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本《道德经》第十九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中的“绝”“弃”二字，是同义并列关系，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断绝”“舍弃”之意，而不是要留下“圣”“仁”“巧”，而舍弃掉“智”“义”“巧”。

但有不少人，至少从清代全真道士李涵虚之后，对上述“三绝”“三弃”的解读就陷入了留一半、弃一半的死胡同，他们将“绝”理解为“至”“极”，“绝圣”“绝仁”与“绝弃”三个词语，就是极其圣明的圣人和至仁、至巧之人。而《道德经》要表达的本意是：圣、仁、巧，跟智、义、利一样，都是要“绝弃”掉的。

至圣指的是谁（至圣指的是谁哪位儒家学者）

出现这么对立的理解，问题在于对“绝”的理解上，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解读者的主观愿望，具体说来，就是用先入为主的儒家思想套解老子思想造成的。

“至圣”一般是指道德智能最高而超脱凡俗的人，有时特指孔子，比如“至圣先师”就是孔子的专属称号。而《道德经》中的圣人跟儒家所说的道德智能圣人不是一回事，而是老子塑造的一个文化图腾，是“道”的化身，他不具备道德教化的职能。

魏晋玄学家试图打通孔老思想，遂以《易经》中的“圣人观”来协调孔老两家的“圣人观”。而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等人，均是当时大儒、经学家，他们认为“老不及孔”，因此在解读《道德经》时，难免以儒解道，以孔解老，将老子思想“玄化学”，以削足适履于儒家学说。这一学术风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至深至远，从魏晋到南北朝，再到两宋理学，直至今天，仍影响深远。

在此强大玄风的裹挟下，即便是三教合一的清代全真道士李涵虚，也难能跳出以儒解老、以佛解老的窠臼，他对“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做出的解读，迎合了部分儒释道圆融的老子思想研究者。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其大意简言之就是：君主抛弃神圣化的道德说教、仁义的粉饰以及利益诱惑的手段，民众会有更多的利益，会回复孝慈，盗贼会自然消灭。

李涵虚的全章解读却是这样的：

绝：大也，又至也。至圣不用智，风尽敦庞，民多利益矣。至仁不用义，俗尽亲睦，民归孝慈矣。至巧不谋利，谋利者，皆机巧之徒。上无机巧，下无盗贼矣。圣不足于智，仁不足于义，巧不足于利。圣、仁、巧三者，若有质而无文也。浑浑噩噩，一道同风，故使民各有攸属，亦从其质实而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民之文亦不足也，然而美矣。

李涵虚的解读，以儒入道，先入为主，割裂了老子“尊道贵德”思想。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只有“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接下来的“上仁”、“上义”、“上礼”都属于“为之”的，从《道德经》的思想体系来看，从“德”到“礼”是渐次递降的，因此老子总结说：“故去彼而取此。”就是要舍弃掉“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而归之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而李涵虚把“道”“德”之后的“圣”“仁”“义”提高到与“道”并驾齐驱的地位，把施政行为的“巧”理解为“至巧无巧”而“不谋利”，这与老子“以智知国，国之贼也；以不智知国，国之德也”的反权谋伎巧的思想截然相反。

同时，李涵虚把“绝”“弃”二字肢解开来，把本来并列且表示决绝的两个动词“绝”、“弃”二字独立出来，分别当作形容词和动词来用，造成该“弃绝”的“圣”、“仁”、“巧”，反而成了被赞扬的“至圣”、“至仁”、“大巧”。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绝圣弃智”不是司马志先生理解的“废弃通达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也不是刘新升理解的“至上圣人无需动用智慧”。必须注意：老子不反智、也不反文明。

提供几个参考注解。限于篇幅，仅以“绝圣弃智”为例，并附上作者对个别注解的点评。剩下的两句参照该句来理解。

唐玄宗：“绝圣人言教之迹，则化无为。弃凡夫智诈之用，则人淳朴……”——对于“绝弃”的理解正确，但他把针对君主的三绝三弃理解为“君”与“凡夫”二者，其余两句则分别指向“人”，明显是逃避作为君主的责任。

宋徽宗：“圣智立……则圣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绝而弃之……其利博矣。”

苏辙：“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也。”

即便是玄学家王弼的注文，也是把“绝”“弃”作为同义词来理解的：“圣智、仁义、巧利……而直云绝”。

《道德经》原文中的“圣”与“智”对举，“仁”与“义”对举，“巧”与“利”对举，其态度毫不含糊，“三绝”“三弃”，就是要“弃绝”掉圣智、仁义和巧利。

在《道德经》思想里（指编著者的思想，不一定就是老子的思想，下文将简单对比），老子主张“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反对“多言数穷”的教化约束和“法令滋彰”的强制施压，而这些都是传统教化中的“圣人”所为。故庄子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制礼作乐，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是传统教化中的圣人，以至于孔子几日不曾梦见周公，就感慨大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很显然，以周公之碌碌，不可能是《道德经》中的为道“无为”的圣人。

以上说的较多的是“绝圣弃智”方面，下面再探讨一下“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与“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上文已经说过，“圣智”“仁义”“巧利”都属于被“绝弃”之列。为什么说“绝仁弃义”，会“民复孝慈”？因为“孝慈”纯属家庭私事，孝慈是亲情，是天性，是自然而然的人伦关系。而一旦施行仁政，权力势必会干预家庭私事，将自然天性纳入礼教规范来管束教化，将自然天性标准化、程序化、教条化。

而“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要绝弃掉“巧”“利”，是“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伎巧”，是“民多利器，而国家兹昏”的“利”，是国君绝弃敛财之欲，奢糜之行，国泰民安，盗贼不生。

战国出国出土的简本《老子》恰好有传世本《道德经》这一章，其内容跟传世本《道德经》相差很大，主要表现在“三绝三弃”上。楚简本《老子》的“三绝三弃”原文是：

传本的“绝圣弃智”在楚简本《老子》里成了“绝智弃辩”，“绝仁弃义”变成了“绝伪弃虑”。

且不说传本与楚简本那个更接近老子思想，可以肯定的是，楚简本《老子》的出土，在帛书《老子》之后，又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直通老子思想的方便之门。

就文字来看，楚简本是一般地批评世俗价值，而传本是直接地否定儒家的基本思想。学者们，比如裘锡圭、庞朴、刘笑敢等人认为，《老子》版本有一个从楚简本到帛书本，再到傅奕本和河上本、王弼本逐渐演变的过程。

这种演变的文本证据就是，越是股本越是没有分章和标题，越是近本，标题越来越规范；虚词减少，四字句增多；自由舒缓的句式减少，急促加工的句式增多；散文化的句式减少，整齐化的句式增多；以及批儒成分由少到多，由一般性批评到尖锐批评这样的一个编校过程。

楚简本《老子》大约抄写于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战国时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抄本，文本中的“绝智弃辩”“绝伪弃利”是对普通社会普通价值的批评。而传本《道德经》则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很显然，针对的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因此专家们推断，包括帛书本在内，可能都是战国中期受儒道之争影响的黄老道家们编校、加工的，因此加大了批儒力度，形成了后世的传世本《道德经》。

因此，读懂老子思想，还是要主攻一本，兼顾他本，以老解老，旁涉诸家。切不可先入为主，固执己见，盲人摸象，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