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对话历史大家许倬云：人类精神危机之下怎样的生活更值得过-米儿火

人们大多时候会相信，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当今世界的困境，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找到答案，虽然看起来有种面对历史的功利主义，但历史所反映出的并不简单的是某个时代的某些史实，更多的是蕴藏在这些历史背后那几乎亘古不变的——人性。

所以如果跟一个通晓历史的人对话，似乎就是在跟整个人类的群体经验对话，虽然不一定能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却可以瞥见跟自己处于同样状况的人们，都曾经如何地挣扎和寻求解脱的。不久前，许知远就与这样一位历史大家许倬云对话，从更加宽广的时间维度，去思考现代人所身处的时代以及背后的问题。

“许倬云，胡适的学生，王小波的老师。1930年出生于江南世族大家，先天残障，终身与轮椅和拐杖为伴，少时遭遇战乱，颠沛避难。后随家人迁台，求学台湾大学历史系，杂读群书，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西方知识训练。学成返台，著书立说，身经砥砺，后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一生治学，泛舟历史江河，追问古今，上下求索。”

拨开许知远和许倬云对话的表象，实际上核心就讨论了两个点——现代人所面对的人类共同的精神危机，以及在这个危机之下人该如何适从。

虚无人生，意义支撑

很早前有个段子，说一个记者采访一个牧羊人，问他放羊是为了什么，他说是为了娶媳妇，生孩子，那生完孩子呢？让他继续放羊。

对这个世界，不消太多的知识，只要用一点抽象的时间思考能力，以一个人的一生为周期去理解的话，一眼看下去，似乎只有两个字——虚无。

我们的欲望，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放不下的执着，在肉身化为白骨之后一并消散。春花与秋月再美，如果没有人的见证，也不过是孤芳自赏。

即便不将人生推到极限的死亡状态，只要略加反思，也会发现，年少时追寻的梦想，在中年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曾经的女神，也不过是平凡的路人；无论多么痴迷的物件或事情，事后看来，也索然无味。

就像歌里唱的，“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我们坚持的信仰，我们对周遭的改造，我们铸造的奇迹圣物，我们努力所付出的汗水，都会被打碎，一切以为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

为了避免被这种虚无感所吞噬，人们聚在一起，努力的构建着各种意义，从历史层面人的意义，从自然层面人的价值，从文化层面人的贡献，从社会层面人的荣誉。用这些意义和价值，刺激着人往前看，又不要看到死亡的虚无，在生与死之间，不断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生命内涵。

但在当前，这种意义的构建，似乎陷入了一种危机。

宗教与理性，西方世界的意义构建与崩塌

关于人类精神的共同危机，并不是当下才被提出，而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当人们面对现代和后现代的时候，就被很多思想家所提及。在西方世界，现代性打碎了宗教的桎梏，却也消灭了他们文明的一个根源，旧有神死了，新的神又在哪儿？

许倬云在解读西方文明危机的时候，提到了一本书《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说书中解读了西方文明的两大动力——宗教与理性。前者来自于基督世界，而后者发源于古希腊时期。

基督教给西方人描绘了一个神创世界的图景，因为神是尽善尽美的，所以也会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留下尽善尽美的印记。沿着这一思路，西方的思想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思辨体系。

直到笛卡尔，彻底打开了“理性”的盒子。笛卡尔通过反思，明确了一个问题，只有理性才能实现对世界的掌握，而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尽善尽美的世界中，也只有理性才能去发现上帝留在人间的“真理”。至此西方人不再一味的迷信上帝，而是拿起人类最强大的武器——理性这一工具，开始在现实的世界中，寻找上帝的影子，追求自然的真理与信仰的融合。

自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直到工业革命，宗教与理性这两条腿支撑着西方文明一路狂奔，但如今，现代化的祛魅将宗教这条腿彻底打断，神死了，人们只能相信科学。理性是好的，但没有信仰限制的理性，就像把原子能技术组装成核弹一样危险。

西方文明陷入了跛脚的精神危机，至今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人伦与德赛，东方社会的意义特色与迷茫

回到东方文明，许倬云先生讲到我们东方的特色就是在人上，天地人三才以人为贵，相较于西方是更为人本的一种体系。但也正是这种文化体系，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比如社会对规则的轻视，就好比这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孙杨仲裁事件”，以人为本还是以规则为本，这是东西方思维的一种碰撞。

另外还有以人为贵发展出的一套人伦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关系”，让围绕着人的关系替代了一些社会制度。比如在帝制之下，政府永远在皇帝及其关系的管制下变得异常弱小，导致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想当老大，不仅如此还有二代、三代，子子孙孙，这种“关系”构筑的社会体系是一种僵化的等级关系，阻碍了人的思想意识发展和组织的创新。

可能正是意识到“人伦”的弊端，从五四开始，那时的一代思想家就不断地去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许倬云提到他的老师胡适，说虽然胡适那一代人把“德和赛”，介绍进来了，但由于时间的仓促，并没有做深入地解读，以至于到后来形成对赛也就是科学的盲目迷信，以及对德也就是民主的概念不清，分不清自由与民主，平等与民主的关系。

所以东方人的危机似乎比西方人来的更复杂，也更难理出头绪。

一方面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那种人伦关系的意识依然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骨血中。但现代社会的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崛起，又给家庭结构、传统的人伦关系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破坏掉了原本以血亲、家庭关系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经济体系。

同时由于近现代受到西方文明的打击，让东方有一种急切抛弃过去，拥抱先进未来的期望。从而出现了与传统文化的彻底隔离，同时吸收西方文化，所谓德与赛的消化不良。

东方的精神危机，不像西方是跛脚的，而是一种义肢，是抛弃了传统之后，拿来西方的不适应。面对这个问题，许倬云意味深长的说，只能等到我们内部足够强大了，内部再生出足以支撑起自己文明的思想的时候，才能解决。

那么怎么才能从精神层面变得强大呢？

“大问题”与“小问题”

许倬云先生提到的“大问题”与“小问题”，就大概是精神发展的逻辑。他说举了例子，即所谓的转轴时代（AxialAge）（也被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哲学发展理论，指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他认为在这段时期，世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学都同时发展起来，各地都有革命性的思潮涌现）。

在那个时代中，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大问题”，而后围绕着这些“大问题”，有更多的学者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由此形成了一些“大问题圈层”，整个世界呈现出向内的对问题的思考和向外的对答案的寻求的良性循环。

而当前时代，人们陷入一种“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不再关心所谓的“大问题”，而是针对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情，获得一知半解的答案就觉得够了，不再深究了。

人们陷入一种“舞台式的文化”，就是文化并不是内生的，而是由外界获得的，由某些人导演，并强加到每个人身上，但大家却也都乐于接受。比如什么时髦就买什么，哪个流行就追哪个，今天出来个小鲜肉，明天又接受一种新奇特。人们变成了“活的机器”。

那“大问题”是什么？其实不仅仅是那些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干嘛，我们要去哪儿的哲学追问。还更多的也是非常现实的，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什么样才算幸福，怎么样能够更幸福，人类应该如何相处，该如何在和谐相处的同时实现各自的发展等等。

当然在这样的精神发展引导中，起到作用的是两种力量，一个是教育，另一个就是知识分子。许倬云先生批评了当今的教育，说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是让大家过一种好日子，着眼于小问题，而没有给大家树立一种更开阔的历史观与世界观。而知识分子，也都忙于解决小问题，获得眼前的利益，而不再去给大问题做注脚，研究那些更宏大也更难实现的东西。

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不断地思索那些大问题，如果这样社会也没法发展。更多对大问题思考对抗时代侵袭的责任其实是落在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许知远也问到许倬云关于知识分子该如何做，相信这也是一直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许知远一直在思考并希望能够带给更多人思考的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礼记·大学》中有一句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一直强调“知行合一”，知识分子在思索大问题的基础上，应该给这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些什么呢？从传统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来说，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批评”，知识分子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意识形态之外，用一种更加人本的眼光去看待当前的社会现状，并给出最直接有利的批评。

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就应该对公共生活进行积极的参与。许倬云讲述了一个此前在老家茶馆的景象，人们聚在一起，有一些乡绅大儒，对当下的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见解，给出解决方案。乡亲们相信他们，也支持他们，要钱出钱要力出力。乡绅大儒也不辱使命，肩负责任，为众人着想。

这个景象，非常像西方社会所说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的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一词等同于公共性，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此领域中能够形成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内部，它们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一种理性、批评性的公共辩论，主要场所是各种沙龙、咖啡馆、剧场等。最早人们聚集在这些地方，进行对文学作品的批判，逐渐的在理性的引导下，开始对社会现状、公共问题、政治方向进行批判。

公共领域，需要由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组成，同时必须有能够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以及代表公共利益的共识和公众舆论。与我们当前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是，公共领域要求有形式上的自由与独立；体系上的开放与多元；方式上的交往与协商；谋求公利而非私利等特点。

在东西方视野的交叉下，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一方面保持独立的思考，对现实进行冷静客观的批判，另一方面就是要积极的参与到社会当中，引领人们的公共生活，带领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共同建设一个公共领域。

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观念，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公共生活与私人世界，在失衡之下寻求平衡

举个并不遥远，且正在发生的例子。在这个国人揪心的春节假期中，我们一方面关注着一种病毒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获得了一个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现状和生活的真相。

在追求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被物质所驱动着，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消费，拼命的娱乐，形成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循环。大部分时间被工作所占据，工作之外分一些给家人，然后就追剧、玩游戏、刷手机。

一些被我们称之为优秀的人在此之外去进修、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跟所谓更“优秀的人”看齐。大多数人选择退回到个人领域，追求自我的价值，而对公共事务并不关心，但这也不能怪我们，在这个大国家中，似乎没有什么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

其实，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一项公益事业中，照顾并非亲人的老人，改善日益变差的环境，援救遇到危险的同胞等等。他们渐渐形成了一群专业的、专职的公共服务人员。

而正是大家对个人生活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公民自发公共事务的孱弱，以至于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如果地方的机构不能起到很好的领导、管理、解决职能的时候，就没有备选力量能够补充上去。即便现在有很多热心人在捐款，在捐物，在身先士卒，但效率和效果都非常微小。

所以这个假期，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所身处的这个社会中，公共生活和私人世界之间的失衡。这个社会不是只靠经济建设就能变得更好，这次的危机呈现了单一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公共服务的缺失。而要改变也不是掀起一阵翻天覆地的改革，大干快上就能变好。公共事务，就仿佛是一个定投基金，只有我们每个人在闲暇之余，持续不断的投入进去，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发挥作用。

这种公共生活的参与也并不见得是去做什么志愿者，去支援山区，去做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事情，只需要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点，走出自己的家庭，共同建设一个好社区，监督社区周围的情况，在一些专业领域形成公共组织。简单地说，从参与到小区物业的监督和管理，到共同发起读书会、运动团体，再到专业的帮扶组织，比如法律、心理、网络应用等等。

回到许倬云先生举得当年乡绅的例子，相信他的真意也就在激发起人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注，重新建设起来那些被现代社会，城市化所瓦解的社群观念，在失衡的公共与私人之间，去寻求平衡的办法，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更是每一个人为了自己过得更好、更有意义所该尝试的事情。

自尊与积极，现代人最后的坚持

在意义危机之下，人究竟该如何寻找归宿？许倬云先生给出了一句话“我是宇宙之间的那个人，我不自尊，谁能尊敬我”。

自尊，是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一种向内的秉承，而向外的话，借用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出的vitaactiva（拉丁语，积极生活）。即积极的看待自己的生活，积极的发展生活，积极的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