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通过对资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图景。作者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经纪”等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婚姻圈、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乡村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又是如何作出回应的。

作者简介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另有专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目录

编者的话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第三章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章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第五章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

第六章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

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第八章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结论

后记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

引用书刊目录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曹海林

【摘要】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关键词】国家权力；下沉；应对；权力的文化网络；村落政治图像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在1980年代初所进行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的研究弥补了以往中西方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不足，开始研究非物质层面的村社惯例、话语，特别强调对渗透在农民生活空间中的种种文化现象的关注。杜赞奇的研究认为，正是由这些文化象征跟各种地方组织和关系网络所共同组成的“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nexusofpower），而不是过去研究者所强调的“村庄”或“市场共同体”，构成了影响地方资源配置和权力行使的最小单位。也正是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切入点，杜赞奇试图考察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其研究抱负是为分析国家政权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方法与框架也就一目了然。

—、权力的文化网络:村落政治运作的另一种解说模式

在众多中西方研究者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相当的研究者早已对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及其变化给予了较多关注，不同研究者分别从各自的研究视角来阐释村落政治运作这一共同关注的话题，并形成了一些较有说服力的解说模型。

弗里德曼（MauriceFredman）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则从分析乡村社会的宗族入手，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弗里德曼宗族研究模式，这一模式从乡村社会、社会分化与国家—宗族关系视角研究中国宗族社会，特别是将社会分化与国家力量作为其分析中国乡村宗族社会结构的主要视角。弗里德曼注意到中国国家力量对宗族社会的介入，国家力量通过士绅向乡村宗族社会渗透，国家力量通过士绅延伸到了乡村社区。弗里德曼并不是采用国家、士绅二元分析模式研究乡村社会结构，他更愿意讨论国家与宗族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宗族是政治性和地方性的团体，村落政治的运作就是国家政权通过宗族而得以实施的结果。到了1960年代，以瞿同祖和张仲礼为代表的“乡绅社会”模式的研究开始出现，这一模式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对“帝国后期”中国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政权和士绅阶级。认为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主要出于国家和士绅二元之间的权力转移，国家正式权力的衰落意味着权力重心移向“非正式”的士绅政权，村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单独分析的必要。这一模式研究的基本假定，便是自然村完全被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和士绅所控制，结合于上层体系之内。

作为形式主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施坚雅（Wiliam Skiner），其研究企图纠正人类学主流派只注重小社团而忽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的实体主义倾向。在施坚雅看来，将注意力集中于村庄的学者大都歪曲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中国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主张的“基层市场社区”模式改变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村庄的认识，在这一理论影响下，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村庄不是分析传统中国乡村结构的合适单位。按照施坚雅的意图，村落政治的运作的真实轨迹只有在基层市场社区这一空间领域中才能准确把握。黄宗智在考察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时主张采用“国家、士绅、村庄”三个方面的三角结构分析模式，理由是20世纪前的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华北平原的各村落是相对闭塞的。由于华北家族势力影响不大，因此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的乡村领袖管理的，村庄的直接权力限于村庄社会政治结构的上层，政治结构的下层一般只能透过士绅间接行使权力，并靠吸引下层结构中的上移分子进入上层来控制自然村。黄宗智主张理解村落政治运作必须从这条基线上来进行。相比较而言，黄宗智的研究模式是对前几种研究模式的一次突破，具有从纯粹形式主义研究向形式主义研究与实体主义研究相结合转向的意义，他所关注的是一个牵涉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关系的三角结构，而非主要由国家和士绅间权力转移的改变所塑造的二元结构[1]（P.210）。很显然，黄宗智倡导从更立体的角度来对村落政治的运作进行解读。但黄的研究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研究进路，至于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能把三角结构中的各种关系统于一体则没有实现。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则对此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杜赞奇在华北社会史的研究中，运用满铁收集的村落资料，探讨村落与国家的关系。杜赞奇的研究具有浓厚的人类学取向，为了超越先前的各种研究范式在考察村落政治运作上的局限与盲区，杜赞奇尝试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并从相邻学科借用了一些概念，如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布迪厄（PiereBourdieu）的习性（habitus）、吉尔茨（ClifordGertz）的内卷化（involution），从而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文化现象连接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颇具解释力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从而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进而揭示地方社会中权威的产生过程及其表现[2]（P.130）。文化网络在解说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时，提供了一种从下而上的理解视角，比较能够解释华北村落所显示的多元村际关系，并且扭转了以往各种研究范式的影响，使人们重新回归重视村落研究的实体主义传统，文化网络无疑对华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解读起着解释的作用。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对理解村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另一种解说模式。杜赞奇引入“权力的文化网络”就是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即将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因素包括在内，从而超越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等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可以使研究者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及其它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基础之上来实现。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在杜赞奇的研究中，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从外观上看，这一网络似乎并无什么用处，但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它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

由于杜赞奇的研究是要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分析国家政权建设时期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是如何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的，所以他批评了以往关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研究模式的局限，指出了形式主义研究与实体主义研究的不足，并对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婚姻圈与地区水利管理组织的个案研究，说明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已经融入到他的权力文化网络的解说模式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杜赞奇把黄宗智倡导的“国家、士绅、村庄”三角结构模式落实到一个可操作化层面。在杜赞奇的研究中，“权力的文化网络”作为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一种解说模式，就是要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其目的不仅在于揭示在国家正统文化之外的村落文化是如何成为国家政权下沉通道的，而且更应记录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二、文化网络资源的借用:国家权力下沉的无奈选择与理性抉择

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不仅要解释文化网络资源是如何成为国家政权下沉乡村社会的凭借或中介的，而且更要回答国家政权在下沉乡村社会过程中为什么要借用文化网络资源？如果说问题的第一方面强调的是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行进路向的话，那么，问题的第二方面则要具体分析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所面临的特定社会情境。

要搞清楚国家政权在下沉乡村社会过程中为什么要借用文化网络资源，我们必须要了解传统社会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一般状态。总体上说，传统社会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关系，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状态一直延续数千年。现代化开启之前的传统时代里，集权国家在治理乡村社会时，其意识形态几乎提供了采取一切统治形式的自由空间，集权国家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没有任何非国家的社会力量可以对它形成制约。按照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它势必会采取尽可能严密和高压的统治方式，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然而史实并非如此，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只是实行"部分管理"，容忍乡村的自治状态。如果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实行现代意义的严密统治，这势必会掉进资源不足的泥潭。而国家对乡村的部分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将管理社会的职能转移到乡村社会自身。一些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分管理，是通过乡村精英实现的间接统治，国家通过控制乡村士绅，来达到控制整个乡村的目的。

在一般的历史发展中，国家都倾向于尽可能地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理由很简单，严密控制不仅可以保证长治久安，维持国家和乡村社会间的资源流动模式，同时，严密的控制可以使国家加强对乡村税收的管理，更加充分地从乡村提取国家政治运作所需的经济资源。专制国家在正常时期是如此，在一些非常时期也同样表现出这一特征。即使在整个传统社会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的大格局下，也会发生一些暂时的局部性的调整，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其背后的资源动机也十分强烈和明显[3]（P.162）。

杜赞奇研究中所关注的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是以20世纪初为研究起点的，杜赞奇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权进化中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在其后50年间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变革都与这一时期有关，地方政权现代化建设这一运动以清末新政而达到顶点，它企图改变19世纪时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软弱状态。而这一时期的政权建设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因，一是清末社会日渐衰落，二是此时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如人口激增的压力、疆域扩大和经济生活复杂化、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化等等，已经不是一个朝廷自身的问题，而是缘于整个传统时代已经遇到致命的挑战。延续千年的国家——乡村关系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化解当时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的张力，国家必须采取新的现代意义的治理方式，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改变半管理模式不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而且在资源消耗上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了解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杜赞奇所做研究的重要意义。说白了，杜赞奇的研究就是要弄明白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下沉乡村社会与以往国家政权的下沉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20世纪前半期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的企图十分明显，国家竭尽全力，试图加深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个巨大历史进程，也是传统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解体的直接原因。尽管国家希望通过正式官僚机构的扩张而加强对乡村的控制，但国家政权介入最终没有也不可能按理想设计完成，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正规化改组，在实践中却发生了蜕变。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状况的出现？国家权力在下沉乡村的过程中，资源缺乏始终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杜赞奇基本上没有涉及，也就是说杜赞奇没有对他所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作一清楚交代，这必然会阻碍读者对他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合理性与科学性作更深的理解，也很难使我们对国家政权下沉过程中借用文化网络资源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

在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条件下，国家政权下沉引起国家规模的急剧膨胀，但国家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来满足其要求，为了实现政权统治的目的，国家不得不在体制之外寻求帮助，于是，乡村社会中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便成了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寻求到的最明显的文化网络资源，它们构成了国家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如果对照西方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政权下沉过程中借用文化网络资源的这一行为实则无奈之举，也就是说，从国家政权下沉所要求的条件这一角度分析，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国家政权为了实现下沉只得采取原本并不情愿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对文化网络资源的借用是国家政权下沉的无奈选择。但从国家政权要实现成功下沉这一目的角度分析，国家政权为达到此目的必然会精打细算、权衡推敲反复再三，对文化网络资源的借用又是国家政权下沉理性选择的结果。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文化网络资源的借用，既是国家政权下沉的无奈选择又是国家政权下沉的理性抉择。

对文化网络资源的借用，既是国家政权下沉的无奈选择又是国家政权下沉的理性抉择，其结果必然会出现在村落政治运作中为杜赞奇所关注的“经纪体制”现象。虽然到民国时期，国家已具备了将权力渗透到村一级的操作能力，但由于资源的缺乏，国家试图利用乡村社会内部的人员实现控制，但又不能提供必要报酬，更无意将其纳入正式的官僚队伍。由于国家无法为代理人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源，又缺乏对乡村代理人的有效约束，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开始出现经纪体制。这种现象改变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传统模式，由于代理人脱离了来自国家和乡村社会两方面的实质性约束，可以将替国家收税当作经纪行为来处理。在杜赞奇的研究中把乡村经纪分为“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两种类型，认为以经纪模型去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便很容易理解村落政治的实际运作。杜赞奇的理想类型研究与华北村庄事实果真一致？实际上，在华北村庄中杜赞奇所努力分辨的两种经纪的角色中介，经常由一人扮演，体现不同场合的多面人现象，国家经纪类型划分很难穷尽村落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因此，国家政权下沉中出现的经纪体制现象难以让我们看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三、村落应对权力下沉的技艺：民间仪式引入国家权力符号

面对20世纪国家政权的扩张，成为国家政权下沉乡村社会渠道的文化网络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在国家政权下沉过程中，文化网络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变通以应对国家政权的下沉。杜赞奇一再强调“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其中的“文化”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来看，国家政权就是征用文化网络中的组织与规范来实现权力的下沉，乡村社会也在与被国家疏离的场景中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十分遗憾的是，杜赞奇只关注文化网络对于国家权力下沉的意义研究，而没有对民间仪式为何与如何引入国家权力符号给予足够的研究。

民间仪式及其包含的符号对于乡村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乡村社会成其为乡村社会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又是符号和仪式的运作所造就的。杜赞奇所关注的华北村庄社会同样有着大量的民间仪式活动，这些民间仪式活动不仅是华北村庄社会成为村庄共同体的纽带，而且更是村庄社会与国家实行对话的平台。在杜赞奇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华北乡村的宗族仪式活动、宗教仪式活动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话中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在这些活动中，村落社会应对国家政权下沉的具体行动各不相同，但都采取了相同的技艺，即在民间仪式中引入国家权力符号。

在杜赞奇有关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他的研究与以往观点不同，认为宗族是华北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与南方的宗族相比，北方的宗族显得微不足道，但宗族在典章、仪式及组织方面的特征使它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一典型结构，在华北的大多数村庄，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在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团体仍占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宗法思想更为符合官方的尊祖忠孝教义，而且，宗族可以约束其成员行为更为符合封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宗族成为村庄公务活动的合法组织者。宗族势力的强弱主要体现为其在农村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是否重要，一般来讲，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则越活跃。封建国家为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有时利用和支持宗族势力，为了防止族权过大，它又禁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行政事务。在杜赞奇关于宗族政治与国家政权深入的研究中，分三个阶段来考察国家政权对宗族权力的影响，很明显，杜赞奇特别关注国家政权的深入对宗族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而对宗族如何通过宗族活动来应对国家权力的下沉却费墨较少，事实却是，在乡村社会的宗族仪式活动中，宗族组织会主动引入国家权力符号，而这些权力符号是在宗族组织相对自主的状况下发生的，可以说是宗族组织自觉自愿的选择，是宗族组织自愿请来的。

如果忽视了这一面的关注，我们就很难看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或至少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落政治运作图像，这或许是杜赞奇研究应要给予弥补的。国家权力符号进入民间仪式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一是国家权力符号对民间仪式活动的型塑作用;二是国家权力下沉对民间仪式的征用。国家权力可以运用暴力机器来捣毁民间仪式的场所和道具，也可以通过特定知识和规范的灌输促使民众自动放弃这些仪式，在国家许可的情况下，民众可以恢复、改造有些民间仪式，此时国家权力成为民间仪式发展的力量或资源。在杜赞奇关于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的研究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国家权力符号对民间仪式的型塑作用，国家政权成功地将自己的符号与价值观渗透到民间的关帝信仰之中，力图将对关羽的信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从而对民间仪式活动按照国家的意图进行改造。国家权力符号对民间仪式活动的型塑过程其实也就是国家权力对民间仪式资源的征用过程，民间仪式被国家权力征用主要取决于它的潜在政治意义与价值，民间仪式被征用并不意味着被动地被征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民间仪式的被征用意味着某种非正式的承认，也意味着来自国家政权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民间仪式往往持欢迎的态度。而在杜赞奇的研究中，这方面的论述甚少，致使他的研究所展示的村落政治运作图像不是十分的清晰与完整。

参考文献: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M].李玉琪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