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87年，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的专著《比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出版，该书首次将“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作为一种案例导向型的研究途径，定性比较分析以集合和布尔代数等技术手段为基础，旨在融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

正如约翰·耶林(John Gerring)所指出的，定性比较分析法是数十年来少有的名副其实的方法论改革之一。①而“谷歌学术”搜索引擎所得到的数据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判断：拉金所著的《比较方法》被引用约3650次，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方法论著作之一。此外，自该书出版以来，定性比较分析法被应用在超过750项成果已出版的研究之中。②

从研究效用来看，该方法至少可用于五种不同的研究目的。第一，进行数据统计，即通过绘制真值表(truth table)对案例进行综合式描述，也可用于数据合成以及类型学构建等目的。第二，该方法可检验一系列给定案例中关于相关性或因果条件一致性的分析，通过发现所谓“矛盾性”，使得研究者能够发现诠释性模型的异常。第三，该方法可以对现有理论进行评估，因此，是理论检验中尤为有效的一项工具。第四，它可以被用来评估研究者提出的新理念、方案或猜想，并用于数据挖掘。第五，定性比较分析法使新的理论得以细化完善，例如，既可对研究中不同的案例进行深度检验，也可引导研究者对现有理论进一步扩展或完善，进而提出新理论。

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起源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发明者查尔斯·拉金最初受到的学术训练是定量分析，但定量方法的局限性使他日渐失望。他在研究生学习的早期就阅读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该书将特定的大规模历史转变相关变量的不同先决条件进行了结合，对不同案例进行了细化分析，并比较案例内部变量，对随后的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该书并没有为交叉案例提供一个统一、系统的解决方案。

拉金面临的挑战是创新出确保研究者将“案例内”和“跨案例”分析进行系统整合的方法，同时还要保持定性分析的本质，即探析研究对象“如何发生”的问题。在1975年的毕业论文中，拉金同时使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来评估英国地方主义政治背景下威尔士和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起源和社会基础。这种历史比较为定性分析设置了特定情景，而定性分析法则为历史比较过程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事实上就是早期的“混合型方法”，虽然将不同分析方法完全融合非常困难。

推动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相结合的另一重要进展，是一项关于罗马尼亚1907年农民暴动的合作研究项目，由拉金和丹尼尔·希罗(Chirot)共同完成。该合作论文的首要特点就是使用定量证据来调查与农民起义爆发相关的一系列情况，将宏观社会学传统研究路径用于革命分析中。拉金的论文在密尔(1843)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质变效应的因果关系”(chemical causation)概念，认为为了形成质变，要将因果条件结合起来考虑。拉金通过对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的统计分析来实现此观点。③该论文表明，其创新性模型的确有助于解释罗马尼亚农民暴动，依据该模型，农民的传统主义和渗透农业的市场力量之间的交互影响是解释暴动强度的重要变量。

将交互效应确定为重要的解释策略开启了一场历时五年的交互效应模型研究过程。在各类统计模型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对交互效应的关注，引发了原因各异的研究难题，如共线性问题。一方面，这类问题与该模型中所包含的定量研究的若干假设有关。拉金及其同行对这类假设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如何针对研究目的更好地构建群体研究对象。④另一方面，定性研究的习俗也带来了方法融合的挑战。如定性研究中案例的选取是为了服务特定的理论目的，而不是假设为外部给定的。

上述难题促使研究者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以实现将定性研究的操作规范化。为了确定不同条件怎样结合才会产生质变，拉金开始求助于布尔代数、集合等方面的书。此时形成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第一次应用，是拉金与其他学者1984年合作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有关就业歧视和歧视程度评估的研究论文。⑤1987年，《比较方法》这部专著出版了，与1984年的论文相比，此书对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了详尽的细化和完善。

三、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形成历程及主要特征

《比较方法》一书的主旨是发展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让研究者将案例导向型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变量导向型的定量方法相结合，进而实现“将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特性进行有机整合”。该书强调，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包含如下内容和特征。

第一，比较研究要基于案例的本质。每一个案例(作为整体)都是一个复杂的实体，研究者在分析时全程都要保持其作为案例的整体性，而每个案例当中的不同部分又是互相联系的，所以，对变量效应的评估应置于案例的整体背景之下。为了实践这一想法，案例被描绘成变量的组合。

第二，确保研究路径是“比较”。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案例结构、汇集类似案例，探索具有可比性案例的异同点。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分析工具就是真值表，该表以矩阵形式将所有具备逻辑可能性的因果关联条件的数据进行组合。通过将案例汇集在真值表内，研究者可以评估哪些案例体现了一致性的因果条件建构。

第三，该书提出用迭代法发展诠释性模型。从而促进了理论和论据间的交流，而定性比较分析法在解决数据矩阵转化为真值表时出现的(理论与论据间)矛盾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遗漏的因果条件进行识别确认。因此，定性比较分析法中诠释模型的建立伴随着理论与论据间矛盾的一一解决。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亦即导入或排除模型中的理论及实证性条件，直到该模型没有或仅有极少的矛盾，这是建立诠释性模型用以分析研究的重要机制。

第四，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实现对多重因果关联组合的评估，这意味着：首先，通常是案例中各个条件的结合产生了现象，亦即结果；其次，条件的不同结合方式可能会带来相同的结果；最后，已有条件也许会因为研究情境的不同对结果产生不同影响。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这一特点正是我们认为不同的因果关系路径也许会产生相同结果的前提。因此，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出了因果关系发生的“特定情境”概念。这种允许更多因果复杂性存在的情况同样表明因果条件会根据不同的背景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通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者不再一味地“确定某一个因果模型以最好地拟合数据，而是确定比较案例中不同因果模型的数量和特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还引入了数学中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等工具。

第五，定性比较分析法使研究者可以自行决定案例的复杂程度。从而达到更简约的目的，其中便于减少复杂性的分析步骤就是布尔代数，布尔代数使研究者可以确定简单的因果联系，亦即在案例分析中尽可能只结合最少的因果条件。其中的关键步骤是布尔函数的最小化(Boolean minimization)，将案例描述缩减到对数据因果关联的最短表述。

总的来说，《比较方法》介绍了一种用于案例比较的新的形式逻辑，探索了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并且缩减了案例中包含的丰富信息直到形成简约的表述。早期的定性比较分析法是为二分(crisp-set)变量的使用而开发的，并引入了相应软件工具进行分析。

四、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及相关争论

《比较方法》一书的主旨是发展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让研究者将案例导向型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变量导向型的定量方法相结合，进而实现“将定量和定性的最优特性进行有机整合”。该书强调，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包含如下内容和特征

1.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初步应用

《比较方法》出版之后，多位学者采用了该书所创立的方法，特别是在政治社会学的一些子领域，如在分析工业化国家民主、福利国家、政治革命、社会运动以及工会组织等研究议题中。表1显示了此书出版后第一个十年内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从数据可见，该方法的早期运用呈碎片化，第一个十年间只有较少成果(共39篇)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但其中许多文章发表在一流学术期刊，如《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社会学方法与研究》(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第三世界研究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国际发展比较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政策分析》(Policy Studies Journal)、《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等。

这一情况表明，虽然早期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者的数量相对较少，但他们对该方法的传播与影响有重要意义。这也推动了该研究方法的广泛传播以及学者对该方法本身的探讨。

2.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不足及相关争论

随着《比较方法》一书的出版及该方法的初步应用，有关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学术讨论激烈上演。早期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争论围绕案例的敏感性进行。反对者认为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某些个案来说过于敏感，因为引入或排除一个案例都有可能改变分析结果。支持者则认为，该方法中通过增加一个新的案例就可能发现另外一种解释或因果关联，这恰恰体现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独有优势，即使新增的因果路径也许并没有太多的解释力，但从理论上说可能非常重要。

第二个争论则集中在二分变量的使用上。在很多社会科学概念中，二分变量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够精确的度量。学界一般承认二分变量的局限性，但也强调清晰集的主要优点就是运用上的简洁明快。一些学者认为，在定性比较分析法中，对相关条件的选择要比其他分析方法更难，因为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由布尔代数程序导致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条件上。如果考虑五个条件，在真值表上就有32(25)种组合方式；将条件数量增加到8，则会产生512种可能的组合；继续将解释性条件增加到12，相应就有8192种可能。这会带来一种情况，即分析缩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同时研究者会因为每个案例独一无二的事实而难以进行全面描述。以上批评虽然合理，却不是定性比较分析法独有的问题，因为其他研究方法同样存在这种限制。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以上评论并没有给出对包含多个相互作用项模型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争论集中于比较研究路径的统计特性，以及它能否在分析中引入一个时间维度或时间序列变量。对该路径的批评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定性比较分析法缺乏纵向的分析视角，与传统截面数据分析相似。而当前对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偏好日渐增长，这也为宏观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但许多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使用者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公平，因为定性比较分析法中的条件测量也同样可以建立在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操作使条件动态化，也就是说可以将时间维度直接引入条件。二是关于将时间序列条件引入分析存在的困难。正如在许多政治社会学领域中解释长期变化趋势时，变量的时间设置会决定最终结果，并且引入对因果条件进行排序的规则也非常重要。但使用条件排序的研究方法使以上问题能得到解决。

第四个争论是定性比较分析法假设的案例是否独立。定性比较分析假设各案例之间互不影响，但这一假设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变量导向型的分析法中，因此并不是定性比较分析法所独有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问题和调查的主题。在如政策扩散机制研究(diffusion study)中，案例的互联性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又远没有这么重要。如果在理论上具备关联的话，那么有几种方法可以继续推进研究。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框架内，研究者可以对与案例有内部互联性的条件予以考虑，而且，案例研究中的进一步跟进(如后续追踪等)会揭示案例之间的互联度。此外，可选择其他专门的方法论工具对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补充，例如社会网络分析法等。

3.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争论的回应及应用扩展

为了应对以上这些批评，定性比较分析法也进行了几大创新改革。在有关变量测量方面，定性比较分析法主要有两个改进。首先，《比较方法》出版后不久，查尔斯·拉金开始发展作为清晰集的补充——模糊集分析。这一系列的研究带来了《模糊集与社会科学》(Fuzzy-Set Social Science)的出版。该书主要将模糊集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并且挖掘其潜在的功能以研究必要和充分条件，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得了日渐增长的认同，并带来相应软件的发展。⑥而其他学者及研究团队也致力于研究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引入了更多完善的测量方法如多元集合，并开发出如TOSMANA等新软件。

其次，为了促进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应用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研究者还着重于条件的选择和模型的细化等，并解决了条件排序的问题。施奈德(Schneider)和威格曼(Wagemann)在明确区分关联条件对案例产生影响的轻重程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两阶段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初步方案。⑦该方法首先应用在民主制度巩固程度研究中，此外凯伦(Caren)和帕诺夫斯基(Panofsky)也将其运用于条件排序的研究中，并且推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基于时间序列的定性比较分析法(TQCA)。⑧

图1 定性比较分析法应用总量及其在政治学领域应用数量的变化

在21世纪前后，一众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不仅带来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诸多创新发展，也使其充分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图1表明，定性比较分析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自2003年后开始大幅上升，这一增长有两个推动因素：一是2000年后一系列使用该方法、有影响力的论文不断发表，政治学领域基于案例和比较案例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二是研究者群体(特别是在欧洲)通过COPMASSS网络共同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促成了研究过程的传播与相关学术会议委员会的组建，并且欧洲政治国际学会(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ECPR)的暑期班也开设了相关课程。最终，更多的研究者接触到定性比较分析法，并在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予以应用，这相应地带来了更多运用该方法的论文的面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定性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的不同专题研究，包括民主政治、党派政治、福利国家、公共管理、政策分析、政府治理、规则制定以及政治社会学等。第二，以刊载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文章为主的学术期刊数量在不断增加。在图1中显示的最初十年(1987-1997)，应用该方法的文章集中刊载于社会学类刊物，现在则趋向于更多不同种类的学术期刊。在COMPASSS数据库中，已有超过200家同行评议的杂志发表过基于该方法的文章。第三，虽然早期针对二分变量的使用有诸多批判，但新生的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法(multi-value QCA)以及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仍旧是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分析2003-2011年期间所有以英语写作运用该方法的论文可以发现，有52篇使用了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而只有5篇使用了多元定性比较分析法。因此，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补充意义的分析工具。第四，从2003-2011年期间发表的有关该方法的匿名评审论文可以看出，该方法主要运用于中小规模案例分析。去掉最多和最少的例外情况，大部分论文使用的案例数在10～90个的范围内，而使用的条件变量数目则在2～10个，其中大部分使用4～5个解释性条件，从而使研究者可以处理复杂的组合情况。

当然，进一步观察表明，由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设计，各位作者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也不尽相同。根据一组评定标准(如集合理论矩阵参数、模型设定标准、稳健性检验、分析后重新考察案例等)对方法运用进行评估会发现，不同研究成果运用方法的优化度不同。有学者评述了福利国家定性比较研究方面的19篇成果，依上述标准对这19篇文章进行评估，发现只有一半研究在集合理论方面论证了复杂命题。尽管“案例导向”是定性比较分析法应用研究的本质，但只有少数学者在形式分析后回归案例本身，也只有少数研究对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五、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新发展

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中。其最新的发展呈现如下趋势和动态。

首先，拉金在2008年的新作《社会调查再审视：模糊集及诸方法》(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中提出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几个新特点。如通过在案例检验中对条件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面(coverage)两个关键点的创新，对真值表分析所确定条件是否充分的评估；用清晰集的结果来评估案例中条件变量所占的比重或者评估结果中的模糊集，以确保研究者评估模型的解释力与其中每一个因果关联的重要性；对于必要条件的评价也是如此，必要条件的一致性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条件是结果的子集，而必要条件的覆盖面(或实证相关性)取决于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与必要条件相关。

其次，通过对定性比较分析法结果与实证数据的相符程度评估，以研发相应的改进对策和程序。有学者为模糊集法提供了拟合优度检验，以正式评估实证信息和多重因果假设之间的拟合度，并指出对各部分分值的测量错误。也有学者关注定性比较分析法结果对原始数据精确性、案例与组合关联频率、一致性阀值选择等的敏感度。施奈德和威格曼在《社会科学集合论方法》(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还广泛讨论了如何评估稳定性，如何呈现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表达匹配的程度，如何评价集合组成部分准确度、一致性水平、案例增减等变化带来的影响。⑨

再次，诸多研究者努力完善定性比较分析法，以更好地对时间和排序问题进行解释，如定性比较分析法中基于事件结构分析的排序、最优匹配排序等。研究人员已给出不同的方法将定性比较分析法和过程追踪相结合，以便更好地识别关键节点，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分析。

然后，目前至少从期刊论文来看，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大部分运用都是作为“单一方法”，但就更广范围来说，定性比较分析法与定量、定性等方法的“融合”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最后，在教科书、介绍性文章以及软件开发领域，研究者已推出了若干新方案，此外，定性比较分析法也已在R语言和STATA等软件中得到运用，并与其他研究工具如社会化网络等相结合，生成新的软件工具(APES)。

多年以来，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争论一直被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区别所主导，至今依然如此。长期以来，这两者的区别总是被默认与“案例导向”或“变量导向”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相挂钩。案例导向型的研究策略是对相对较少的案例进行集中研究，案例的挑选基于其在实质或理论上的某些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变量导向型策略主要关注的问题是通过大量的一般观测值对案例不同要素的关联进行评估，其目标通常是推断特定事物的一般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了多重案例研究策略，定性比较分析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对大量案例进行系统比较的理论工具。变量组合分析案例的这一设想将定性比较分析法进入社会科学家的方法论工具箱当中，对现有案例分析方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大大便利了对案例的识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案例都归入一个分析过程，研究者可以基于相关结构选择几个案例予以分析。

总之，定性比较分析法在推出之后的1/4个世纪里，已发展为可用于案例系统比较、应对因果复杂性问题及矩阵结构分析的系列方法。来自政治学不同分支学科的更多研究者开始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这也突出了该方法在反映多重因果关系方面的作用。那么在接下来的25年中呢？可以肯定的是，方法论研究领域中定性比较分析法将继续成为讨论主题。在顶级期刊中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论文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更重要的是，积极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和集合论方法并推动其发展的学者群体正在不断增加，这也使得该方法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应用，对其的批判性反思也在增加，这些发展不仅局限于政治学，还扩展到其他诸多社会科学领域。

当然，此类进展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新的功能(如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新的技术方法都会引起实践操作中的分歧。这种分歧也会随着定性比较分析法在不同学科中运用的扩展而增加。从运用该方法的近期研究实践中可以发现，新的功能与技术方法也引起相应的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学者在分享实践操作、生成共同标准与进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共同努力。

注：原文题为“The Origins,Development,and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First 25 Years”，刊登于《欧洲政治学评论》(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4年第6卷第1期，第115～142页。译文有删节，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