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一般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20%定位为超级老龄社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我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
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来看，我国60岁以上人口2.8亿，占总人口比例19.8%；65岁以上人口接近2.1亿，占总人口比重14.9%。
而在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4.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换句话来说，2020年至今，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年增长的比例达到0.7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未来不足10年的时间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有望达到20%，成为超级老龄化社会。
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唐登杰表示，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努力提高广大老年人生活品质。
我国老龄化的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如何正确的认识我国老龄化社会？如何看待老龄化社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应对老龄化社会，我们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就上述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汪伟。
汪伟表示，中国正处于深度老龄化向超级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采取正确的举措，将会继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汪伟。资料图
快速迈向“超级老龄化”
《21世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国策，你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汪伟：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所引起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正处于深度老龄化向超级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意味着一个国家进入浅度老龄化社会；达到14%，意味着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达到20%，意味着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观察中国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在2000年，中国进入浅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约7%。在2021年，中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2021年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约14.2%。预计到2030年之后，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将超过20%。
从速度上看，中国大约只用20年时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只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该速度甚至超越此前人口老龄化进度最快的日本。此前，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日本用了11年。
《21世纪》：9月12日，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提到了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你认为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发展如何？政府应该如何更好的搭建我国养老服务的框架，以应对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局面？
汪伟：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局面下，我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老龄事业、养老服务与老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当前我国老龄事业、养老服务与老龄产业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老年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而这与多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老龄产品研发滞后，企业创新不足，产品及服务单一且技术含量过低。另一方面，老龄产业还面临产业标准缺失、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养老产业发展政策，已有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很多企业认为老龄产业投资前景不明朗，处于观望状态，养老产业的民间投资动力不足。此外，养老服务业还存在基础设施不足、人才资源短缺（特别是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等问题。
为此，建议一是应加快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加快老龄事业、服务和产业协调发展。应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增强养老服务的普惠性和公平性，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是在注重老龄事业、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的协同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重视激发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市场活力，形成一个政府做好宏观管理，老龄产业企业以市场化、规范化为准则自主经营管理的良好局面。
三是要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加快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四是应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化照料体系相结合，以提供充足的老年照料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在加强对家庭照料行为支持的同时，应加快推进社会化照料体系建设。
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21世纪》：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担忧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会显著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你如何看待中国老龄化社会对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
汪伟：对中国经济而言，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不可能永远依靠人口红利，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局面下，经济政策上恰恰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
首先，人口老龄化会促进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虽然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但是也会促使企业通过更多的研发投入来提升竞争力，这种“倒逼”机制有利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比如在人工智能产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促进了人工智能发展。
其次，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从而使经济中的生产力提高。
此外，中国还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宏观政策的改革，与教育领域改革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将经济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并收获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
最后，人们在人口老龄化面前并不是被动，人口老龄化会促使人们重新分配经济资源、提高协调生命周期行为的能力。事实上，个人如果体察到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其在工作阶段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就会随之改变，“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会形成新的储蓄来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
《21世纪》：我国老龄人口增速非常快，你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做哪些准备？有哪些应对建议？
汪伟：当务之急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深化改革，推出强有力的政策。
第一，我国应通过构建与生育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更多的孩子出生，对修正失衡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增加未来劳动力数量与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与养老压力。
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做法，通过多样化的育儿津贴与儿童税收优惠政策，来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对多孩家庭采取梯度生育补贴，以此来提高家庭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另外，在发放津贴的同时，应辅之以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对生育二孩或三孩的家庭可以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更高的减免额，对不同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激励和保障。
第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有效化解养老风险。近年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大幅提高，参保人数已超过10亿人，但也存在养老保险待遇、统筹层次较低、三支柱体系发展不平衡、低收入群体的缴费负担较重、地区间养老负担不平衡、偿付风险日益凸显等问题。
未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既要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自我积累功能，解决养老保障体系未来的偿付风险，又要增强养老保障的激励功能。
第三，采取相对灵活的弹性退休年龄制度，扩大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与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和老年劳动参与率都明显偏低，过早的退休年龄和过低的老年期劳动参与率，导致富有生产性的人口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严重浪费。同时退休年龄过早，也导致中国养老保险收支状况恶化，养老金体系财务风险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上升。
同时，从现实来看，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仅受到退休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扶幼负担、闲暇偏好、就业环境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亟须改革僵化的退休制度，建议采取相对灵活的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允许劳动者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定老年期的劳动供给和退休年龄。不过，应审慎安排相关配套措施，对劳动者延迟退休形成正向激励，引导其自愿延迟退休。
第四，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发展“银发经济”。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将形成日益增长的潜在消费市场，为“银发经济”的兴起提供发展机遇。我国亟待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充分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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