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图20可见，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和主导产业的差异，“一带一路”国家在不同的行业有着显著不同的就业率。老挝、尼泊尔等国的农业就业率远远高于工业、服务业的就业率；新加波、文莱、黎巴嫩、以色列、黑山等国的服务业就业率明显高于农业和工业就业率；而卡塔尔的工业就业率则显著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就业率。将“一带一路”国家三个不同行业就业率进行比较，并将其分别按照主要行业进行分类，可得表6。

表6 “一带一路”国家主要就业行业分类

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这些国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以农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化程度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46个）的劳动力主要分布在服务性行业。这46个国家中，中国、蒙古、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农业就业率高于工业就业率，而工业就业率高于农业就业率的国家则包括新加坡、巴林、以色列、捷克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地区，国家的主要特征是资源较为丰富或收入水平较高。

三、教育

教育是培养适合经济发展人才的一种社会活动，它既是传递社会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必要手段，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发展程度不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教育情况概览

1．教育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教育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的一个反映某国或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数，指数主要通过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值而获得。本文选取了2014年UNDP人类发展指数中经过性别差异调整后教育指数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图11表示的是世界各主要区域教育指数与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水平。“一带一路”国家教育指数平均值为0.565，低于世界平均教育指数（0.654）；阿拉伯国家、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地区，教育指数分别为0.643、0.563，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作为教育指数计算因素之一的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高低与教育指数的高低趋势基本相同。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受教育水平差距较大。如图12所示，中东欧、中亚、蒙俄地区受教育年限均高于65国的平均值，其中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为11.4年，与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11.5年）相差无几；西亚、东南亚、南亚的教育年限均低于65国平均值，分别为8.3年、7.1年和5.6年；较为贫困落后的南亚地区最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几乎是中东欧地区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受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超过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但由于基数较低，当前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仅稍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7.1年），还未达到“一带一路”沿线65国的平均值。

2．“一带一路 ”国家文盲较多

成年识字率是指年龄在15岁以上（包含15岁）的人口中，能够理解、阅读和书写有关日常生活的短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讲，“识字”也包括认识数字，即有能力进行简单的算术。成年识字率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图13展示了世界各地主要区域识字率的水平。“一带一路”国家识字率的平均值为89.9%，高于世界识字率平均水平（81.2%）。南亚地区、阿拉伯国家、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地区，这三个地区的识字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62.5%，78%，80.3%；欧中与中亚地区文化基础较好，识字率最高，达到98%。另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的统计，世界共有7.75亿成年文盲，其中75%的文盲集中在十个国家，包含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六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盲总人数高居世界第二。

“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指数与成人识字率呈现显著正相关性。由图14可见，教育指数和识字率均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包括阿富汗、不丹、东帝汶、孟加拉、巴基斯塔、也门、尼泊尔、印度、伊拉克、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为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与南亚地区。

3．“一带一路 ”国家的大学入学率相对较低

“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学入学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由图15可知，“一带一路”国家中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只有41.2%，虽然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1%），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距甚远（欧盟，64.6%；经合组织，70.7%；北美，90%）。

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受教育程度呈现区域性差异。蒙俄两国以及中东欧16国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较高，大学入学率达到71.46%，超过“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与经合组织的大学入学率接近；西亚、北非、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较低，中学入学率最低的是南亚，只有72.2%，东南亚也仅有75%，这些地区的大学入学率更是只有20%—30%。东南亚和中亚地区16国的小学入学率虽略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小学入学率的平均值，但是中学、大学教育入学率普遍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

近年来中国在“科教兴国”的战略引导下，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中小学教育已经普及，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都高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值，但是大学入学率只有52.27%，略低于俄罗斯、中东欧等国的平均值，与经合组织、北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还有一定差距。

图15 世界不同区域与“一带一路”各区域受教育程度比较

（二）“一带一路” 国家的教育投资低，制约经济发展

教育公共开支由教育方面的公共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支出构成，包括政府在教育机构（公立和私立）、教育管理以及私人实体（学生 /家庭和其它私人实体）补贴方面的支出，是一国花费在教育事业上的经费总和。图 16展示了世界主要地区教育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由图可见，“一带一路 ”国家教育指数平均值为4.07%，低于世界平均值（ 5%）。阿拉伯地区（4.3%）、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4.9%）、欧洲与中亚地区（3.4 ）和南亚地区（3.5%）的教育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北美、经合组织等发达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5.25%、 5.1%）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入学率较高，识字率基本达到 98%以上。这几大区域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总额GDP 占比值最高，为5.46%，该地区的受教育年限（ 8.2年）也高于世界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

教育投资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较低，即便是科威特、阿联酋等高收入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仅分别为3.7%和1.1%，远低于5%的世界平均占比，这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较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水平影响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产业结构。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教育投入普遍不足，这些国家存在大量文盲，大学入学率不到30%，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这些国家只能选择手工业、制造业为主的低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劳动者也因此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在后危机时代，“一带一路”国家要想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则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投入来提升本国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进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

图16 世界各主要区域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

四、性别

（一）性别情况概况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定义，性别发展指数等于女性的人类发展指数与男性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比值，而女性和男性的人类发展指数则分别通过男女出生时预期寿命、期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四个指标数据计算而得，性别发展指数较好地反映全社会的男女平等状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男女人类发展指数的绝对偏差值将国家分为高平等国家、中高平等国家、中等平等国家、中低平等国家、低平等国家这五类国家，表 5展示了“一带一路 ”国家的性别发展分类情况，此外，“ 一带一路”国家性别指数排序可详见附录 4。

表5 “一带一路”国家性别指数分类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因数据缺失，无越南、缅甸、土库曼斯坦、波黑四国的分类；每个分类中国家顺序按照性别发展指数高低排列。

“一带一路”国家中性别平等情况较差的国家（包含中低平等、低平等国家）主要分布于南亚、西亚北非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动荡频繁，恐怖组织盘踞，加之宗教信仰的束缚，女性发展相对受限。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伊拉克、印度等国的女性地位较低，这些国家女性的人类发展指数与男性人类发展指数的偏差值都超过了20%，甚至高达40%（阿富汗）。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东欧地区的男女发展相对平等，在白俄罗斯、俄罗斯、亚美尼亚、波兰、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国家，女性的人类发展指数甚至高于男性的人类发展指数。

（二）性别发展分析

男女平等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2014 年“一带一路” 国家性别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935，男女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基于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性别发展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据统计， 如图17，“ 一带一路”国家的性别不平等指数平均为 0.322，低于0.449的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一带一路” 国家的性别发展不平等状况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蒙俄、中东欧地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较弱，不平等指数平均值低于 “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而阿拉伯地区以及南亚地区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则比较严重，性别不平等指数分别高达 0.537和0.536，其中，不平等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是阿富汗（ 0.693）、印度（0.563）、巴基斯坦（ 0.536）、孟加拉（0.503）。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低，不平等指数只有 0.191，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近。

图17 世界不同区域与“一带一路”各区域的性别不平等指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

男女性别的不平等体现在生存、传统意识、就业、教育、财产收入、家庭地位、政治权利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就业和政治权利两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进行分析。

1．就业不平等—— 女性劳动力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女性参与劳动能帮助女性在不依赖于男性的情况下享有财产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这往往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的先决条件。本文计算了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占比的平均值，由图18可见，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女性劳动力占比平均值为37.6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9.60%）。

图18 世界不同收入国家与“一带一路”各区域的女性劳动力占比

2．政治权利不平等 ——议会妇女席位低

议会中女性席位是女性行使政治权利的一种表现。由图19可见，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议会中女性席位占比的平均值为17.24%，低于世界平均值（21.76%）。阿拉伯地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欧洲与中亚等地区的议会女性席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北美（22.29%）、经合组织地区（26.9%）等发达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22.5%）的议会女性席位平均值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地区中，中亚的女性席位占比最高，达到了22.76%，与发达国家平均值相当，其中哈萨克斯坦的女性席位占比高达26.2%；女性席位占比最低的是西亚北非地区（11.72%）。

近年来，各国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明显增多，妇女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也有所提高。然而，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只有中国、东南亚、中亚各国在制度中对女性参与政治的途径和比例予以规定设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行使政治权利，这才使得泰国前总理英拉等多位女性领导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可能；在南亚、蒙俄、西亚、北非、中东欧等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女性涉足政治领域仍然是难上加难，这些地区的议会中女性席位仍不足20%

图19 世界不同区域与“一带一路”各区域国家议会妇女席位占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