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展政治学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当下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它们主要是由西方主导的，是在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们大多以自由民主理论为基础，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并且以民主转型理论为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各国越来越快地融入新的国际体系。同时，中国的崛起为发展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作为独特的案例，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解和思考。为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学者亟须深刻把握政治发展的多重维度，构建出新的发展政治学。

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发展政治学最重要的维度

现如今，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并非线性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未必能够推进政治的民主。基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作为两个目标进行推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以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建设民主政治，经济富裕绝不能取代政治民主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建立起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唯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现如今，中国已经围绕经济发展形成了“发展型政府”和“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中国也不断致力于推进民主化进程。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政府创新和政府改革，并以政府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发展为导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庞大政府体系，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升级，中国政府不仅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经济发展，同时，还与时俱进地制定了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规划。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型治理的模式：在发展中求治理，在治理中谋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出后，中国不仅构建出了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体系，也为世界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的重要维度

发展政治学前期注重的是政治民主研究，并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民主转型作为其主要任务。现如今，政治民主话语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西方的政治民主话语强调单过程的选民民主，坚持选举的程序机制以及竞争和制衡的原则；中国的政治民主话语则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主体，坚持合作和一致的原则和标准。总之，民主的版本是多样的，民主的指标也是极其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像西方那样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竞争和选举，而是要追求多样化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化发展道路。同时，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也是多元的，其不仅包括国家主权和政权的稳定、政府和政策的稳定，还包括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政治发展不仅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同时还意味着要将不稳定的状态转变为稳定的状态。

在统筹推进民主发展和政治稳定方面，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注重治理，又注重稳定，实现了长期稳定、高速发展、人民认可等基本目标，形成了使命型政党领导、发展型政府组织、包容性制度保障、创新型政策推动四条重要经验，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中国道路”。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民主政治稳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有序民主化是由共产党指挥设计并领导实施的成功的政治发展策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国家能力，为有序民主化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的重要维度

伴随发展政治学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政治发展不仅要推进政治民主化，还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府能够实现良善的社会治理。现如今，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协同合作的关系，又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发现，政治发展绝不是国家和社会单方面的发展问题，它要求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共同建设，以及国家与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其中，国家要有足够的能力，对外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受侵害，对内实现有效管理，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也要有足够的能力，确保民间力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自立性和自助性；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政党组织、社区和社团组织等不同的主体还要各守本位、各司其职，形成良性互动、彼此分工协作的局面。

在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建设方面，中国也积累了诸多经验。为了改善治理绩效，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服务导向、自治导向、协同导向的改革，营造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格局：一方面，中国充分开发了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中国还不断激活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功能，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努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对接，并最终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需求和政府供给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维度

基于对已有民主理论的反思，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实现一种真实的、实质性的民主，这就对政治民主的结果提出了要求。现如今，学者们普遍认为，民主不仅要有程序，更要有结果，要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制度效果。那么，如何确保人民群众满意呢？这实际上就涉及政府供给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

政府供给既包括制度供给，也包括政策供给。其中，制度供给是社会秩序的决定性要素，也是解决社会需求变化的根本方案。亨廷顿认为，制度供给决定国家治理的水平。而政府又是制度或规则的主要供给者，因此，政府能否适应社会需求并不断地进行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治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当然，政府并非制度的唯一供给者，尤其是在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社会组织和团体作为社会参与者提供的制度供给可能比政府所能提供的制度供给更加有效。因此，制度供给的未来思路是打破一元供给的格局，建立多元复合的供给模式，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政治民主和国家能力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维度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国家的治理能力不断遭受挑战。学者们也开始讨论民主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其中，通过对民主政体治理绩效的考察，福山惊奇地发现，很多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都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提出了善治的要求，而国家却没有能力跟上”。实际上，民主与善治是政治发展的两个独立目标，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机制和价值。同时，民主与善治之间还存在着张力：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还需要反复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治理往往又会排斥公民参与，它更多地以结果为导向，而非以过程为导向，它的提出对民主也造成了挑战。因此，能否处理好政治民主与国家能力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政治能否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总之，发展与治理是未来的政治发展必须考虑的内容，这两者之间的互动直接影响到政治发展的成败以及质量。发展带来变化，而治理应对变化。同时，发展不断增强社会能力，治理不断提高国家能力。发展涵盖了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等各个方面内容，治理则强调制度化、法治化、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治理的应变也体现在多个层面：不变性应变，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性应变，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总之，发展与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直接决定了政治发展的基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