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2035年的远景目标是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西南交通大学后疫情时代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团队精心组织三篇文章，分别从科学观念、基层治理和全球治理三个维度，讨论如何在风险社会视域下，重新审视科学系统、优化基层治理体系和强化全球合作网络，从而不断健全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提升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

风险社会中的科学：理解与超越

谢瑜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发展一定程度解决了贫困问题，但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潜在的风险。“风险”这个词来源于西班牙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者触礁。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这个概念的诞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性发展的某种自我消解，明确指出让人类得以成功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等已埋下了人类文明崩塌的隐患。首先，基于工具理性的盲目自信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寻找“确定性”答案的工具理性强调对事物进行客观化和量化，但当把威胁进行量化的同时，也是把威胁搁置了；当把威胁分为可计算和不可计算的时候，就是漠视了威胁的可能性。这种对工具理性的笃信造成了硬币的两面：对一切皆在控制之中的盲目乐观的同时，对意外和未知事物的出现缺乏准备。其次，风险界定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增加了风险防范的困难。风险往往需要被综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定义，或放大，或缩小，或渲染，或淡化。最后，抽象知识体系愈发远离普通公众，导致公众愈发依赖专家，不称职的科学家就可能引发风险。专家系统是一种抽象系统，是一种脱域机制，因为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专家作为抽象科学知识的看门人，是普通公众与抽象知识的中间人。糟糕的看门人有可能制造现实的灾难。

风险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人为的不确定性，代表世界可知、可确定和可控的抽象的科学知识可能是风险社会的肇因。因此，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公众需要抛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拒绝，重新理解科学。

第一，科学是“不确定”的。科学的基础是一套可量化的抽象化、模型化的还原论的工具理性。但罗素悖论和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都揭示了以数学化方法把握对象不能兼顾解释的完备性和逻辑的自洽性。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设计取决于已知体系，科学观察乃至实验的结果取决于研究者想要发现什么，并且以一定知识背景下的语言体系来呈现。更何况，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因素嵌合进入科学研究整个过程，最后得出的判断也许是融合了盲目自大的情绪或是利益各方的妥协。科学的“不确定”，是我们接受其“确定性”过程中的副产品，只是人类往往忘了这种“不确定”。

第二，科学是“有限”的。科学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发端于西方并被主体不断建构。当今科学话语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存在的，伴随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科学本身基于西方的语言系统、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科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以英语期刊为主，因而所有非西方的知识体系，要想纳入科学知识体系中，无形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单向度”形成的语言、思维和文化壁垒。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写道，“在这一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第三，科学是需要警惕的。正如吉登斯曾经提出，所有的信任都是盲目的。“对那些外行人来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既不依赖于完全参与这些过程，也不依赖于精通那些专家所具有的知识……毫无疑问，可以常常从外行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心中看到齐美尔所谓的‘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贝克也认为，专家群体可能出现某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随着大科学和高技术时代来临，公众并不能理解很多前沿科技及其成果对人类的意义。某一科学技术的利弊之间如何权衡？权衡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做出判断？通常告诉公众答案的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科学家，而这些人正是技术的研发者、使用者和学习者，好比一场比赛中的裁判员既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可以想象，专家的科学判断必然带有个人的专业偏好、利益取向，有意无意中给出公众的答案都是有偏好的，也可能出于某种本能意识不到可能的科技风险。

不确定的、有限的科学埋藏着以“副作用”面目出现的风险，而科学家有可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内含的本质就是“人为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该怎么办？

对此，贝克带着略微悲观的语调，警告人类要对科学保持足够的警惕并投放有限的信任，从简单的现代性进入“自反性”的现代性。而相对乐观的吉登斯相信，反思的现代性已经取代了没有反思的现代性，只要保持这种理性反思的能力，我们可以规避风险。但无论贝克还是吉登斯都强调，科学必须接受来自内外部的监督和质疑，形成公众与科学的对话。因此，首先是让公众接近科学。长期开展各种科普和科学教育是营造公众信任的文化环境的重要措施。其次，科学研究和决策过程应该透明，让公众参与对科学的监督。让公众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让公众知道科学家内部的分歧，让公众可以获取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和产出信息。这样公开透明的机制，本身就对科学家形成监督力量，也可以让不同的声音借助公众的力量发出。最后，应该以协商民主的形式，让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用构建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对话伦理代替构建在主客体二分基础上的技术理性。科学服务于人，科学的风险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有时候让公众参与自己命运的决策，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公众克服对风险的担忧和焦虑。

泰勒提出，“工具理性立场涉及我们客体化的自然，这意味着把客体化的自然看作是万物的中性秩序……在对某物的客体化或中性化过程中，我们宣布了与它的分离，宣布了我们道德上的独立……它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障碍和分裂；甚至更严重地说，人类自身与内部的障碍与分裂；还有更进一步的后果，即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与分裂”。科学在揭示事物的规律，但不能说明意义；科学可以回答怎么做，但不能回答该不该做；科学可以计算手段，但不能确定目标；科学可以提供工具，但不能界定价值。正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科学的思想图景是通过人为抽象建立的一个彼岸王国，这一抽象凭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企图把握血肉饱满的真实生活，却从未成功地捕捉到它”。的确，科学只是对世界的抽象，而这远远不是世界的全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家情感主义视阈下新型医患关系的伦理建构”（18BZX105）、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研究类”教育改革项目“‘行动导向’的研究生思政课与课程思政融合路径研究”（YJG4-2020-Y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风险社会背景下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杨桓 冯定国 吴江南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深化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随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风险不能指望某种超自然力量来化解，而是需要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弥漫的风险社会中，风险不仅来自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瘟疫等，也来自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工业污染和食品安全等，这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尤其是今年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再次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好似一部不断产生风险又不断化险为夷的连载小说，永不完结。

由于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口密集性，在风险暴发时易造成更大的危害，这对位于防控前沿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由区（县、县级市）、街道（乡、镇）、居（村）等立体化、多层级的组织构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奠基层，是政府、社会、个人联系的纽带。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广大基层干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生动诠释了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亟须改进的问题。

首先，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风险治理机制不健全。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总体上属于“危险管理”而非“风险治理”。危险管理遵循“事情来了再解决”的逻辑，实质是一种事后管理，存在着重稳定轻预防、重补救轻防控等问题。同时，由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渠道狭窄，限制了基层属地优势的发挥，影响了决策层对于危机性质的有效识别、准确判定、合理决策，造成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之间的间隙，容易导致危机扩大化。随着社会形态复杂化，这种管理方式难以满足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次，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公共危机应对资源不足。城市基层任务繁杂、工作强度高、考核压力大，人力物力财力较为紧张，时常陷入“小马拉大车”的窘境，当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时，更加“捉襟见肘”。加之由于基层政府和社区缺乏专项应急资金，且应急资金筹措机制单一，进一步影响了基层突发公共事件防控能力的有效提升。此外，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员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力量，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之间难以及时进行有效联动，也导致了基层风险治理的专业资源不足。

最后，城市基层干部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强。由于风险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不少基层干部危机防范意识薄弱，未能及时将危机“处早处小”；在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时，一些基层干部担当意识不足，易错过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时，部分基层干部沟通协调能力不强，不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影响了基层治理体系的公信力。也有的基层干部由于观念和年龄等自身因素，不善于利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和新设备，使得基层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时缺乏必要的大数据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这要求我们确立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不断丰富风险防控资源，提升干部队伍防控风险水平，增强城市基层抗风险能力，构建具有韧性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

第一，构建多元共治的全周期城市基层风险治理机制。风险治理是一种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反思的全周期闭环治理。基层风险治理的首要任务在于确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机制，并定期对城市运行的各子系统进行“健康诊断”，以敏锐的洞察力识别风险的存在，实现源头防范、早期整治、隐患消除。通过确立一套完备的应对风险的法律法规，明确不同风险种类及其等级下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权责，拒绝责任推诿，快速动员并有效发挥各方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发挥专业机构在公共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实现事中控制效能最大化。在治理循环上，加强事后反思与调整，确保针对同类风险的处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形成风险治理闭环。

第二，拓宽城市基层治理资源供给渠道。城市基层政府可以与相关专业性社会组织开展广泛交流并加强合作，建立危机防控专业人才库，增加风险治理的人力资源储备，从而构建起多方联动和应急动员机制，使得城市基层能够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设立基层风险治理基金，创新多种筹措机制，依据“权责对等、多方分摊、财政拨款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融资原则，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进行慈善捐赠，增加应急物资储备。此外，城市基层政府在面临较大资金缺口时还应充分发挥能动性，盘活公共资产，增加可支配财力，多渠道增加治理资源。

第三，全方位提高基层干部应急处理能力。通过对选拔、培训、考核方式的改革，全面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随着基层治理日益复杂化，常态下的风险意识、紧急情况下的决策能力、不确定性条件下辨别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掌握运用能力等应作为基层干部选拔的重点。在日常干部培训中，通过开展“无预案式”突击实战演练，“虚”“实”结合提高基层干部的应急处突能力，尤其是复杂条件下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危机情况下的纵向与横向沟通能力和动员组织能力；同时，建立基层干部信息技术培训机制，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能力。在考核环节，将风险治理成效纳入基层部门的年终绩效考核之中，强化风险意识和提高基层干部风险治理能力。

城市基层治理是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这要求我们将防范化解基层风险治理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使基层在应对危机时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构建具有韧性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城乡接合部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创新研究”（18CSH028）、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后疫情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A0920502052006-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风险社会视域下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章娟

早在20世纪末，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克、吉登斯等人曾提出：现代化叠加全球化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风险，人类已经进入全球风险社会时代。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全球层面的抗疫合作举步维艰，各国抗疫成效不一，再次凸显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全球性风险问题与日俱增，全球治理效率不高。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等重大全球性问题持续涌现，将全球置于风险结构情景。人们对危机暴发的恐惧为全球治理集体行动创造了合作的心理预期，但治理实践却表明风险管控合作较难达成，全球治理效率较低。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继续牢牢掌控全球治理权，但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持续减退。相较而言，国际组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足、渠道不畅。一面是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需求，另一面是匮乏的公共物品供给，全球治理中的公共物品供不应求态势加剧，供求矛盾激化。部分发达国家“退群”“甩锅”等“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径，导致肩负全球治理重责的主体呈现缺位态势、承载全球治理实践的机制日益不能满足治理需求、各治理行为体间信任危机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全球治理遭遇“公地悲剧”，呈现出严峻的责任赤字态势。

另一方面，国家中心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持续冲击全球化认同，全球治理价值认同情况堪忧。当前，逆全球化事件迭出，反全球化思潮强势抬头，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经常遭到攻击。二战结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认同遭遇挑战，工具理性主宰下的排他性治理逻辑不断助长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气焰，在西方选举政治的裹挟下赤裸裸地追求其狭隘的所谓民族和国家利益，将世界引入更为危险的境地。国家中心主义论调之下部分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大，加之全球治理场域尚未形成公认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认同，各治理主体对于全球治理的价值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认知和观念相左降低了达成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全球治理价值赤字问题凸显。

责任赤字、价值赤字双重挤压共同构成了全球治理碎片化、低效率的治理困境。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等全球危机事件一再逼迫各国无辜的民众吞下全球风险酿成的苦果。2020年这一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公共卫生事件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全球治理困境亟待破除，全球抗疫实践更加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全球治理摆脱困境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首先，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降低全球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增进信任和协调各方利益。通过构建团结合作方案，优化治理权分布，明晰权责结构，力求在合作中实现公平，在公平中促进合作，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治理权博弈而言，机制改革涉及治理权重组，应弘扬合作共生的良性理念，明确冲突对抗只能加重困境的认知，为治理权重组奠定观念基础。就具体制度路径而言，世界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私营机构等应以负责任的姿态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一面促进传统机制的存量改革，另一面推动新机制创设的增量建设。改革与创新相向而行，国际社会一道求大同存小异，增进理解和信任，和衷共济努力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保障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全球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减少制度性风险。

其次，重塑全球治理价值认同，夯实全球治理的文化共识和道义共鸣。全球治理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矛盾体，全球性危机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全球治理行为体应通过充分把握全球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努力向世界人民普及风险治理相关的文化知识，增强其全球风险意识，打造全球治理的文化共识和道义共鸣。国家中心主义、零和博弈思维等冲突性二元对立价值只会加剧治理困境、降低治理效用。因此，通过寻求切实可操作的治理手段推动治理实践，避免将风险治理问题政治化，以有效弥合价值冲突，促进合作发展。多元价值观激烈碰撞下，重塑全球治理价值认同应利用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把金钥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得到了极大凸显。中国应大力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重塑全球治理价值体系，引领国际社会超越“共存”，实现“共享”。

最后，破除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联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本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矛盾体，贯通二者促进其良性互动是有效管控国内风险和全球风险的关键。人为制造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对立，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国内治理矛盾转嫁于国际社会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全球风险社会的“人化风险”，有违风险治理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原则。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企图通过“开全球化倒车”式来维系其狭隘的国家利益，终将难以为继。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坚持多边主义才是正确的路径选择，加剧“人化风险”的实践操作极易一损俱损地降低国家治理效能。“自反性现代化”时代的全球风险治理需要更加尊重科学，减少“人化风险”，规避制度性风险，贯通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双向联动，扎实推进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设。

综上，冲突性思维带来竞争和对抗，共生性思维带来合作和共赢。无论是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的实践性活动，还是重塑全球治理价值认同的思维活动，抑或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联动活动，都逃离不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事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走出困境，更好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利益方为人间正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世界各国人民就一定能够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升路径研究”（18XJCGJW003）、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后疫情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A0920502052006-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