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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提到，葡萄牙舰队司令安德拉德在1517年8月中护送托梅·皮雷斯到广州后便回到屯门继续贸易，最后引发中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战争——屯门海战，结局已葡萄牙惨败告终。

屯门海战被西方嘲笑（屯门海战双方伤亡）

但是，据学者研究安德拉德得到广州当局的许可经泉州前往琉球群岛访问，当时安德拉德派遣了辖下的圣地亚哥号船长若尔热·马斯卡伦阿斯前往。由于季风已过，船长只是短暂的逗留泉州并进行贸易。他发现在泉州可以赚取广州同样多的利润，而他也可能是第一位访问泉州的葡萄牙人。

依照常规，广州当局不可能允许葡萄牙船到泉州去，中国史料无法证实葡萄牙人此时已到访泉州。如果他真的到泉州贸易，这可能是一次非法的质易活动，可以肯定的是安德拉德的船队在1518年9月确定离开中国回航马六甲。

事实上，葡萄牙人早在1515年便对琉球有所认识，在托梅·皮雷斯的著作中就提及琉球人说：

葡萄牙人对于东亚区域贸易的认知，会促使他们本已具备的探险精神得以实践，也就是说，他们会不断地扩大他们的贸易空间。

明武宗逝世前已下令“番舶非当贡年，驱逐远去，勿与抽盘。”当然在《大明会典》中没有记录作为朝贡国的佛郎机将被拒绝贸易。刚好就在这一年(1521)七月，佛郎机船队由别都卢统率航抵广东，并“以接济朝使为辞，携土物求市，守臣请抽分如故事，韶复拒之。”

由于明世宗入继大统之初，与首辅杨廷和因大礼问题而关系紧张，朝廷大政都以谨慎行事为原则。佛郎机要在广州继续寻找贸易的机会可说是十分困难，甚至是危险的。

嘉靖二年(1523)二月，船长别都卢率同疏世利等五艘佛郎机船再次航抵广东海面，就在新会的西草湾与明海军发生战争。

共掳获两艘佛郎机船，后被焚烧，百户王应恩因之战死，其余三艘佛郎机船亦匆匆驶离广东海域，战争经过由广东巡抚张嵿及巡按御史涂敬向朝廷报告，明世宗下令就地处决示众，也就是说，当时朝廷已下定决心不让葡萄牙人再到广东来。

葡萄牙人在西草湾之役中被杀死或被处决的人员约有77人，在上一次的南头战役中大约有40人战死舰上，被俘虏约有40人。在狱中因饥饿或寒冷而死的有11人，被判决斩首示众的有23人。

面对广东海军的强大军事压力，葡萄牙人终于放弃了广州的海口贸易，沿海北上寻求新的贸易空间：他们意识到福建存在着庞大的贸易商机。

葡萄牙人何时到福建贸易，中国史料并不十分明确。不过福建沿海的走私贸易自明初以来一直在进行中：如永乐二年(1404)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又如景泰二年(1451)，明代宗下令刑部榜示禁约：

成化七年(1471)史料记载：

御史洪性奏请依律处斩弘敏等二十九人，又奏弘敏的同县人康道等二十六人通番并行劫海上。官员的打击及审判结果并未能阻绝人民出海贸易的心态。成化八年(1472)又有：

由此可见，福建人违禁出海贸易的习惯。就是到了正德、嘉靖间仍然如此，嘉靖十二年(1533)兵部奏请申禁说：

种种屡禁不绝的情况，其实正好说明了福建沿海居民的生活形态。

下面一段引文出自《海澄县志·风俗考》正好反映漳南月港人民对出海贸易的心声：

盖富家以赀贫人以傭，输中华之产，劈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可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渔，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世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习惯，谓生涯无踰此耳。方夫趋船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奏，响答十方。巨贾竞惊争驰，真是繁华地界。然事杂易淆，物羶多觊，酿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时，容至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矣。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福建特别是月港在明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无论是合法或非法的都值得关注。漳南月港人民出海贸易在“成、弘之际”已成为当地的全民共识。但是月港对外贸易的扩大仍有待客观环境的配合，这又与葡萄牙人到来贸易脱不了关系。

福建的贸易商机，葡萄牙人早有所闻。在广东贸易受挫后他们必定转向福建寻找机会。嘉靖二年(1523)四月，巡按福建御史王以旂向朝廷上奏说：“盗起广东，转入漳泉，势其猖獗，请罪诸纵盗不捕者。”

由此可见，无论是海上的走私或是陆上的盗匪，都有转向漳、泉地区的趋势。王以旂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嘉靖八年(1529)提督两广侍郎林富向朝廷投诉说：

他建议：

兵部对林富的建议十分支持，会议决定：请命广东察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舶。

这项投诉距离西草湾之役已有六年之久，广东饱受贸易停摆之苦，明世宗最终同意了兵部的建议。

这一决定让广州再次获得了贸易利权的机会。然而，葡萄牙人仍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士，不准到广州贸易。同样漳州当局亦会被迫采取驱逐佛郎机人的行动。可是，漳州月港的走私贸易已因葡萄牙人到来而雀跃不已，沿海居民躁动起来投入这股热潮中。

漳州月港人民原本就是从事走私贸易，出洋或潜赴外海岛屿与外国人进行“屿市”已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加入葡萄牙人，当然引起更大的回响。因为葡萄牙人不但带来海外的物产，也从欧洲携带大量白银前来贸易。

月港因为盗多，早为人所共知，是盗是商，全看政府政策与处理态度。月港升格可说是中央正视及解决问题的做法，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月港升格为县以前，这里已是一走私贸易中心。

当时人记录这里“海物互市，妖孽荐兴，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又说：“月港者，夷货毕集，人烟数万。”当时的走私物产，是以丝布锅磁为多。

当然，在政府还没有宣布开放贸易之前，所有这些贸易活动都可说是非法的。但是，非法贸易竟如此兴盛，当然是得到地方政府的包庇才有可能运作。有理由相信，在嘉靖中叶以前葡萄牙人在月港海面便获得充足的货物供应，所以仍不须要往北寻找货源。

月港是边海地区，竟聚众数万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无论如何必定得到地方官吏豪绅包庇。福建最高行政官员布政使当然了解其中情况，但是如何使海边人民既有生计又不致违法抗命是官僚们的责任。

当时，福建巡抚不常设，由于海边走私贸易的繁荣，不稳定的因素随之而至。毕竟这是非法的活动，没有完全在政府的掌握之中。

这情况我们可从浙江左布政使胡琏被委派以右副都御史巡视浙江、福建海防得知一些消息，胡琏在嘉靖八年(1529)十二月出任浙闽巡视，随即在嘉靖九年(1530)便建议：

可见，当时月港地区加强管治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海沧就在月港，设置安边馆其意义清楚明白。海道从福州移驻，就是防患未然的准备。胡琏的作法其实正是反映当时月港的不稳定因素正在扩大。所以，胡琏才会作出相应的对策。事实上，胡琏对葡萄牙人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在广东曾参与攻剿葡萄牙人的战役。

胡琏在嘉靖十年(1531)四月改派为江西巡抚，福建地区从此时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月，才由浙江巡抚朱纨兼管福建海防军务。也就是说，福建有十五年是没有中央大员来关切的，这样一来，沿海的走私贸易活动必定有增无减，更因市场的需求而大了走私范围，闽浙地区的走私合作越来越密切。

葡萄牙人留在福建月港的海面便可得到中国丝绸等产品，而漳州人则扮演中介与货物供应者的角色。嘉靖十二年(1533)，兵部对沿海形势提出报告，正好反映事态日益严重。兵部向嘉靖皇帝报告说：

明世宗也许意识到“海警时闻”的严重性，立即下令防御、重申海禁及追究官员责任说：

明世宗虽然推出连坐法及追究官僚纵容之责来遏止走私贸易。然而，一时间收效似乎不大。

嘉靖十五年(1536)，御史白贲提出了更具体可行的执行方案。

他在《条陈备倭事宜》中说：

二、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请下所司严行禁止。

三、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门嵩屿登岸。故专设捕盗馆，宜令本馆置籍刻符，民有出海货卖百里外者，皆指捕盗官处自实年貌、贯址，以符给之，约期来销。使去有所由，归有所止。

四、沿海巡司徭编弓兵，共抽三百人，以一百五十名送安边馆；以一百五十名送屿水寨，皆令征银解约，召募士兵，以备海警。

五、贼舟出没，不可跌迹。而各寨每遇警报乃以文移相闻，缓不及事。请令水寨各设火牌二十四面，贼舟至，递出火牌，互相转报。

六、沿海水寨，阅上番军士，老羸不堪者，遣回纳银。或扣折口粮，以给军饷。

七、海澳舟居之民，所有见丁，皆令报官，折立澳长一人，小甲二人，籍记澳民姓名。一船被劫，澳长、小甲即率众追之。乃禁制澳民，不得下海通番。

八、请申明赏例，捕得其盗一人者赏银三两；二人以上递加。所得贼物，尽以给赏，若番夷远禁之货，则以其半给之，将士不得吝赏·以沮士气。

九、坊(防)海兵士多为将领所卖，使之分月更番，互相容隐，踵成夙弊，请便宜委官，编立年貌、贯址册籍，不时查数，有更代脱役者，如律治罪。

从御史白贲的建议书中，可以确知沿海防卫完全松懈了。几乎要重新组织，朝廷已认为白贲建议可行。这么一来，1536年后，福建漳州的非法贸易必受到海禁政策的影响，也迫使葡萄牙人北上寻找贸易商机的决心。

四年后宁波海面便掀起了一场非法贸易的高潮，最后竟引致倭寇侵扰事件。明代中叶因非法贸易冲突而激起的倭寇之祸，是东亚贸易区块重新组合过程中的调适期，虽然倭寇对沿海城镇的破坏力强大。

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与人民都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时代的变迁，新贸易制度的重组有着纵深的时代背景，尝试重建时代的大脉络，让明代中叶倭寇的形成背景更清晰明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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