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提出一个靶子，即柴尔德-曼塞尔的十二项关于文明的标准：

1.大型城市中心 2.通过农业的剩余生产力支持的手工工匠、商人、官吏和祭司 3.直接生产者将生产剩余贡献给神祇或祭司酋长 4.纪念性建筑 5.摆脱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 6.记录信息的系统（文字） 7.较为精确的实践性科学的发展 8.纪念性艺术 9.作为奢侈品和作为工业物质的原材料的稳定进口 10.农民、手工工匠和统治者共同构成一个社会 11.社会的稳定性通过神庙和墓葬仪式的完善予以表达 12.国家组织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恒定不变

后来，考古学界逐渐认识到，这一标准的来源基于一种推测：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所有社会都高度近似，但是由于人类文明的诞生多元且复杂，所以这十二项标准其实并不普世，而且有很多关键的概念是模糊的。

后来人类学家批判了这种清单式的标准，提出了对人类文明标准的看法：最早期的文明就是最简单的社会形式——控制社会的主要准则不是亲戚血缘关系，而是社会等级关系。最早的文明社会出现了在权利、财富和社会威望上地位不相同的社会等级，一小部分社会统治集团通过用暴力增强的权威性，系统性分配剩余产品和劳动力来维系权力。统治者通过其特殊的生活方式与被统治者分离开来——简而言之，是阶级而不是家族来统治。

我国的考古学家则有自己的意见：

文明可能有100多种解释。一方面可以说是文化的成就；另一个意义，就是社会发展程度。从文明探源的角度看，文明的形成，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了国家形态，探源就是探寻国家的起源——早期国家何时产生？如何发展？ 关于文明的标准首先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比如出现文字、城市、金属器后，人类社会就进入文明阶段了。后来这些标准落实在考古学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文明的10个标准，比如一定规模的遗址，人口要达到5000以上，有权力机构，有大规模的公共建筑——它标志着建筑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动员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等等。这些标准是依据西方文明起源的研究而提出的。不是说不对，而是需要在中国的环境下具体的讨论。 当我们套用这些标准对一些有关的考古发现进行是否是文明的性质判断时，就会发现这些文明的标准有的是不那么能对上号的了。中国各地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跌宕起伏而漫长的过程。于是，对文明的研究就从定性的研究逐渐转变成了过程性的研究。这就要追溯，什么时候出现“城”？什么时候开始阶级分化？等等。我们发现中国文明的进程不是铁板一块，各地有自有过程和特点。 我们认为给文明建立标准，是一个比较老的研究方法。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考古学文化背后的社会是否形成了国家的形态？我们并不急于提出文明——国家形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是在研究史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普遍意义的特征。而不是颠倒过来，拿着一个产生于国外材料中的标准清单去比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 赵辉

深入的探讨文明起源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核心矛盾：1.通过物质文化遗存能不能判断文明的起源？文明的起源有没有物化标准？2.如果不能完全从物质文化角度判断，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和构建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

更细微和深奥的问题，如果有专业研究这一问题的知友，可以参考常怀颖的《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研究述评》，不但有学术综述、最新成果，还有一定的哲学和思想领域的思考。

所以中华文明的起始时间，其实还是充满学术争议的。目前看埃及、两河文明起源时间能够大致确定，其他文明起源的研究情况不就不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