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皇帝位高无上，皇权至上。但是出于皇权的运行机制和保障皇权目的的需要，皇帝的精力与权力的掌握不自觉间形成了一种矛盾。皇帝的权力总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各个朝代都似乎有谋求封建皇权的增强。推究各个时代的加强君主专制的做法，明朝的内阁制度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从中反映了封建皇权的演化规律。

封建皇权集中化的表现，相权到内阁权利的转变

早在秦朝时，皇帝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分管出去，设立丞相，丞相统领百官，职责是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大事，丞相的权利很大，所以有“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说法。丞相的权力来自于官僚制度所赋予的，对于制约皇权有其意义。丞相不仅要管国家大事，他可能还要管你的私生活。所以在长期以来，相权和皇权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皇帝想要丞相帮助处理政务，但是又不被丞相制约，这是历届皇帝需要考虑的问题。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在结束胡党之狱同年（1380年），朱元璋罢黜丞相，废除中书省，六部分理事务，结束了我国维持一千五百多年的丞相制度，皇帝对于官僚体系掌握加深。由于皇帝的事务过多，精力实在是跟不上，同年设立四辅官，后来又增加一些翰林院的学士来做一些文书性的工作。内阁大学士官位只有正五品，不能参与重大事务，更不必说独立处理决定问题，主要的权力就是顾问，只能按照旨意办事，只是辅助人员。所以这段时期权力是紧紧把握在朱元璋的手中。

不是每个人都事必躬亲的完成所有的职责，所以在明成祖朱棣时期，精挑细选有才能的士人入职文渊阁，被称为内阁，内阁制度此时就建立起来了。虽然此时的内阁成员仍然是正五品的官阶，但是他们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议政权，可以参与重大事情的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六部各司其职。他们的建议也只是供给皇帝参考，其本质也只是一个秘书机构，实际并无多少权力。

宣宗仁宗时期，由于皇帝年少，对政务不能很好的处理，而内阁大学士熟悉政务，皇帝就将许多的事务转移到内阁手中，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内阁大学士也被赋予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对于来自各地的奏章，可阁臣商议，将其建议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皇帝对于建议进行选择决定，用红字进行批注，称为批红。大部分的批红都是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命令代为书写。实际上，是形成了内阁和司礼监相互制约的格局，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

之后，由于皇帝存在懒惰怠政的情况，日常事务的处理就交由了内阁。而大学士可能兼有正二品的尚书或一品的太保、太傅等职，而六部的官员可能极少的面见皇上，阁臣品阶较六部高，接触皇帝比六部多，所以六部有事会请示阁臣，内阁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随着发展，入阁最早的大臣地位越来越高，被称为首辅。首辅与其他阁臣身份差距越来越大，票拟权专门归于首辅，出现首辅专票的局面。而“权相”的出现则代表了内阁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时期。张居正做首辅的时候，皇帝年少，得到了太后的支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其党派上奏章，张居正拥有票拟权，加之张居正与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关系匪浅达，很快得到司礼监的批红。“部权尽归内阁”，权力空前膨胀，民间流言称之为张摄政。

由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报复，加之言官的进谏要求摆脱内阁束缚，内阁权力开始衰退。万历中叶，神宗拒绝接触阁臣，宦官专政，内阁制度失去了它的作用。

从丞相到内阁，反应了中国古代加强君主专制的趋向。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的关系

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内阁的设立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内阁不是法定机构，作为一种秘书机构、内侍机构，使得它紧紧依赖于皇帝，成为皇帝的附庸。内阁一方面是君主加强权力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起到了维护、巩固皇权的作用。虽然从表面看来，皇帝怠政，内阁的权力似乎得到提高，但实际内阁的权力受到皇权的束缚。内阁成员的选择完全是由皇帝决定的；皇帝可以选择自己批阅奏章，也可以选择票拟；票拟是否取用，取决于皇帝，如果建议不符合皇帝心意，则需要“改票”或留中。阁臣的权力大小取决于票拟的采用，所以阁臣的权力没有固定性。而阁臣多选为翰林，拥有丰富的知识，实践经验较少，所以政治目标不见得能很好的实现，同时与其他机构相互制约。所以内阁多依赖于皇帝，而不能约束皇权。

内阁对于皇权的制约性：而一定时期，内阁则权力巨大，一定的约束了皇权。某些阁臣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无所不管，无孔不入，张居正就是最好的例子。开始时期，由于内阁大臣的品阶较低，即使权力大，但是不能号令六部，不能担当其他的职位。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阁臣往往担任太子的老师或是六部的尚书，拥有了权力与地位。皇帝年少，对于政务较为青涩，信赖阁臣，对于阁臣提出的建议往往是接受的状态，实际上，内阁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授权。所以无形间阁臣的态度代表了皇帝的态度。一定程度而言，皇帝选择各种方式制衡内阁是由于限制内阁，皇帝忌惮内阁，这说明内阁对于皇权有制约性。明朝后期，皇帝选择不上朝来对抗内阁；正德年间，阁臣不允许皇帝随意骑马游行；不允许万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证实了皇权确实被内阁制约了。

皇权对于内阁制度的制衡: 内阁原本是为了加强皇权设立的，可是某些方面又制约了皇权，所以为了压制内阁，皇帝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行政机构中，内阁掌握票拟权，司礼监掌管批朱权，所以俩者相互制约。由于俩者的权力来源都是皇帝，所以俩者谁更受皇帝的宠幸，谁的权力更大。由于明朝后期皇帝怠政，长时间不上朝，不接触阁臣，不能很好的掌握阁臣，而宦官被称为家臣，没有后顾之忧，足够的忠诚，往往皇帝更加倾向于宠幸宦官，宦官的权力会比较大一些。而某些时候，大臣为了当上阁臣或者实现某些政治理想，往往会走司礼监的路子。

撤除丞相以后，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六部掌握行政权，职权明确。而内阁一开始仅拥有议政权，所以一开始六部高于内阁。而随着内阁拥有票拟权，这种局面则加以改变。内阁借助皇帝的权威，试图指挥六部的工作，监管六部尚书，监督六部的工作，凌驾于六部之上。六部也努力试图摆脱内阁的掌控。而明朝后期，由于党派之争又会加以联合，某些阁臣同时担任六部尚书，谋求政治地位。

选择将首辅的地位抬高，首辅与其他阁臣的身份差距越来越大，出现首辅专票的局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于权力，人们总是喜欢的。首辅的确立没有明确的身份职位的规定，争权夺势斗争激烈，阁臣意见不统一，便于皇帝掌握朝政。政治理想的不同，党派之争，把这潭水搅得更混了。频繁的更换阁臣也是为了压制内阁，三杨、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的首辅变迁恰好反应了这一点。通过不同首辅的选择，皇帝在巧妙调整各方的势力。

皇帝通过内阁与司礼监的制约，与六部的矛盾，巧妙的加以平衡，使得即使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国家也能维持运转。而首辅的变迁也反应了皇帝对于阁臣权利掌握。

内阁与皇权的演变中动态关系：内阁制度从明太祖产生萌芽，到神宗时期走向衰败，历时近俩百年，形成时间较长。内阁最初只是内侍机构，后权力上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逐渐到达顶峰，随权势日益衰落，它一直是一个秘书机构，而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没有法定的地位。内阁依赖于皇权，但同时内阁与皇权进行权力上的争夺，俩者呈现了一种此消彼长，此强彼弱的态势。

明朝内阁对于皇权的影响：内阁协同其他结构，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奏折又由内阁票拟，维持国家机制的运行。在皇帝怠政不上朝时期，由阁臣与皇帝连接，从中间搭建了一个桥梁作用，与百官交流。阁臣作为儒生，拥有达济天下的志向，，这一定程度上要求皇帝有一定的能力、要求。内阁人员的能力、效率对于政务的实施有影响，同时影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