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进程中，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出现了结构性与伦理性的双重困境。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依托乡村治理实践的优化，提升农村组织凝聚力以夯实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社会基础，倡导新集体主义以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思想基础，培育农村公共文化以固化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精神基础。

【关键词】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一、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结构性困境

1.农村基层组织碎片化引发农民认同纽带的缺失

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借助农村基层组织的宣传活动，动员与整合分散的农民，进而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化为农民的观念和行动。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滞后、功能碎片化突出、地方共识缺乏、组织能力相对贫困等现实困境下，难以发挥其作为培育和践行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纽带作用。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运作方式过于简单化，在处理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问题上缺乏组织协调性。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亟需将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有机结合，根据本地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文化传统等特性，契合农民的所思、所想、所盼、所为，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对农民开展政治宣传，将培育和践行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农村干部在基层组织中起着领导者、组织者与行动者的多重角色。除少数村庄因工致富外，多数村庄尚处于农村优质资源持续外流所引发的“空心化”格局，基层干部的政治宣传能力和农民的接受能力均显不足，致使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宣传活动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难以应对复杂的农村宣传工作。笔者在广西D村调查时，村支书说“每年都要组织农民学习两会等中央文件的精神，讲台上面的人读读文件，下面听的人能理解的不多，很多学习只是走走过场，开会学到的东西很少，很枯燥，还不如回家看电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学理底蕴，亦有现实关怀，这需要农村基层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不能仅局限于文本框框，要对话语进行本土化和情景化的转换，运用农民听得懂且乐于听的语言，来提高农民的理解力和认同度。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在日常交往中应以情感为纽带，以服务农民为宗旨。然而当前部分农村党员干部服务意识淡薄，与农民联系并不充分，甚至受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侵袭，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甚至威逼群众的不良现象。由于办事方式不当，也会产生好事没办好、双方都不满的情形。虽然国家仍在不断向村庄放权，给予农村越来越多的惠民政策，但是农村基层组织碎片化的现实使得村庄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有限，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

2.农村阶层分化引发农民认同保障的缺失

传统的村庄是同质的共同体，村庄内生秩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内各方力量的结构性均衡，随着农村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农民阶级内部开始出现社会分层，逐渐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等八大社会阶层①。阶层分化导致了农民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农民之间的差异日趋明显，处于阶层金字塔底层农民的公平感与满意度会降低。阶层分化加大了培育和践行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尤其在涉及到征地拆迁、住房安置、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等重大利益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能更加尖锐，一些农民重视权利诉求而忽视责任奉献。总之，农村社会内部应然与实然一定程度的反差，会引发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利益保障缺失问题。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城乡阶层分化最严重的后果是城乡阶层固化，虽然农民流动增多，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他们的父辈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但是常常受高房租、高物价、就业机会少、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社会保障水平低以及子女教育难等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不同程度地冲淡了他们的理想信念追求、助长了他们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欲望、滋生了对现实不满的社会心态②。实证调查显示，社会环境经由文化传承与整合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显著的间接促进作用③。总之，显性的城乡差别，会引发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体制保障缺失问题。

由于维稳是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基层信访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且农村基层信访部门对于农民的合理诉求与无理需求往往缺乏有效的识别机制，少数人趁机钻了空子。笔者挑选其中几个典型个案进行了专访，发现这些农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不满，认为城里人有的很多公共福利农村人没有，农村社会亦存在很多不公平的事件，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较低。可见，推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是整体提升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重要保障。

3.村庄结构原子化引发农民认同规范的缺失

培育和践行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农民为本位，结合村庄制度性规范与地方性共识，依托核心价值的本土化来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然而当前村庄结构的原子化，乡村社会关联松散，引发了以村民自治为主导的村庄制度性规范的断层、以传统熟人社会为依托的村庄内部道德性规范的模糊，导致了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规范的缺失。

传统熟人社会有着内生的道德性规范，如村规民约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制约着农民的行为规范，而且村庄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影响农民的日常行为。宗法结构衰落后，传统宗族势力不再是支配乡村社会的主导，大量农村精英进城使得治理主体的整体素质明显下降，村庄原有的内部承接力消失，农民道德性规范的实践场域断裂，导致村庄道德性规范的模糊和虚化。逐渐原子化的农民遵循着“莫管闲事”的行动逻辑，即便是宗族内的老年人也很少再去插手别人家的事情。培育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村庄道德性规范缺失，使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缺乏本土化的现实抓手。

笔者2012年在湖北荆门市S村调查发现，当地由于村庄运行失序引发了农民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淡漠。S村是一个由12个村民小组组成的大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村民小组之间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相互之间的交往却并不多，村干部因此实行的是包片治理，且他们在村庄中的威信有限，难以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形成统一有效的制度性规范。由于该村靠近市区，村庄历史较短，农民买卖房屋现象频繁，亦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舆论氛围以引导村庄的道德风气。正是这种制度性与道德性规范的双重缺失，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在S村难以开展。正如村支书所说，“没有强制规范作为支撑，近些年都没有开过群众大会，即使是代表大会也很难组织起来，更不要说组织农民学习党的文件精神了”。在村庄结构日益原子化的现实条件下，亟需加强村庄的制度性与道德性规范，为培育和践行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有效的规范性保障支持。

二、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伦理性困境

1.乡村公共精神式微引发的农民信仰危机

乡村公共精神指农民在处理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关心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利他、爱心、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与熟人利他交换行为、村庄共同体意识、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契约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念等密切相关④。培育乡村公共精神的目的在于教育村民、连接农户与集体，以维护村庄共同体的利益，是村庄建设的内生动力。然而随着家族集体主义与国家集体主义所主导的公共精神式微，当前农村社会遭受了个体本位主义的冲击。市场经济下村庄规范解体，公共空间成长缓慢，农民的社会责任感弱化，尚未形成适应于转型社会的乡村公共精神。这会导致理想追求和信仰价值的庸俗化、实用化，诸如农民经济生活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膨胀；政治生活中的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人际关系中的人情淡薄冷漠、信任降低、团结合作意识缺乏等。

乡村公共精神的式微导致农民缺乏精神力量的支撑，各类宗教信仰开始在农村蔓延，尤其是外来的基督教，对农民传统的信仰体系、村庄社会结构、农民文化生活方式都带来了冲击。转型期农民的思想处于不稳定、波动大的状态，相对单纯的农民容易受到不良信仰的影响，对农民个人生活、村庄集体与国家稳定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引发了农民的信仰危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缺乏自信，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将农民从“无信仰”、“不良信仰”的状态引导到积极的信仰体系之下。培育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需要农民排除干扰，在内心真正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2.乡村道德失范引发的农民公德意识虚化

经济社会转型使旧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社会成员的行为处在规范真空甚至道德冲突之中。农民的道德失范肇始于农村集体主义教育缺失，农民理想信念单薄，致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式微，难以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可。农村社会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无视道德和人生价值不无关系。社会公德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乡村道德失范引发的最大问题是农民的社会公德意识虚化，不仅对农民积极的精神状态造成影响，还会阻碍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民对社会公德尊重不够、认识不足、取舍不当，村庄内生性伦理道德危机频发，导致了农民公共事务参与动力不足，甚至带来了“集体非理性”困境，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缺乏有效的道德基础。

3.乡村文化建设滞后引发的农民观念分化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传统的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娱乐方式被普遍性的大众传媒所替代，既为封闭的村庄带来了新的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导致了传统文化逐渐退居边缘，甚至消失；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并向农村浸透，一些文化形式未经检验与过滤，使得农民文化生活更加多元、复杂，导致了农民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异质的特征。农民观念分化影响了村庄公共价值的再生产能力，传统文化不断消解，西方文化的价值形塑力有限，这些都会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宣传产生障碍。农民观念分化削弱了地方共识、村庄舆论对农民的影响，侵蚀了农民的公共事务参与和集体行动能力，并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消解着农村社会的价值基础，不容忽视。

笔者2008年在吉林省的几个村庄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民的积极文化生活形式非常有限，聚众打牌、购买彩票盛行，而当地的扭秧歌、二人转、踩高跷等传统娱乐已渐渐淡出农民的生活。这与当地文化建设滞后密切相关，受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公共文化活动难以开展。2013年在全国10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进一步反映文化对农民价值观念有着很大的形塑力，尤其是消极、落后的文化阻碍着乡村公共精神的发展，制约着农民的国家认同。

三、提升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价值观念的高度凝练⑤，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现实出发，反映发展变化的现实行为准则。在农村领域，就要以从乡土社会为本体，探寻提升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接受内化机制、实践强化机制和灌输引导机制⑥。

1.提升农村组织凝聚力，夯实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社会基础

提升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需要依托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打破基层组织碎片化现状，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客观上引致了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逐渐降低，农民凝聚力下降。组织的松散化影响了农村的正常运行，政策难以有效贯彻，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缺乏有效的承接机制。农村组织的凝聚力主要依靠组织自身制度化水平与农民日常社会交往的增加而提升，同时也要让农民意识到组织凝聚力对其生活的意义，恰当地处理农村组织与经济增长、整体效益与个体利益、社会繁荣与个体发展的关系。现有的农村社会组织整合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性调控，如制定村规民约、完善基层制度、建立农村社区等；另一种是通过外力的介入，如政策下乡、精英下乡、资本下乡等。提高农村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还要与农村社会整合结合起来，通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协调农村社会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及社会关系，使之成为有机整体。新型城镇化发展亟需提升农村组织凝聚力，应加强对农村社会结构中传统力量的矫正与扶持，推动农民自主性建设，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水平与能力，进而形成完善的认同机制。笔者2014年选取了贵州省54个村庄的基层党员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显示农村基层组织在发展村庄经济、带动农民致富、帮扶困难群众、营造文化氛围、引领农民对村庄精神文化认同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效果。农村基层组织作为联络农民与国家的有效平台，理应成为培育和践行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组织依托。

2.倡导新集体主义，重塑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思想基础提升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要倡导新集体主义，破解阶层分化与乡村道德失范所导致的分裂。马克思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⑦。毛泽东主张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个体主义价值观，他批评个人主义者“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⑧，邓小平也告诫人们“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自发倾向”⑨。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思想凝聚力的基础，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亦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韦伯看到乡村社会广泛的自治组织，维系着稳定的乡村关系，带来了农民对村庄、国家的认同⑩。杜赞奇甚至认为这种乡村的文化网络反过来还能够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然而在乡村社会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传统一元、单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已难以应对日趋复杂化的社会现实。为了在农民自身利益与村庄集体发展找到精神动力与力量支持，需要重塑“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和谐发展的新集体主义价值观，组织农民，凝聚力量，把蕴藏在农民身上的思想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提高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3.培育农村公共文化，固化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精神基础

提升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还需要培育农村公共文化，解决好村庄结构原子化与乡村道德建设滞后所引发的农民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现阶段不同群体价值观念冲突明显，如相互攀比、抱怨，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各个群体似乎都有比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究其原因，在于群体内部缺乏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难以形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奉献精神等。因此，要增强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就需要打破农村文化建设滞后和农民价值混乱的状态，重塑有秩序的价值与文化观念。农村公共文化的场域功能、载体优势与公共性特征，是当前提升农村组织与农民间凝聚力的最好方式。农民对生于斯、长于斯、乐于斯的村庄公共文化认可度高，使他们在享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有形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遵循着本村的地方性共识与规范，创造出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激发出农村活力。农村公共文化既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亦有现代文化的注入，如腰鼓队、秧歌队、舞狮队、山歌比赛等。这些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时代气息的文化活动，既能激发中老年人的参与欲望，亦能包容广场舞、放电影、乡村大舞台等现代文化形式；既能带动年轻人的参与兴趣，亦能不断催生新的文化形式。

笔者2013年在广西省L镇进行的传统文化状况调查，证实了农村公共文化可以促进农民国家认同的假设。蝴蝶歌是L镇的传统文化，有着数百年的传统，文化大革命后曾一度衰落。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村内文化骨干、农民的参与下逐渐恢复并发扬光大。蝴蝶歌没有固定的曲目，需要农民自己填写歌词，近年来当地政府每年都会组织一次评歌比赛，引来全镇村民观看。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蝴蝶歌的歌词由以私人感情为主转向以热爱村庄、热爱国家为主，既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归宿感和使命感。可见，在农村组织凝聚力不强、价值分化严重的背景下，通过挖掘和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内涵，以农民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提升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力不错的现实抓手。

注释：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3页。

②吴春梅、郝苏君：《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研究——基于河南新乡7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调查》，《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③吴春梅、郝苏君、徐勇：《政治社会化路径下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期。

④吴春梅、石绍成：《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前沿》2010年第7期。⑤顾钰民：《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⑥冯留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⑩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