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国转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的一些判断

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形成了基于不同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的描述和判断。

1.基于阶梯性模型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做出的判断 李强以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为依的倒“丁字型”阶层结构。他对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资料中16-64岁人口职业的ISEI得分的分析发现，在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农民(ISEI为23分)占64.7％，地位稍高一点的体力工人(29-31分，主要是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占9.1％，介于白领与蓝领工人之间的交通运输业工人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仪表等技术工人等(33-38分)占10.3％，白领职员(43-45分)占2.3％，专业技术人员(68-69分)占2.6％，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党政机关负责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85-88分)占0.5％。他认为，这些主要职业群体的ISEI得分的分布呈倒“丁字型”，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农民与其他群体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分界，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这种倒“丁字型”结构比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差，是一个中产阶级明显缺失的社会结构。造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分隔，而这种结构进而造成了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27)。他对1982、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10年人口普查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后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结构，在改革前就已经存在了。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社会的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倒“丁字型”到“土字型”的转变(28)。

与李强的发现相近，张翼、侯慧丽利用“五普”资料，结合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和每一种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所占的比率，估计了就业人口的阶层结构状况。他们发现，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占各个阶层的总人数64％左右，“蓝领”工人占23.9％，“白领”阶层占12.2％，“白领”阶层中最上层的专业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层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1.1％，即是一个底盘很庞大的“烛台”(29)。

李春玲据2001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调查资料，对十大社会阶层各阶层的月收入进行分析后，发现全国的收入等级呈金字塔型结构，上层占总人口的2.6％，中间层占25％，中下层占24.7％，下层占47.7％。城乡收入等级差异显著。城镇收入等级呈菱形结构，上层所占比例很小，接近5％，中层所占比例超过了1/3，中下层比例也超过了1/3，下层的比例约占1/5。农村收入等级结构呈烛台形状，上层极少，中间层和中下层的比例不到30％，比例也很小，下层所占比例接近70％(30)。而李培林、朱迪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社会的中低层收入者的比重虽较高，但中间阶层的比重已具规模。他们以绝对家庭年收入为分层标准，运用2006-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测算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处于25-95百分位的家庭)占总人口的27％-28％左右，低收入者(5百分位以下)的比例为18％-20％左右，中低收入者(5-25百分位)的比例为50％左右，并得出中间阶层已具规模，但以中低阶层为主的结论(31)。

2.基于关系性模型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做出的判断 与运用阶梯性模型呈现中国阶层结构的思路不同，运用关系性模型呈现阶级阶层结构状况时，学者们更关注的是转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两极化、中产化的程度，阶级阶层的形成或碎片化的程度。学界提出了两对相互对立的观点：阶级阶层结构的“两极化”与“中产化”，阶级阶层的“形成”与“碎片化”(32)。

孙立平(2004，2006，2002)提出的“断裂社会”概念，是关于阶级阶层结构两极化判断的代表性观点。他认为，与改革前“去分层化”情形不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再分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的阶层发育程度是不相同的，社会的利益结构严重失衡，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形成了两极化的社会。他所说的断裂，指的是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成分过分分化且彼此间缺乏有效整合的状态，表现为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的弱势群体的形成。强势群体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他们形成了稳定的联盟，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公共舆论和话语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弱势群体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且规模庞大的群体，它主要由贫困农民、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构成，是一个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的群体，因而也是一个从社会结构中断裂出去的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根本没有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之中，甚至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难以应对生活中遭受的突发性时间。

与社会结构两极化的判断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市场化过程日趋“中产化”判断。他们对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阶级阶层的构成状况进行了描述并认为存在着中产化的趋势(陆学艺，2006b，2010；郑杭生主编，2004；刘欣，2010；张翼，2011)。

陆学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呈“洋葱头形”(33)。他说，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的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地位就越高，反之越低。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2006年中国社科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显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2.3％，私营企业主占1.3％，经理人员占2.6％，专业技术人员占6.3％，办事人员占7.0％，个体工商户占9.5％，商业服务人员占10.1％，产业工人占14.7％，农业劳动者占40.3％，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5.9％。由此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是一个中低阶层过大、上中层刚刚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较小的“洋葱头形”结构形态。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社会已形成一个现代化的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34)。郑杭生据2000年对全国10城市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也认为，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正处于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过渡之中。他对资料的分析显示，管理阶层占10.7％，技术人员阶层占11.1％，办事人员阶层占22.9％，工人阶层(在职)占30.1％，下岗工人占15.7％，自雇佣者占8.1％，私营企业主占13.8％(35)。

李春玲分别从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维度考察了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结构。她据2001年数据认为，不论从哪个维度分析，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结构均为“橄榄型”，中产阶层均占有相当的比例。从职业维度来看，中产阶层(党政官员、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比例为总城镇人口的15.9％；从收入维度来看，中产阶层(分地区人均收入达平均值以上)的比例为24.6％；从消费维度来看，中产阶层(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指数6分及以上)的比例为35％；而从主观认同维度来看，中产阶层(自我社会地位评价为“上”“中上”和“中等”)的比例为46.8％(36)。

李培林把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分析结合起来，并借助陆学艺的十大阶层框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成了轮廓较为清晰的社会阶层。他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并结合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等部门的统计数据，认为城乡阶级阶层结构差异很大，农村阶级阶层结构还是一种金字塔型结构，底层比重过大、中间层规模过小；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过程，就是从农村的“金字塔型”转变为城镇的“橄榄型”(37)。

刘欣通过对2005年CGSS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一种较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居于支配阶层地位的人员仅占1.3％。中产上层占大约9.7％，中产下层占大约14.7％；小业主和自雇者(老中产)大约占5.4％；全部新老中产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共占约30％。技术工人占大约36.2％，非技术工人占大约32.7％。总的看来，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甚至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离“橄榄型”的中产社会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或初现朝“橄榄型”转型的端倪，非技术工人的比重已经低于技术工人的比重(38)。他近期据CGSS2010的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的中产化，东部地区的阶层结构已呈橄榄型，但中西部地区的呈圭字型，全国总的看来呈圭字型(39)。

张翼运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据职业类别和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所区分的6个阶层及其比重分别是：公务员及国有企业管理阶层占8.7％，民营企业阶层占3.7％，知识分子阶层占4.8％，工人阶层占27.3％，自雇阶层占13.2％，农民阶层占42.3％。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农民阶层所占比重在不同出生同期群中越来越趋于缩小；而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所占比重则越来越趋于扩大。而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转化，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性变化(40)。

在当前中国阶级阶层的“形成”与“碎片化”讨论中，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里，阶级阶层形成主要是指居于一定结构性阶级或阶层地位的成员组织化、社会化的程度，或者一个阶级阶层在阶级阶层认知或意识、生活方式乃至利益维护、集体行动上，区分于其他阶级阶层的程度。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形成状况，李路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而言，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阶层边界越来越清晰，阶层利益越来越凸显(41)。不少研究者发现，不同阶层在收入、住房、社会交往、阶层地位认同、社会政治态度、生活满意度、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边燕杰，2004；李路路，2005，2012；李路路等，2016；刘精明、李路路，2005；仇立平，2001；王甫勤，2012)。陆学艺认为，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相伴随，社会逐渐分化形成了由10个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他认为阶层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中产阶层崛起加快，社会中下层比例进一步缩小，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在财富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有所扩大(42)。刘欣(2005，2007，2018)基于制度分析的观点认为，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导致了阶层结构转型和新的阶级阶层的产生。不同的阶级阶层在收入、阶层地位认同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形成状况的判断，有关讨论集中在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43)和工人阶级(劳工阶层)的形成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地位相对明确的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比如，李路路等(2016)认为，中产阶层已逐步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在阶层意识、政治参与和利益分配上，与社会下层，与自雇者阶级，都有显著区别；在社会生活方面，中产阶级在居住方面与工人阶级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居住隔离，而在社会交往和婚姻匹配上，也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内部交往和通婚的趋势。

一些研究者还发现，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已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吕大乐等结合对北京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田野调查和对业主网上论坛的观察认为，中产阶级在社区生活中已形成一系列特有的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对社区生活建立了一种道德秩序，也希望其他居民按照此规范共同生活(44)。张翼通过对2013年CSS数据的分析，认为中产阶级在消费方式上与其他阶层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下层(包括农民、工人和自雇者阶级)往往更注重衣食住行等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存性消费方式，与这些阶级不同，中产阶级已经基本超越了对生存性消费的需求，他们在教育、旅游、娱乐等方面消费支出比例更大，追求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发展型消费方式(45)。

沈原(2006)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也已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的结果，他们在工厂的生产过程中完成农民向工人的转变，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工人阶级阶层。

持当前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碎片化观点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尚未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并具一致身份认同的阶级阶层。李路路和李升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是在“再分配—市场”的二元体制下被建构出来的，因而具有显著的内部异质性。他们基于200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发现基于再分配体制的“内源”中产阶级比基于市场逻辑的“外生”中产阶级的代际再生产程度更高，政治态度和消费方式更为保守(46)。刘欣和朱妍根据在公共权力结构和市场能力结构中的位置，把中产阶层分为公职新中产阶层和市场新中产阶层，前者包括党政事业的中低层干部和国有企业的中低层经理和管理人员，后者包括私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这两类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表现出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其收入和阶层认同不同所导致(47)。刘欣又对中产阶级的内部差异进行理论分析认为，中产阶层因处于权威型和市场型两种不同的支配关系之中，因而其内部是碎片化的，公职和市场新中产不仅在地位获得上具有二元性，在地位获得路径上也可能是二元性的(48)。李培林认为，中产阶级在中国阶层结构中的比重很小，其边界也不清晰；而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界定的中产阶级，与以收入消费水平、消费趋向界定的中产阶级，相互之间差异也较大；这些被定义出的中产阶级，在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上与社会中层很不吻合；中产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49)。

关于工人阶级碎片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和原国企工人的统一性上。沈原在分析产业工人再形成时，强调农民工与原国企工人的阶级形成过程的差异。前者的阶级实践场所在于工厂的生产车间，而后者的阶级实践在社区生活和斗争中实现(5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原国企工人与农民工之间还存在因户籍等制度安排而产生的职业隔离，造成了二者的收入差异，使之难以获得一致的身份认同(51)。孙立平强调，阶级关系与利益关系并非一致，不同阶层的人可能会形成同一个利益群体，而同一阶层的人可能从属于不同利益群体。这意味着同一阶层内部的成员不见得能形成具有统一性的整体。相反，利益群体比阶层更有可能成为社会运动的主体(52)。李强也认为，改革导致了利益群体分化，出现了特殊利益群体、普通获益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以及社会底层群体等，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边界是流动的，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阶层并非统一的(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