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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指《呐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有大家风度。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在《鲁迅先生二三事》里面提到。
《孔乙己》写于1919年4月,原载于同年同月《新青年》第6卷第4号,收入1923年8月新潮社出版的自编小说集《呐喊》中。小说篇幅很短,但从孙伏园的记述里,可见在鲁迅的心中,《孔乙己》的分量很重。
放眼文学史,很多作家当时虽然有名,但他们的作品越读越薄,而鲁迅的作品却越读越厚,可以说,他是一道迷人而危险的深渊。
鲁迅在上海 选自黄乔生著《鲁迅像传》
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再到《药》《祥林嫂》《故事新编》等篇目,鲁迅是一个给无名者立碑的作家,他小说里的主角,大部分在中国传统小说里上不了台面,被士人所不齿,被历史所遗忘。但鲁迅偏要写他们,那些寒夜里饥寒冻毙的妇女、人血馒头一样的死亡、死了也无人问津的落魄书生、靠精神胜利法慰藉贫瘠生活的小人物。
好的小说会随着时间生长,在一次次共振中,发出回响的余音。某种意义上,鲁迅的文字是被现实增值的,历经百年,他的小说没有因为时间而速朽,反而一次次让人获得新的体验。他捕捉到了极为真挚的东西,这种真不只是社会层面的真,也是人性不会随时间而改变的部分。他的文字之所以持久,就在于他总能震动趋于麻木的心灵。
《孔乙己》便是这样一篇小说,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被封建历史掩埋了千年的底层人物以及他背后整个社会的深渊。
丰子恺为《孔乙己》画的插图
01
科举制的日暮穷途
小说的主人公孔乙己,原型是鲁迅故家对面酒店的一个落魄文人,此人绰号“孟夫子”,跟孔乙己一样嗜酒偷懒,靠抄书誊墨来赚取一点小小收入。有趣的是,那家酒店真名就叫咸亨酒店,“咸亨”取自《易》“坤”里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有宽宏光大,称颂生育外物的地母仁厚心灵之意,运用到小说里,不失为一种反讽。
明清时期,读书人要考取功名需经过童试、县考初试、府考复试、院考(道考),然后才是会试、调试,能被称为秀才的人,至少要通过院考,但孔乙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一个连秀才都不是的读书人。他所沉浸的世界与现世格格不入,他把毕生的意义孤注一掷在科举上,到头来却黄粱一梦。身处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孔乙己面临着个人身份和“士人”身份的双重幻灭。
在传统中国小说里,写文人的不在少数,它们主要是才子佳人小说、狐鬼志怪、文人唱和,或者文人报效朝廷的故事。与《孔乙己》气质最相近的,许是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也写到了渴求功名以至于迂腐的秀才举人,辛辣地呈现出八股文对一代士人的戕害。不同的是,《儒林外史》流淌着明清说书人的调调,嬉笑怒骂间,是读书人逃不出科举官僚制的悲哀。相比之下,《孔乙己》写的是文人末路,是连秀才尚且算不上,被店铺老板和伙计嘲笑的“无用书生”。
作为唯一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孔乙己是科举制日暮穷途下的缩影。在这个人物身上,或有鲁迅父亲的影子,亦或有其他文人的身影,但他更是一个象征,一个阶层特性的符码。通过《孔乙己》这篇小说,我们能看到鲁迅对科举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与他的家庭境遇有很大关系。
赵延年《孔乙己》插图
鲁迅生在一个没落地主家庭,是浙江绍兴覆盆桥周氏一脉,其先祖周煌高中举人,跻身士人阶层,祖父周福清也在1871年考中进士,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乡绅家庭。但是在1893年,周福清却卷入“科考舞弊案”,被判“斩监候”,鲁迅的父亲周文郁不幸牵连其中,被夺去生员(秀才)资格。鲁迅时年12岁。
自此之后,绍兴周氏家道中落,鲁迅也舍弃了科举之路,1898年入读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鲁迅不仅意识到科举官僚制与乡绅阶层的密切联系,也亲眼目睹了八股取士造成的一幕幕悲剧。在清末日暮穷途的氛围里,他深感八股取士对救国已经无用,而科举造就的乡绅特权阶层,更是弥漫着一股腐朽和萎靡的气息。一方面是乡绅集团的沆瀣一气、中饱私囊,另一方面是那些没有高中进士的文人,依然把自己献身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到头来沾染了一身迂腐气。
《孔乙己》插图 丰子恺 绘
鲁迅很了解乡绅和乡土社会,在他的小说里常常出现“做乡绅的人”和“想做乡绅而不得的人”,比如《孔乙己》里的丁举人、《风波》中的赵七爷、《祝福》里的鲁四爷等等。
“乡绅”一词始于宋代,到明朝中后期被大众认可。皇权达到顶峰的时期,乡绅反而成为治理基层的“中介”,清代有“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说法。乡绅通过科举晋升为特权集团,包括退休官员、获得功名但不做官的士绅、卖官鬻爵的土豪,以及武试获举人未受官或军工退职之人。
徐茂明在《江南乡绅与江南社会》中指出:
清代文献中的乡绅范围还扩大到尚未出仕而家居候选者。
他们在乡土社会结成稳固的关系网络,协助官府,管理宗庙祭祀、地方治安、教化百姓、修建道路和桥梁等任务。
到了清末,很多人名为乡绅,实为地方上的纨绔子弟或者土豪恶霸。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央集权衰弱,乡绅操办团练,形成地方武装,但又面对着资本主义与西方列强的冲击。从大背景来看,随着科举官僚制的衰亡,乡绅阶层退出历史舞台又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清末的乡绅是一个既庞大又尴尬的群体,《孔乙己》首先触及的,就是乡绅在大转型时期的尴尬。
鲁迅对孔乙己显然有批判的意味,但如果仅仅把《孔乙己》理解为一篇批判封建文人的小说,就未免把它狭隘化。如果鲁迅只是写一个可笑之人,那他不过是一位普通小说家。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既意识到孔乙己的可笑,又意识到可笑背后的悲凉,他深切讽刺的与其说是孔乙己,不如说是那种施加于孔乙己身上的冷酷。在这部小说里,鲁迅写的是一种环境,对失败者极尽冷漠和嘲笑的环境。《孔乙己》写的其实是这个社会对失败者的无情。
《孔乙己》插图 丰子恺 绘
02
他被逼成了“鬼”
鲁迅的小说其实是鬼小说,而孔乙己是鲁迅小说众多鬼的形象中的一个。
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著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中提到:孔乙己是“迂腐”、“善良”与“寂寞”的,而那些嘲笑孔乙己的庶民是“凉薄”的。这种凉薄比孔乙己的迂腐更应当被指出。当许多人嘲笑孔乙己时,鲁迅真正在意的,其实正是他人对孔乙己的凉薄。
如何看出凉薄?
小说里,孔乙己举目无亲,孑然一人,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彷徨者。在旁观者眼中,他满肚子迂腐之气,精神怪异,甚至做出偷窃的行径。鲁迅在小说前半部分渲染了外人眼中的孔乙己,说他:
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
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在鲁镇的酒馆里,旁人问,
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
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顾客们嘲笑孔乙己,掌柜却不阻拦,反而参与到嘲笑的行列。中秋节前两三天,听说孔乙己被打折了腿,生死未卜,掌柜的第一念头不是关心,而是“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更可见冷漠的,是当孔乙己只能以手代脚走路,重新出现在店里时,掌柜首先想到的却是催钱,客人们则一堂哄笑,丝毫没有关心他的意思。孔乙己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离开。
丰子恺为《孔乙己》画的插图
我们只需想一想这画面,就能品味到字里行间透出的凉薄,一个人腿被打断,只能靠手走路,其他人却还在嘲笑他,像是看一个畜生一样对待他。到了小说结尾,鲁迅干脆用极为克制的笔触告诉读者: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不只是《孔乙己》,在鲁迅其他作品中,我们也能处处看到这种社会对失败者的凉薄。例如《阿Q正传》里对阿Q极尽嘲弄之词的庶民、《颓败线的颤动》中被女儿和女婿厌恶和指责的妇人——她昔日靠出卖肉体换取金钱,抚养子女,子女长大后,却因为母亲过往的行径,反过来怨恨诅咒母亲。
鲁迅写的是一个凉薄的环境怎么把人逼成“似人非人”。如果说《孔乙己》里被打断了腿的孔乙己还不够明显,那么《祝福》中这段对祥林嫂的描绘,就差把“鬼”字写在一个人脸上了: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如此若还不明显,那我们不妨斟酌鲁迅的用词,就可见他是有意渲染一种鬼气般的氛围,凸显出环境对人的异化。同样是在《祝福》中,鲁迅使用了诸如“悚然”“魂灵”“地狱”“惊惶”“穷死”“没有神采的眼睛”这些词汇,而他描绘祥林嫂时,这一段详细的外貌描写也充满了衰亡的感觉:
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
《祝福》插图 丰子恺 绘
《祥林嫂》和《孔乙己》像极了姊妹篇,祥林嫂和孔乙己这两个典型人物犹如镜像,展现了被剥夺了社会话语权,又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底层形象。在《祥林嫂》中,其实就有一句点题的话,恰可同时说明孔乙己的命运: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所以,孔乙己和祥林嫂一样,是鲁迅小说众多鬼的形象中的一个。这类人大多是旧时代人,被统治阶级弃逐,又被庶民嘲弄,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举手投足间,都有鬼的气质。原本是人,被社会逼成了鬼。
《药》插图 丰子恺 绘
03
底层对底层的嘲笑
重读《孔乙己》,令人细思极恐的另一层也在于“底层互害”。
当孔乙己成为一个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失败者,嘲笑他的不是上流阶层,而是小市民和底层。上流阶层根本看不见孔乙己,他们不在乎孔乙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在小市民和底层人物看来,孔乙己就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比他们自己活得还要卑贱,因此可供嘲笑的人。
小说的叙述者“我”,其实就是一个店铺伙计,他跟孔乙己一样,也是被老爷和阔太太们看不起的小人物,但他也在嘲笑孔乙己,他说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同样是通过这位伙计,我们知道: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
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在《孔乙己》中,鲁迅展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叙述权”如何被剥夺,他的面目如何在他人的讲述中一步步被污名化。读这篇小说需要注意到,关于孔乙己的描述都是出自他人之口,孔乙己其实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人,一个失语的人。甚至,他的真名我们都不确定,只知道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为他取了“孔乙己”这个绰号。
整篇小说里,重要的不再是孔乙己是否有过盗窃行为,而是只要他没有进入既得利益者群体,他没有取得世俗认可的功绩,就容易在社会上落得被嘲笑与被轻贱的境地,甚至连他的死亡也没有几个人铭记。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评判体系里,人们争相竞争成为“人上人”,或者沦为统治阶层的帮闲,而底层继续互害,社会缺乏容忍与理解的善意,普通人身处其中,愈发被一种单一的成败话语体系所覆盖。当失败的孔乙己被众人嘲笑,又有多少人有底气,能真的免于被嘲笑的命运?
《孔乙己》插图 丰子恺 绘
鲁迅展现的并不是一个稳固的、观念上的底层,而是一个破碎、混乱、充满互害、区分于统治阶层又占据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小市民与游荡者组成的群体。他们既包括帮佣、店铺老板、打杂伙计、市井商贩,也包括落魄文人、无业者和乡村中的农人。在“鲁镇”系列里出现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农民、小市民和读书人,《孔乙己》的故事主要发生地点就在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它的主要人物也是小市民和游手好闲之徒。但恰恰是他们,对孔乙己投来最轻蔑的笑声。
我们从鲁迅对市民和寒门群体的描绘中能看到他的清醒。他虽然在道德上同情寒门,同情那些被统治阶层和社会所抛弃的小人物,但他并没有浪漫化底层,也无意虚构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反抗统治阶级的底层秩序。恰恰是认清了乡土社会现实里的破碎、芜杂、残酷,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困局,是如何通过底层互害,转嫁成对个体的伤害,鲁迅才冷静地书写了底层对底层的嘲笑。他不回避人性的暗面,也不写岁月静好的乡土社会,他写底层互害,写乡土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的崩坏,要揭示的恰恰是普通人在其中所面临的缺乏保障和丧失个人尊严的境地。
鲁迅的小说总体上呈现了旧中国社会整体的崩溃,他用白话文小说这种极具感染力的方式,表现出中国文化、道统乃至信仰在新旧交替之际的断裂危机。而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就是它既不能令知识分子相信,又不能为大众提供现世生活中一个坚固的精神路标。于是,整个中国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发生激进变革,这种变革背后就是人们对“旧”的不相信。但是,“新”是什么,“新”又真的能救中国吗?当时的国人,实际上处在旧未散去,新又未成的断裂时期,鲁迅小说所呈现的就是这种断裂和它无尽的深渊。
这个社会,有人看见光明,但总要有作家敢于指出黑暗。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用自己的笔,第一次让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他所书写的不再只是个体命运的悲凉,还有整个社会道德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崩溃。
《药》插图 丰子恺 绘
百年过后,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字,似乎要庆幸自己没有活在那个痛苦的人世间。在鲁迅的笔下,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不是雕栏玉砌、光彩照人,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是大部分国人仍没有摆脱贫困、饥寒和痛苦的时代。今天对于平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但是我们仍要追问,在今天,孔乙己和祥林嫂真的远去了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故事,是否就不再发生?太阳升起,仍有它照不到的暗影。对失败者的嘲笑,并没有从这片大地彻底远去。这是我们今天依旧读鲁迅的原因。如果只是把鲁迅的文字当作历史来读,那是读鲁迅莫大的遗憾。鲁迅的意义不在于故纸堆,鲁迅的意义,是在于每一次阅读他依旧感到恒常如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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