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政治上励精图治，使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废除了以前实行的分封制，把天下分为36郡，并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皇帝专权的行政机构；统一了全国的法律、货币、度量衡；简化和统一了汉字；派兵北伐匈奴，先后在那里设置了34个县，移民垦荒；先后征发几十万人大规模修筑长城，作为北疆防御；派兵南戍五岭，征服岭南地区。

秦始皇

这样一位伟大的帝王因为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被人看为大暴君，其实是冤枉秦始皇了。这个数字事实上是非常小的。在长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杀人成千上万的事情多不胜数。但是，这件事情最大程度上得罪了文人儒生集团，儒家从战国以来一直是个非常猖狂的集团，它反映了要想治国必须以儒术为中心，所以和墨家不合，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更让儒家有重要的权力。他们得志后，把罪人指向秦始皇，所以秦始皇成为万世暴君、遗臭千年。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事实上焚书坑儒就不是什么大过，焚书坑儒在当时只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才那样做的，而且，当时的博士淳于越口口声声地说“不遵从以前的制度和风俗，是不会长久的”，反对郡县制；李斯反对这种说法，才建议始皇焚书的，而且焚毁的只是那些《诗》、《书》、百家语和史书，医药、算卦、农业方面的书并没有焚毁啊。由此，才为坑杀术士铺下了道路。

其实之前，方士侯生、卢生替始皇帝求长生不老药，一直没有寻到，却拿着始皇给的赏赐假心装作忠心。到了焚书后的第二年，方士侯生、卢生与儒生私下批评秦始皇为人反面，始皇得知大怒，认为“平日里这么信任他们，他们却欺骗和背叛我”，这才下令让御史大夫查办，最后认的认，供的供，才有后面的“坑杀术士”。秦始皇并没有杀淳于越，坑杀术士也是依法处理，欺骗国家财产，在古代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就是杀头的罪。虽然失去很多价值的书，令人感叹，何况那时的估计也很难保存到后世。所以秦始皇焚书与坑儒是合情合理。

因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暴君”的骂名，有的论者甚至将秦王朝的短命与“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认为它使秦王朝迅速崩溃。

其实，从历史传统方面考察，“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的发明，无论是“焚书令”还是以“坑杀”方式处理秦王朝不喜欢的人，都是先前有过的方式。

秦国虽然在穆公时代就已经号称霸主，但真正强大还是从孝公时代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治国的利器是爵禄和刑罚，对儒家的《诗》、《书》、礼、乐，深恶痛绝，讥之为“六虱”。韩非还说他“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焚书，惜无佐证，无从详考。联系秦国的历史，秦始皇焚书不过是守其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

秦时处死犯人的方式有戮、弃尸、磔、腰斩、车裂、凿顶、抽肋、镬烹、囊扑等，都是极残酷的死刑。秦始皇对犯禁的“儒”采取活埋的处死方式，似乎还是一种“优待”；但四百六十余人同时大活埋，实在惨绝人寰。其实这也是秦国的老传统。据《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武安君白起大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黄河，这是“水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又在长平大败赵军，俘虏四十万，用欺骗手段全部坑杀，这是“土埋”。与白起比较，秦始皇“坑儒”还是小巫见大巫。传说中的“伏机”也并非凭空捏造，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大墓就装有这一暗器，这在《史记》中是明白记载着的。

《史记》中提到这段时，用的是“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所以不要在冤枉秦始皇了，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古代的君王几乎没有手上不粘满血腥的。这就是封建社会权力的迭代与维护护必然是靠流血守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