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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

推介论文

编者按：“年度推介论文”是上海市社联2013年起组织发起的学术活动，旨在反映本市社科界学术发展水平，起到对学科建设的引领导向作用。2017年度推介的9篇论文，是本市学者年度内（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发表于国内中文学术期刊，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原创性学术成果。现将本年度推介论文择要刊登，因版面限制，敬请读者参照首发期刊信息查阅全文。

本期推荐共五篇文章

孙向晨

孙向晨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文史哲》2017年第3期）。

推荐语：该文主要对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认为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该文的亮点在于，在现代“个体自由”的前提下，为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注入新的内涵，重新生发出极大的生命力。

必须承认，在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的伸张方面儒家传统是薄弱的，正因此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现代性的成果，应该作为全人类的共同成就来分享。然而，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个体”，在中国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正视，其所携带的积极信息仍然没有被这个社会充分体认。因此，儒家的现代“转型”也一直处于彷徨之中。这根转型的“基轴”一直没有被清晰地定位出来，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也一直得不到理直气壮的伸张。形塑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不能回避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更不能用儒家传统的某种要素去取代现代社会的价值要求。真正要做的不是如何从儒家传统中去“开发”出现代的价值形态，而是如何利用传统的价值资源去消解“个体权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才是儒家传统之于“个体”的现代意义。

儒家传统下的价值形态在现代“个体自由”思想的观照下，会重新生发出极大的生命力，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既要因应现代性的当下要求，在个体权利的基础上调试好现代社会的各种要素，同时又要保持住超越现代个体的多重维度。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既要汲取传统的智慧，又要熟悉现代性世界，同时拥有面向未来的气度。“传统”在这里并不是一种过去式，而是一种动态传承的“统”，是有别于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统”，是几千年文明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使一种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现代个体只有在这样的智慧传统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姜勇

姜勇、戴乃恩 （《论“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的限度——“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推荐语：该文以“文化存在主义”思想为基础对实证主义研究取向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同时，该文体现了欧洲大陆思辨哲学背景下的教育学与英美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教育学的互动参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全貌。

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往往过分关注证据的重要性，因而会沉迷于研究对象的种种呈现出来的“证据”特征，而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人性与总体特征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关注。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在关系上要有“相遇”的过程。教育研究是离不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关心、关切、关怀、关爱的情感的，它必须是在研究者充分关爱研究对象的背景下出发的，只有当研究者满怀同情地看待他的研究对象时，这样的研究才是有生命力的，也才是真正有“爱”的教育。

思是人的存在的重要可能。“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寻求的是一种技术、方法、工具理性主义的道路，迷恋于各种数据和统计模型。事实上，教育研究不仅仅是繁复绵密的数据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涵养教育研究者的精神境界与哲学运思的能力。而在“有思”的教育研究中，研究者能真正感受到教育研究过程中的惊奇感、幸福感，得到精神的迸发、思想的解放、理智的启蒙，最终实现心灵的陶冶与成长。

信仰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支柱。教育研究不只是运用数据和“证据”来说话，它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用心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用自己一生的信念来说话。所以，信仰问题才是困扰很多教育研究的大问题。好的教育研究必然是与研究者的信仰相联系的，相伴随的，相共生的。唯有进入到信仰的天地之中，教育研究才能真正发挥出震撼心灵的力量，才能创造新的思想，才能迈向新的生活世界，才能避免对数据的盲目崇拜与臣服。

陈思和

陈思和 （《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推荐语：该文思考了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问题，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研究和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皆具有指导意义，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与日据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关系？

以往现代文学研究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日据台湾文学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殖民文学并非限于日据台湾文学，它是一种动态的文学现象。战争期间形成的伪满洲国文学，汪伪控制下的华北、华东沦陷区文学，也都是未完成的被殖民文学，与日据台湾文学同属于日本侵略政策下的 “大东亚文学”，有着既相通又不同的特征及其运作规律，这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连续性的现象。只有我们引进了殖民地文学的概念，才能对这一文学现象作完整的考察和研究。

为什么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分期？如何理解战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影响？

抗战的规模几乎蔓延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太平洋战争以后甚至蔓延到东南亚和南洋地区。大规模的战争使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地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37年以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自然也波及到全国各地，但文学集中繁华之地基本上不离京沪沿线；全面抗战打破了这种狭小的分布格局。先是东三省的沦陷促使一批作家流亡内地，加入了新文学的队伍。1937 年战事爆发，战争裹挟了作家们被迫迁徙和流亡，武汉、香港、桂林、重庆、延安等，相继成为中国文学的精英荟萃之地，形成了多元的文学中心。战争中政治军事地图的不断变化，促使作家艺术家们渐渐地相应分布在不同政治性质的三个区域: 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共产党控制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这三大区域构成了战后中国的政治版图，也构成了战后的文学版图。

徐时仪

徐时仪 （《古白话的形成与发展考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推荐语：古白话由于语言材料比较分散，有些阶段甚至较匮乏，增加了相关研究的困难。该文立足于古白话的过渡形态特点，以通语与方言关系的视角，对于把握古白话的演进，把握汉语史发展的动力，有积极意义。

古白话的发展不仅是文白的历时演变，而且也是不同地域方言差异的共时演变，不同地域的方言变异往往折射出不同时代文白此消彼长的演变状况。魏晋至南北朝，形成南染吴越和北杂夷虏的南北地域差异。古白话的发展还经历了南北通语强势地位的此消彼长。北方方言在南北白话口语的交融中渐占优势，后成为现代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秦汉以来古白话由微而显，吸收了文言、口语和方言中大量有生命的语言成分，经历了从边缘和附庸到中心和主体的位移。清末民初时代的变革则促使文白的此消彼长突破量变而完成了质变，古白话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取代文言文，形成了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由东周洛邑语演变为现代汉语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而是既有文白的古今演变，又有南北方言与通语的相融互补。汉语的文白之分不只是文体的区别，文白的转型与方言通语的相融不仅是汉语自身发展的必然，而且由实录禅儒口语到主动立意以白话直说直解经史典籍和撰述市井小说更蕴含有人们的价值取向。

白话最终取代文言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词汇扩散的连续过程，总倾向是向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使用的通语靠拢，体现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俗相融互补的价值取向，大致上可以说是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而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和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互动共存整合融和的合璧。

戴建国

戴建国 （《从佃户到田面主：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推荐语：该文论证了典权与田底田面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力，系统论证了宋代土地产权形态演变的内在原因和发生过程，并且将研究视角从宋代拓宽延伸至明清，揭示了中国古代租佃关系在宋代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土地产权形态发展演变的脉络。该文对于当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的完善也不无参考意义。

从一般的租佃制到永佃制，再到田底、田面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租佃权稳固下来后，佃户按时缴纳地租，主佃之间形成良好的契约关系。当佃户缴纳一定的质押金，田主在解除了田租收取的后顾之忧后，接下来即可放手让佃户自由经营土地。佃户对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稳固占有，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势必导致脱离地主束缚的自主经营。随着官田的民田化，原先在官田中流行的产权关系逐渐在民田中蔓延开来。

北宋和南宋在产权关系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宋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川峡地区，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还较强，分成租和劳役地租也很有市场。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土地产权关系的发展。然而不管怎么说，宋代土地产权多元化的发育成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产权权能的分离可以使资源配置和利用更加合理，从而激发权能所属各方的经营和生产积极性，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后土地产权关系的进一步演化开了先河。到了明清时期，田底田面惯例普遍流行开来，“一田二主制经营方式的发展突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原有的格局，以一种全新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乡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