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印度哈里亚纳邦贾特人的骚乱是一个被过度解读了的社会事件。

固然，骚乱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按照印度的标准，这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还造成了首都新德里上千万人的吃水困难——这也谈不上有多严重，新德里的许多富人和更多的穷人并不依靠城市供水系统，被渴到的人里面大部分和闹事的贾特人一样，属于这个社会上挨不着天、下碰不着地的所谓“中间阶层”。他们的闹事，最终只能是落得一地鸡毛，连老炮儿冲过冰面的那种戏剧性效果都营造不出来。

贾特人属于印度的高级种姓，即使有些人认为他们够不上属于武士和官员阶层的刹帝利，显然他们也没有低到属于“不可接触者”的达利特。而在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中，他们的地位和他们在种姓框架中的位置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谈不上有多富裕，但也没有沦落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境地。这些人作为印度社会的中间阶层，其实日子是过得去的。

他们起来闹事，多多少少与人们对中间阶层的习惯思维不太相符。难道印度的经济形势已经糟糕到连中间阶层都衣食难保了?这显然是天方夜谭。或者印度的中间阶层在种姓制度的庇护和培育下，养成了极端贪婪和自私的习惯，连一点点好处都不肯让渡给比他们可怜得多的达利特人?恐怕也不能这么说，贾特人所抗议的事情并不始于现在，低级种姓按照比例在政府、军队中获得职位以及得到进入大学的机会，在印度已经实行好几十年了。很大程度上，这种做法在印度已经成为了体现政治正确的原则之一。

贾特人的骚乱，恐怕不能仅仅起用经济和文化角度来加以阐释，还需要增加一个关于政治表达渠道的维度。换句话说，贾特人的骚乱，只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实现哪怕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罢了。

贾特人作为印度社会的中间阶层，这一定性在原则上是没有错的。但在一个分层明显的社会当中，中间阶层是否和这个词听上去一样美好其实很难说。没有什么贾特人会以自己的种姓感到自豪，原因很简单，这种“高级”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多少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支撑。他们不是婆罗门，没有办法援引古老的宗教信条以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他们也不是达利特，印度比例平权的福利根本落不到他们脑袋上。而这些人倒是很有可能在与印度基层政府打交道或者试图享受公共产品时，遇到按照配额原则进入公共部门的达利特种姓。在这种情况下，贾特人在种姓上的高贵和经济上的优越可一点儿都帮不上忙，甚至很有可能起反作用。

贾特人尴尬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既在婆罗门面前遭到鄙视，虽然这种鄙视未必会导致他们的女儿遭到更高种姓人群的侵害，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在千百年的社会结构当中挺直腰杆，遑论在更低的种姓面前耀武扬威了。这些种地或打工的普通老百姓尽管在整体上依然保持着对更低阶层的优越感，但在个体经验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过被掌握某种其实很小的公权力的社会底层百般刁难的经历。而那个时候，整体优越感是毫无意义的。

真正享有特权的阶层，根本不会和社会体系的底层发生联系，他们的同情心也不会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磨灭。除非哪一个社会的特权阶层贪婪到了极点，否则他们往往都会对社会底层产生真诚程度不一的同情，这不是虚伪，这是人类的善良本质之一。而这种本质能够在特权阶层很上更多得到体现，是因为特权者不需要为展示并实践他们的同情，而支付过大的成本。这同样也是人类的自私本质之一，没有什么好苛责的。实际上，在自私和同情中保持住平衡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些成功的内部改良能够成功的关键。特权阶层过于富有同情心——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过于富有同情心，可能会造成特权体制的自我瓦解和毁灭，如同当年沙皇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而过于贪婪，则早晚会在泥脚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中落得“天阶踏尽公卿骨”的下场。

印度历届政府对低级种姓的照顾以及平权努力，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特权阶层感到低级种姓熊熊燃烧的怒火已经快将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烧毁，而是因为印度的历代政治家，并不缺乏在印度社会致力于实现平等的热情。耐人寻味的是，倒是有不少代表低级种姓的政党及其领袖，在获得地方民众支持后，并没做多少努力去改善底层群众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用来确保自己能够继续当选以及在任期间改善个人或家族生活上边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很快就蜕变为本阶级的叛徒，沦为了大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装饰和工具。这种评价，虽然有些刻薄，但并非没有证据。至少在印度，真正产生了效果的许多平权改革，不是执政的精英阶层被迫做出来的，恰恰是主动为之的结果。

当然，这绝不是说印度的精英阶层多么的善良多么的具有平等精神，他们对社会底层的关爱也是有限度的。否则，温文尔雅的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也就不至于把揭竿而起的纳萨尔农民武装称之为印度国家安全所面对的“最大威胁”了。那帮农民可既没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高里”导弹，也不曾杀进孟买让泰姬陵酒店血流成河。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不愿意向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乞求平等而是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去夺取。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印度真正的特权阶层不愿意去帮助那些像贾特人一样的中间阶层呢?他们境遇好，不值得也不需要同情?或者他们不重要，不必要加以团结?或者他们要价太高，根本无法满足?

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更可能是所有上述原因，其实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像贾特人这样的所谓“中间阶层”，在政治上根本就不重要。在静态的社会结构示意图上，这些人是所谓的“中间阶层”，而在具体的社会阶层动态关系当中，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夹心层”，即遭到来自社会上层的漠视，又遭到来自底层的敌视。更加令他们感到尴尬的是，作为中间阶层，他们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表达能力不但无法和不需要用直接政治表达来维护利益的真正上层社会相比，甚至还不如被圣雄甘地称之为“神之子”的达利特种姓，也就是那些真正的社会底层。

贾特人以及其他许多类似阶层的政治诉求并不清晰，他们要的是稳定的生活，不断改善的生活，体面的生活。这些诉求都是合理的，而且就一个具体的贾特人来说，也是很容易实现的。然而在政治上，作为一个阶层，这种诉求却无法为足以产生政治和社会后果的运动提供动力。因为在涉及分配社会资源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人会同情中间阶层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贾特人的社会地位高于大大小小的表列种姓，他们希望剥夺表列种姓们的比例权利的做法不太可能得到全社会的相应，全国性的政党也不会愿意为争取这一部分人的支持而调整自己在比例平权问题上的立场。

那么，假如贾特人提出的要求是和达利特阶层一样让更高阶层更高种姓的人让渡权利呢?那就更不行了，因为婆罗门和真正的刹帝利向达利特们做出的让步，其实根本就不是特权阶层看得上的东西。而贾特人斗胆向特权阶层提出的要求，可是会超过特权阶层同情心的底线的。这就是贾特人的诉求无人理睬的原因，实际上，也是一部分贾特人最终以破坏性的骚乱来宣泄愤怒的原因。他们虽然比达利特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却不知道怎么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不是贾特人的错误，因为达利特种姓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更会说话。

骚乱并不是实现政治诉求或者进行政治表达的最好方式，而对于贾特人来说，则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种最坏的方式。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中间阶层的情绪发泄都最终只能是在大街上留下一地垃圾后黯然收场，他们所承受的损失——不管是谁造成的，则会在大街打扫干净后被迅速遗忘。这种现象，其实不单是在印度，在许多其它国家也同样存在。原因很简单，虽然他们可以自称为“中间阶层”，作为一个阶层，经济上他们所拥有的大于一，也就是大于他们在社会中按人数所占有的平均数，但在政治上，他们的实际影响力却小于零。说穿了，他们只不过是一帮可怜兮兮、神经兮兮的“夹心层”，仅此而已。

他们的骚乱不值得同情，但事情发生和演变的原因即使不具备关于种姓的基础知识，似乎也不是特别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