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月明》的持续热播，掀起了一股明朝热。虽然这部剧中有一些历史常识性错误，但对于很多渴望看明朝电视剧的观众来说，也算来得及时。

唐胜宗（唐胜宗曹国公）

在剧中，除了展现了徐达、李善长、胡惟庸等洪武年间有名的大臣外，还出现了一些名气不大的“小人物”，例如本文要说的涂节。

涂节作为明朝的御史中丞，他曾举报胡惟庸谋逆，却仍被朱元璋无情杀掉。本文，笔者不谈剧情，希望通过现有的史料加上分析，引起大家对涂节这个小人物的思考。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延续宋制，设立中书省和御史台。朱元璋反复斟酌，决定让李善长和徐达任中书省左右丞相，而让刘基担任御史中丞。《明史·刘基传》云：

御史中丞乃言官之首，负有监察百官之责。同样，他也有权力监察中书丞相。换句话说，李善长也好，徐达也好，刘基都有权监察。

至于为何要选刘基为御史中丞，笔者认为，朱元璋主要有三方面考虑：

第一，刘基性格孤僻。李善长退隐后，朱元璋曾有意让刘基来做丞相，刘基回答说：“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负大恩。”

可见，刘基是眼中揉不得沙子的性格，得罪人的活可以干，居中协调各种关系却不是他的长项。

第二，刘基是浙东人，而明朝初年的大臣大多是淮西人，他们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让浙东人监视淮西人，才符合朱元璋的利益。

第三，刘基资历深厚，被朱元璋拜为“先生”，他来监察百官，那些“泥腿子”官员也会服气。

刘基在御史中丞任上也算尽职尽责，然而，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却以身体多病为由恳请告老还乡。朱元璋挽留无果后，最终同意了刘基的请求。

那问题来了，刘基走了，御史中丞这个“得罪人”的活谁来干？

当时，李善长已经归隐定远老家了，临行前，李善长向朱元璋推荐了胡惟庸来主持中书省的日常事务。而当时中书省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汪广洋。

也就是说，刘基离开后，朱元璋需要找一个资历深、且疾恶如仇的人来监察中书省的胡惟庸、汪广洋等人。例如，朱元璋曾有意让汤和来主持御史台，因此授汤和“左御史大夫”的头衔。

汤和的资历足够，但却不愿意得罪人。经过几轮筛选，朱元璋认为汤和难堪大任，最终，朱元璋选中了一个人，他就是涂节。

由于《明史》没有给涂节立传，所以，在历史上，涂节的履历是很模糊的，只知道他是江西人，曾在河南为官。涂节做地方官时，还算清廉，曾以雷霆手段处理过几起贪腐案，深得朱元璋赞许。这也许是涂节升入御史台，并逐渐成为御史中丞的原因。

需要补充一下，明朝的御史台仅仅存在15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废除御史台，设立都察院，所以，明朝真正有“御史中丞”这个官衔的人并不多，涂节便是其中之一。

按照朱元璋最初的制衡之术，御史中丞和中书丞相应该“对手”，因为他们是相互牵制的关系。然而，胡惟庸的这个对手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涂节和胡惟庸是很可能是沆瀣一气的。

最支持这个说法的是《明史》，《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意思是，在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闹市中驾车，出车祸身亡。胡惟庸一怒之下，杀死了车夫。这件事导致民怨沸腾，朱元璋一怒之下，让胡惟庸为车夫偿命。胡惟庸提出自己可以补偿钱财给车夫的家人，但朱元璋的脸色仍没有好转。

这让胡惟庸感到了后怕，他拉拢御史大夫陈宁和御史中丞涂节，意图密谋起事，并且悄悄派人告诉那些归附他们的武将，提前做好准备。

这里，明确提到胡惟庸与御史中丞涂节“谋起事”，可见，二人已经勾结在了一起。只是，胡惟庸为主，涂节为辅。

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胡惟庸“大事将成”的关键时刻，涂节突然出卖了胡惟庸。

涂节为什么要出卖胡惟庸呢？按照《明史》的说法，并不是因为涂节的良心发现，而是他突然怕了。

洪武十二年九月，中南半岛的占城国派使臣向明朝进贡，胡惟庸作为中书左丞相，竟然没有禀报朱元璋，私自接待了外国使臣。不巧的是，这件事被朱元璋身边的宦官碰上，宦官告诉朱元璋后，朱元璋很生气，责问胡惟庸（左丞相）和汪广洋（右丞相），胡惟庸连忙把责任推给汪广洋和礼部。朱元璋为了查清真相，只得一一审问中书省和礼部的相关官员。

到了十二月，这件事终于有了着落，朱元璋让右丞相汪广洋来背锅，汪广洋被贬到海南，半路上，朱元璋又下旨赐死汪广洋及其家眷，不料又牵连出了另一件事。《明史》云：

原来，汪广洋有个小妾陈氏，是罪臣陈知县的女儿，陈氏在被赐死前身份暴露。明朝初年有规定，罪臣之女只能归给武将或军户，汪广洋作为文臣，陈知县的女儿怎么会落到他手里？这里面明显有猫腻。

朱元璋认为，发生这件事，御史中丞涂节没有做到监察百官之责，要问罪于涂节和御史台。

涂节见大祸临头，立即怂了，为了“戴罪立功”，他选择把胡惟庸正在密谋造反的事情告诉朱元璋。于是，朱元璋以迅雷之势抓获了胡惟庸，杀死胡惟庸和陈宁等人，并株连其全家。

胡惟庸和陈宁罪不容赦，那涂节怎么办？这个问题困扰了朝臣们。因为按大明律法，谋逆罪不可饶恕，涂节明显参与了胡惟庸谋逆案。与此同时，涂节率先揭露胡惟庸案，给明朝避免了一场危机，他也算首告有功。于是，围绕如何处理涂节，朝臣们吵了起来。

《明史》云：

“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

朱元璋最后没有给涂节活路，他认为，涂节本参与预谋造反，见事情不成，才揭发此事，此人不能留！

言下之意，若涂节没有大祸临头，他是不会揭发胡惟庸的。这就是朱元璋杀涂节的根本原因。

胡惟庸被灭族，涂节被杀，包括《明史》等史料都认为，涂节是胡惟庸一党，且是核心成员。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疑点：

第一，涂节既然是胡惟庸的核心成员，他的口供为何有所保留？

胡惟庸虽然死于洪武十三年，但“胡惟庸案”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后的十年，朱元璋陆续查出20多名公侯曾涉及胡惟庸案。

比如，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吉安侯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和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等人是胡惟庸最早策反的三位武将，只是，胡惟庸被杀时，他们三个没有被涂节供出来。同年，韩国公李善长也因身涉胡惟庸案，全家70余口被杀。

那么，当年涂节为了“戴罪立功”，揭发胡惟庸谋逆的时候，为什么还“留了一手”？他为什么不把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甚至李善长这条“大鱼”招认出来，这样功劳岂不更大？

笔者认为，涂节之所以没有招认上述几位“同犯”，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涂节不是胡惟庸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不知道胡惟庸谋反的详情；要么涂节压根就不是胡惟庸一伙。

第二，涂节为何揭发胡惟庸毒害刘基一事？

根据《明史·汪广洋传》记载：

意思是，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涂节弹劾左丞相胡惟庸曾下毒害死刘伯温，右丞相汪广洋也知道此事。朱元璋问汪广洋，汪广洋说他不知情，朱元璋生气，贬汪广洋去海南。

注意，汪广洋被贬的事情，发生在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之前。

而上文提到过，汪广洋被贬之后才遭赐死，因而他的小妾陈氏身份曝光，这才导致御史中丞的涂节大祸临头，最终揭发胡惟庸谋逆案。

这里发生的三件事的时间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一）涂节告发胡惟庸曾毒杀刘伯温。（二）汪广洋因此受牵连被贬，半路被赐死；（三）汪广洋小妾身份被曝光，涂节大祸临头，进而举报胡惟庸谋逆。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胡惟庸谋逆案是涂节告发得不假，但在告发胡惟庸谋逆之前，涂节已经告发胡惟庸毒死刘伯温了。

换句话说，在胡惟庸案爆发之前，涂节和胡惟庸就站在对立面了。而当时涂节并没有“大祸临头”。这足以说明，涂节和胡惟庸可能不是一条船上的，他们俩本来就不对付，涂节也许一直在找胡惟庸犯罪的证据，毒杀刘伯温，就是涂节找到胡惟庸罪证中的一条。

那么，既然涂节不是胡惟庸的同伙，他为什么会因为“胡惟庸案”而死呢？历史学者吴晗有一条推测，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吴晗认为：涂节之死，并不是因为他是胡惟庸的同伙，而是因为他揭发了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的事实，而胡惟庸之所以这么做，是奉了朱元璋之命。

也就是说，涂节告胡惟庸杀刘伯温，相当于揭了朱元璋的老底，这样的人，朱元璋焉能留？

恰巧，此事发生后，涂节又察觉了胡惟庸正在筹划谋逆，他进而告发胡惟庸。没想到的是，朱元璋趁机把两案并作一案，最后顺手把涂节也算在胡惟庸谋逆案中，如此一来，涂节也就变成了“见事不成，始上变告”，坐实了他胡惟庸“党羽”的身份。

笔者此前曾写过一篇关于胡惟庸的长文，“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之首，前后牵连共3万余人，因为在封建社会，谋逆罪一般都涉及“连坐”，所以，这3万余人中，肯定有被冤枉的部分。但是，胡惟庸作为主犯，他被冤枉的可能性极低。但涂节是不是被冤枉的，这就很难说了。

胡惟庸案爆发后，朱元璋深感中书丞相的权力太大，对王朝产生威胁，因此废除了中书省，至此，中国自秦汉时期开始的丞相、宰相等类似“相权”的制度，彻底宣告结束。

因为涂节，中国封建王朝2000年的铁律被打破，“相权”从此不复存在。

古代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多少读书人都梦想“封侯拜相”，因为胡惟庸案，“洪武”之后再无宰相，可以说，读书人的宰相梦碎了。此后，明清两代进入内阁时代。

晋朝葛洪在他的《抱朴子·祛惑》中有一段论述：

白石似玉，奸佞似贤。贤者愈自隐蔽，有而如无；奸人愈自炫沽，虚而类实。非至明者，何以分之?

大致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朝堂上忠奸难辨，除非是最明断的圣人，否则谁能分清楚？

涂节作为胡惟庸案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忠奸，《明史》中虽有定论，但仍然存疑。这个“小人物”所透露的信息，值得好好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