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世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而生产力的有效提升蕴含着人类知识形态演进转化为发展动能的过程。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知识生产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版图中的发展层次。人类知识形态演进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与世界性影响，厘清知识生产形态与世界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有助于为我国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有效实践路径。围绕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表达方式、创新知识生产方式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进路等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韩震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有个著名论断：“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而劳动之为属人的活动，则在于其体现了“知识的内涵”。在您看来，人类具有知识内涵的劳动能力如何推动着历史进步？

韩震：人作为一种有思想的动物可以依靠使用工具的劳动，让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改变形态，以符合人自觉的、有目的的需要。动物也通过改变自然而生存，如鸟筑巢、兽挖洞，但它们千百万年都是如此，在活动方式上几乎看不到改变。只有人，才会尝试不同的“筑巢”方式，从茅屋到楼房、从陋室到宫殿。在这里，仅仅有目的的需要还不是知识，懂得如何让自然按照其规律改变形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属于知识的范畴了。

显而易见，人的活动愈具有知识的内涵，也就愈具有“属人”的特征。人类因获得了具有知识内涵的劳动能力而与动物区别开来，而实践中有意识的知识内涵越是增长就越是“属人”的活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生产技术活动中所具备的知识生产越是处于领先地位，就越是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仅是物质样态的变化，而且是人类意识中把握的知识状态的变化，因为知识水平提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尽管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知识状态变化的基础和原因，然而人类意识中的知识发展往往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积极、最能动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比照经验形态的知识，现代学科化和原理形态的知识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后续的大规模工业革命进程。亚非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则在近代全球化背景下开启现代化进程，知识的运用与创新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我们该如何认识原理形态的知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类不同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作用？

韩震：在任何时代，知识都是力量。中国是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近代中国落伍了，外敌入侵当然是中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很大程度上说，知识生产方面的落后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中国的衰落。

西方的崛起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历史进程，这与原理形态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原理形态知识的兴起与航海、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全球化逻辑推动知识普遍化的另一面，是将世界加速西方化的一种诱导性力量。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促进，西方强国将所有民族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却是建立在支配—从属或中心—边缘的关系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直到现在，西方人仍然习惯于认为，西方是科学的、理性的，而其他非西方民族是迷信的、非理性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干预是所谓知识启蒙或“开化”的进程。

与之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马克思早就设想，应该在知识和生产都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人人都能够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国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理想的时代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奋斗，中国迅速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取得了多方面巨大成就，其中在工业生产和知识生产方面的追赶成就非常突出，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也进入了崭新发展阶段。民族复兴需要知识创新，决定了我们要在知识创新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斩获。

信息技术催生叠加形态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中，世界知识演进过程先后经历经验形态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和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知识。应该如何理解这三种形态的知识？

韩震：知识生产的变化史，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史。具有知识内涵的劳动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的社会形态往往对应着不同的知识形态。如果说农业时代是经验形态知识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工业社会则是学科化原理式知识的天下。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形态似乎已变成信息技术介入下的差异化交叠知识。

在农业时代，知识是在漫长岁月的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就经验形态的知识而言，可以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因为受到特定经验方式的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产业革命之后，人们在产品的统一性、规格化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样把握规律的数理化原理就成为必然要求，而普遍有效的知识可以通过同一化教学传授。知识的传播和生产的扩大都被标准化、同一化。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工业化带来的同一性要求被改变了，不同的技术介入可能就有不同的知识组合方式。计算机的运用使大规模的知识组合成为可能，也让不同层次的知识协作成为可能，知识已经交叠化了。同时，我们从知识形态的变化看到知识生产朝公正、平等方向发展的趋向。可以预期，信息技术介入的交叠形态知识将重塑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因为地方知识和所谓普遍知识的交叠存在，将促生一种更加理解各国不同需要的信息或知识整合方式，这不仅有利于各种不同意见的表达，也会成为塑造未来信息基础设施的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较之经验形态的知识和原理形态的知识，由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具有哪些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特征？

韩震：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已经且正在极大改变知识生产的背景条件：柔性电子、智能感知、先进材料、泛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代际跃迁，不断冲击当下的知识和技术格局，加速孕育颠覆性重大技术变革，而电子系统的微型化、柔性化、泛在化，实现了人—机—物的高度融合。特别是以5G技术引领的信息革命，改变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人机共生”和“万物一体”的全链接状态。这些变化都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条件和方法。譬如，互联网就是一个促进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不断增殖的技术平台，可能因知识快速而频繁的传播催生新形态知识的出现。另外，作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大科学”概念，如果没有超级计算机技术，就很难解决多学科极为复杂的交叉及巨量数据的处理。在一定意义上，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代大科学发展的平台。

因此，在我看来，当代这种新形态的知识是“信息技术介入状态的差异化知识”。信息技术日益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从而让科学知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尤其是量子信息，更是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知识的形态。量子论中独特的“量子叠加态”让经验形态的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个体知识”，在原理形态知识的基础上或在与原理形态知识的相互嵌入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生机。

信息技术支撑的叠加形态知识，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交叠形态的知识很难在某种学科原理下进行表达，往往体现为跨学科综合性知识，即所谓“大科学”。因此，现在成功的知识生产往往是跨学科研究团队协作的结果。二是体现为普遍原理知识和特殊经验知识的结合。三是体现在教育或学习方式的变化上，人们越来越注意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开展教育，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构建不同的知识结构。

中国科技创新具有后发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进入新形态的知识时代，知识生产也呈现新的样态，比如对跨学科、多学科人才以及平台的要求。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知识对所谓“大科学”生产机制的变革有哪些要求？

韩震：从知识生产角度看，互联网就是一个促进知识和思想观念交流、推动信息价值增殖的技术平台，实际上恰恰是因为知识快速而频繁的传播，催生了新形态知识的出现。信息技术已成为当代“大科学”发展的平台，反过来，这个平台又推动着“大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首先，与过去分散的经验知识的生产、分学科的知识生产相比，当代科学特别是“大科学”都需要巨大财力支撑的科学平台和人力调配。其次，“大科学”不是一个或几个头脑聪明的人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单一学科可以平行发展的，而是必须进行不同学科的协同推进，必须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在一起磨合。最后，这种知识形态对教育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那就是学科之间的融合性发展，人的知识结构的多样化、差异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类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知识形态的变革与演进也是如此。历史上的中国曾有发达的经验形态知识，并经历了近代在原理形态知识上的赶超。近年来，置身于正到来的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知识时代，我国的科技知识领域在哪些方面展现了后发赶超优势？

韩震：经验形态的知识面对的是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主要靠初等数学并且通过日常经验来验证；原理形态的知识是关于微观物理运动、化学过程和生命机理的认识，主要靠理论假设和模型来表达并且通过实验加以验证；信息技术介入的复杂科学或“大科学”，需要利用计算机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并以一定的算法阐释人的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等，这就需要人们通过大量的数据挖掘、计算和分析，来处理各种自然或社会的复杂问题。知识形态的演进，是一个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性的过程。后来的知识形态都以原有的形态为基础，并且包含着原来形态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第三种形态的知识是前两种形态知识的合集，在新形态的知识中，多样性的经验和形式上同一的原理都以某种方式起着作用。

就后发优势而言，在知识形态发展的最新趋势下，中国是带着经验形态知识的“前理解结构”，在快速有效地学习原理形态知识精髓时，赶上了这一轮信息化的浪潮，而且在独立自主地开展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形成了某种更加灵活地综合理解知识的可能性或思想“场域”。从知识生产的逻辑看，中国某些方面的突破，主要是中国在短时间之内从经验形态的知识逐渐经历了原理形态的知识和信息技术支撑的叠加形态知识的洗礼，中国人似乎获得了更灵活、更综合地理解各种形态知识的优势。

就规模优势或举国效应而言，信息时代的创新和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是算法和规模的双重竞争，中国的超级App的特点在于海量用户数据的涌入和基于数据积累的算法更新速度；去中心化的信息和数据生产的根本价值在于创造生态，就像信息产业那样，现在要用代码开发一个应用系统和应用程序并不困难，困难在于用户的规模和活跃度，包括数据量和算法更新的资源供应。这就引出了数据的资产化，数据资产的生产能力是基于用户数和市场规模的，中国在现阶段的核心优势正体现于此。

就制度优势或文明新形态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其价值取向是面向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种把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价值取向的文化，是有利于交叠形态知识发展的。譬如，与过去分散的经验知识生产、分学科的知识生产相比，当代科学特别是“大科学”的发展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中国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对当代科学发展而言可谓恰逢其时。

知识形态演进赢得发展主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升我国知识创新能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何在？未来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新形态知识领域领跑世界？

韩震：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基于知识形态的进步。然而，知识生产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平衡的，往往是在某些地域实现突破，然后传播开来。正像过去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东方的知识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发展；原理形态的知识从西方逐渐传播到全世界，推进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要复兴，首要的是学习原理式知识以完成工业化进程。因而我们必须超越经验知识形态，掌握学科化原理式知识。当发展中国家学到了现代知识，实现从经验知识形态向原理式知识形态转型，世界的知识地图就必然发生变动。当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赶上西方时，世界竞争力格局必然发生变动。这就是从跟跑向并跑甚至个别领域领跑的变化。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无非是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进步的具体表现之一。信息技术是西方的发明，但在中国的应用却更加自如。像移动支付、微信、抖音等，不仅风靡中国，而且颇受欧美年轻人的青睐。

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大的变局恐怕是知识形态的改变。新形态的知识创新本身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我们必须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不被别人“卡脖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要看中国在知识创新方面的能力与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在知识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人才。为了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和知识经济浪潮，我们必须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教育。另外，科技创新是具备了现代科学知识的智慧头脑进行思想碰撞的产物，只有在思想观念的交流和相互激荡中才能激发出创新的活力。科技创新中心往往因世界交流枢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唯有保持开放才能有创新的可能空间。因此，必须坚持推进更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有科技人员的合作、科技观念的交流、科技视野的扩展；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激烈的竞争和磨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才能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