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提出的语言关联性假设，包含两点：一是语言决定非语言的认知过程；二是被决定的认知过程对不同语言是不同的。笔者所在的课题组研究为语言关联性假设提供了丰富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语言关联性理论：语言塑造大脑，语言影响认知，语言构建民族。

语言、认知、脑三者交互作用

脑是语言和认知共同的神经基础，语言和认知又通过功能可塑性和结构可塑性影响脑的进化和发育，经过语言塑造的脑反过来又影响认知和语言。

语言与认知存在双向交互作用。认知影响语言，语言又是认知的中介和途径。萨丕尔指出，人并非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多半要受语言支配，“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群的语言习惯上。沃尔夫认为，思维的范畴和类型由语言来组织。不同语言强调世界的不同方面，这影响认知。

语言是人类认知的最重要客观现实，承载了民族的态度、价值、习惯思考与行为方式、历史与文化，个体通过掌握民族语言实现民族社会化。语言消失了，文化就消失了，民族也就不复存在。

语言可以直接影响认知，词是概念的物质载体，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密不可分；语言使用导致脑的功能和结构的改变，从而间接地影响认知。

语言关联性包含三个层次

语言对认知的影响远超出人们想象。语言关联性有如下三个层次。第一，语言影响记忆。被语言编码的事物能被更好地保持，但语言编码有时也影响记忆准确性。记忆存在语言遮蔽效应，事物（颜色、面孔、气味等）被语言编码后会导致记忆准确性下降。语言编码使记忆表征向着事物原型和标准场景的方向变化。

第二，语言影响知觉。讲不同语言的人对相同事物会产生不同知觉。斯洛宾提出“我说故我思”理论，认为语言影响人对事件的特征选择和注意。人在说话时的思维有一种特殊性质：在构建话语的瞬间，人使思想适合于可利用的语言形式。语言使人关注知觉的某些层面，忽略其他层面。语言不是事件的缩写。每一话语都代表一种特征选择：它预留给讲话者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背景知识基础上去填充细节。

第三，语言影响思维。由于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且语言影响概念表征、概念联系和概念结构，所以语言影响思维就不言而喻。另外，从个体发展史角度看，语言先于思维并影响甚至决定思维。因为在个体出生前，语言就已存在，语言是个体出生后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客观现实，是精神工具，因而个体的认知必然受语言影响甚至被语言决定。

语言影响民族认知的多方面

语言影响认知方式，即习惯的思考模式。颜色词、亲属词、称呼语、空间词、时间词对个体的颜色认知、亲属关系认知、社会认知、空间认知、时间认知的影响即属于此类。

语言影响认知的途径和过程。如英语讲话者通过动词词尾变化认知时间，汉语讲话者通过时间状语或“过”、“了”等助词认知时间。

语言影响认知策略。如英文认知容易形成注意词的曲折变化的策略，中文认知容易形成关注义符与声旁的策略。中文名词往往有类别标记，如树木名称多包含“树”，酒类名称多包含“酒”。汉语母语者对有类别标记的概念名称的语义识别较快。

语言影响认知过程的难易。如语言的数字系统影响数学认知。东亚语言的数字名称比西方语言规范。汉语“十一”、“十二”表明了与“一”、“二”的关系，英文的“eleven”与“twelve”则不能。欧美语言的数字系统较复杂。米勒和斯蒂格勒认为，亚洲语言的数字系统导致亚洲儿童比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更容易考虑比10多的数，结果也的确如此。中国、日本、韩国儿童对10—20的掌握要好于欧美儿童，他们的算术作业成绩也好于欧美儿童。

语言影响认知结果。许多语言对表示无性别甚至无生命事物的词有性的区分，对表达无性别甚至无生命事物的词加上性的标志，这种现象叫语法性。汉语普通话无语法性，客家方言却存在词语性别语法化现象。客家方言在一些名词后面有“公”、“牯”、“嫲”、“婆”、“哥”等后缀，这些名词已泛化到可以指称对人类来说区分性别无关紧要或未区分性别乃至根本无性别的事物，有语法性意义。此外，语言中有原型、有文化图式，它会影响讲话者对认知结果的编码和储存。如对汉族人而言，父系亲属是“内亲”，母系亲属是“外戚”；对摩梭人而言，母系亲属是“内亲”，父系亲属是“外戚”。这种不同的文化图式影响人对事物的认知。

语言影响民族认知的途径

通过语言标记影响认知。语言标记使得某些认知过程或认知策略更容易被选择。如英语的反事实推理的标记有助于英语母语者的反事实推理。汉语缺乏反事实推理的标记，汉语讲话者的反事实推理能力就受到一定限制。英语亲属词不区分父系、母系、妻系，汉语亲属词有母系标记（如“外”）、妻系标记（如“岳”、“内”），汉语母语者就更容易区分亲属关系性质。

通过范畴和原型影响认知。汉语有“君子”、“小人”、“乡愿”、“世故”等人格特质词，英语中没有；英语有“artistic”，汉语找不到与它意义对等的词。语言中的范畴和原型给认知结果编码施加了限制。

通过某些中介机制影响认知。如通过参考框架选择、图形与背景的关系、认知凸显性、对数量和材质的强调等方式影响认知。在空间认知中，有的语言使用绝对参考框架，区分东、西、南、北，有的语言使用相对参考框架，区分前、后、左、右；英语描绘空间场景时是先图形后背景，如“the tiger in the woods”；汉语描绘空间场景时是先背景后图形，如“林中虎”。王娟和张积家发现，启动语言（汉语或英语）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和场景一致性判断。汉语量词体现了认知凸显性，如大象论“头”（凸显头大），家里人论“口”（凸显家的营养功能）。英语母语者对事物分类重形状，汉语母语者对事物分类重材质。

通过隐喻和语言象似性影响认知。隐喻有助于人们通过具体概念认知抽象概念，不同隐喻使理解者关注事物的不同方面。语言象似性有助于人们利用生活经验去加工语言，促进人对事物的理解。

通过理论和语境影响认知。例如，澳洲土著将女人、火与危险物分成一类，西方人对这种分类很难理解；中国人理解这种分类并不难，因为中国自古就有“红颜祸水”的文化观念。又如，在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理论引导人们进行敌、我、友划分；改革开放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指导着人们对人际关系的认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