天天在网上登：股市一万点。什么是忽悠你?就是有组织的诈骗。一百块放在银行今年是九十七块，但是放在股市以后就只有三十块了。

回到社会学的话题，我们社会学分三块儿，一个是研究社会的分层与流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层面人的生活方式有明显的差距，你必须明白怎么流动。第二块是社会变迁，有六种形式：改革、改良、革命、动乱、战争、乱动。第三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摘自《理解中国》，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