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版 | 吴悠

晚上八九点，随着加班时间最长的一批工人归来，东南沿海大都会里的城中村完全苏醒了，KTV里漏出的跑调唱腔勾搭着美发店传来的广场舞曲，让潮湿闷热的空气愈发热闹。内地来的务工者透过廉租屋的小窗打量陌生的城市，没注意有人在悄悄观察着他们。

汪建华是安静的观察者之一。2013年7月，这位清华社会学博士毕业生在东南沿海城中村实地走访调研，观察工业化浪潮催生的农民工帮派生态。2015年6月，凤凰网报道了汪建华的研究细节，其他网站广泛转载。在网易新闻中心的转载界面下，一万两千余网友参与跟帖讨论。

(图为汪建华同学)

这不是清华社会学系的实证调查第一次成为新闻热点。2007年，一名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为了调研服务业女性农民工，进入成都某饭店打工一年半，体验了传菜员、服务员、收银员、洗碗工等岗位，被记者形容为“清华女博士卧底酒楼”。

“一家饭馆而已，又不是什么机密机构，还‘卧底’！”媒体的激烈反应令清华社会学系郭于华老师感到可笑。她认为这些青年学者深潜底层的调研工作或许值得记者的笔墨，可在社会学领域不过家常便饭。

郭老师强调，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经常需要研究者亲身融入某一社会群体，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真实的交流，而不能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浅层次，或只是发发问卷，跑跑数据。对于夸张的新闻标题，她表示：“我们每下一个结论都要有真凭实据，来不得花哨的炒作”。

介 入 者

汪建华头疼的不只是花哨的标题。在一轮轮的转载后，他更担心一旦自己的研究受到过度曝光，更高力量或许会干涉已有的江湖秩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已是助理研究员的汪建华对《清新时报》记者再三告诫：“尽量减少研究活动对当地社会环境的介入与影响，是社会学的伦理要求。”

然而社会对知识分子怀有的期许，以及弱势群体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都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学者的“不介入”。

2010年5 月，在富士康集团接连出现员工跳楼案的同时，佛山市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下称“南海本田”）数百名工人在厂区举行罢工，要求公司将中国员工的薪水提高至少800元，并提出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的诉求。

南海本田事件之后，广东省涌起一股停工浪潮，年轻农民工由个体抗议走向集体发声，许多汽车企业也因而重组了工会。考虑到这一标志性维权个案的学术价值，汪建华决定进入南海本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

按照社会学田野调查“入乡随俗”的原则，男工人们下班后聚在一起打牌、喝酒、滑冰，汪建华也自然而然地加入玩乐。他起初相信，不抱有主观判断或纠正的“入乡随俗”不仅能拉近自己与工人的距离，能保证学术的中立与客观。

工友任新丽（化名）却向他抗议了这种客观。任新丽二十出头，在南海本田罢工中表现踊跃。“我讨厌你们这些研究者，”她在QQ上告诉汪建华，“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却没有给工友带来影响。”任新丽原以为一位清华博士的到来能够为工人树立向上的榜样，介入在她看来过分迷恋玩乐的堕落生活，可除了所谓客观调研之外，汪建华的表现无异于他人，这令她十分失望。

“当工人需要或期待改变的时候，你的客观在他们看来就是自私，只是为了自己发文章、评职称。”汪建华反思道。

本科生特奖获得者，社科学院大四学生许弘智也体会到了研究者身份与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在他参加关于农村拆迁问题的实践调研时，一些民间维权者热切地向他倾诉苦闷，希望学生的介入能帮助他们传播诉求，推动改变，“中央都派清华的调研员来了”。然而许弘智深知，由于大学生力量有限，加之议题特殊，自己能做的仅仅是完成实践报告。

(图为许弘智在田野调查)

许弘智认为，如果完全不能改善受访对象的现状，社会调研只是在“消费信任”。

“社会学者要改变社会，采用的方式必须是专业的、学术的。”郭于华老师强调。尽管很多研究者愿意在私人层面帮助处于底层的研究对象，例如帮忙找工作、资助生活费等，但学者不可贸然介入他人的生活，也不应当以教育者、启蒙者自居。

“社会学研究者的本职是呈现真相，就具体问题找出社会结构中的症结，至于研究对象以什么方式生活，那是他们的选择，不是研究者能代替他们去做的。”郭老师说。

理 解 者

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社会学者需要理解一些看似荒诞的现象，并为之找寻根源。

郭于华老师曾在陕北农村进行多年的口述史研究。沟壑密布的黄土高原上，三五户人家蹲在一个山洼里，组成一个小聚落。一次回访时，村民告诉郭于华，五十出头的正飞（化名）没了，没在水井里。

村民得知他的死讯之前，正飞已经消失了好几天。在传统村落里，村民之间联系紧密，人员往来、生老病死的消息会在第一时间传遍村子，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正飞的消失并未引起波澜，大家只当他又出去卖苦力了。

但正飞的邻居发现，井水越喝越不对劲。他们请一个在当地研究水资源的日本科学家帮忙化验，结果显示水里有“大动物”。村民这才警觉，淘干水井后，发现了死去的正飞。

事发前不久，正飞和他的二儿子大吵了一架，原因是二儿子想要父亲打工挣来的三千块钱，但正飞不给。随后二人都不见了，村民报案后，警察前来调查，发现正飞的尸体头上有钝器伤。由于正飞的其他亲人不主张举证，按照“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正飞的死给了郭于华极大触动。眼看传统农村曾经的亲情关系逐渐破裂，曾经紧密的村落共同体趋于凋敝，一名社会学者不能只是痛心。“我们无法藉此判定人性是善还是恶，但我们必须探究是什么造成了原有的乡土社会关系的瓦解。这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不是当下才开始的，它有着更为久远开端。”郭老师说。

(图为郭于华老师在田野调查)

不仅是村民，城市务工群体之中也折射出人性与人际关系的复杂，考验社会学研究者的洞察力。

认知这种复杂性的直接方式就是亲身体验。大一暑假，汪建华去广东酒楼当了一个月的传菜员，月薪500元，远低于厨师。

刚入职时，汪建华笨手笨脚，他想用煤气灶给摞在一起的一笼笼早点加热，却不懂怎么开煤气，不慎将煤气漏了出来。汪建华身旁的一群厨师看见了他的窘境，尽管他们完全可以搭把手，这群人却只是大声嘲笑着懵在原地的汪建华。

笑了一阵，厨师们发现另一个煤气灶上跳跃的火焰，意识到此刻房间里有爆炸的危险，就一面咒骂，一面像逃避老鹰的田鼠般跑了出去。等汪建华反应过来，慌忙之中他只能一个人把煤气罐搬到楼下。

这件小事让汪建华隐约感受到，不同岗位的城市务工者之间存在隔膜。“我们关注劳工，希望底层个体能够很快地相互认同、团结互助，一起争取权益，但这只是‘知识分子的底层’，底层真实的人际关系要复杂得多。”汪建华反思道。

关 怀 者

专业的社会学研究者不自诩洞察人性，不贸然干预社会生态，但面临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的公共性要求研究者不可完全保持沉默。“这个学科必须有社会关怀。”郭于华老师说。

2009年9月，深圳153名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引发媒体关注，清华社会学系师生也对此事进行深入调研。由于工人病情严重，且维权艰难，2010年1月，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多位学者联名上书国家有关部门，推动政府有所作为。

“参与的高校老师都是做劳工研究的，这是我们份内的事。”郭老师回忆道。

(图为郭于华老师）

除了在公共领域发声之外，聚焦底层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也是研究者关怀社会的另一重要方式。

进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后，汪建华选择流动家庭与劳资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多次实地调研让他发现，许多工人不了解宏大的社会议题，不奢望发达国家完备的劳工组织，但对于自己小家庭的天伦之乐极为重视。

来自湖南永州的李海平（化名）在佛山打工，当时两岁的儿子留守老家。由于看管疏忽，小孩从楼上摔落，不治身亡。现在李海平坚持将第二个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但沿海城市明显高于内陆地区的幼儿园学费难免让他头疼。

刘玉琴（化名）也选择把孩子接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她请不起保姆，只好偷偷把孩子带入五金车间，老板来检查就用纸箱挡住孩子。这让汪建华想起民国时期上海纺织厂里，轰鸣的机器与忙碌的女工旁摆着的一排排摇篮。

“许多农民工既希望挣到沿海地区相对高的工资，又渴望尽量陪伴自己的孩子，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在政策层面推动他们实现这种最朴素的诉求。”汪建华说。

晚上六点，建国门地铁站外，这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挤在缓慢挪动的人流里，和这个城市一同等待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