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指的是中央推崇儒家，想要进中央的人，必须学习儒家经典，但是它并不禁止学者在民间学习其他各派文化；而后者则是禁止在中央和民间讨论诸子百家。自盐铁论以来，战国时期的自由讨论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

天人关系一直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天人感应论几乎成为了定论。与此相关联的，则是祥瑞论和灾异论。一般而言，在王朝兴起的时候，祥瑞会不断出现；而在王朝衰亡的时候，灾异会不断出现。学者们经常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天下的性质问题，即“官天下”还是“家天下”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则是朝代更迭问题。

灾异的思想，在汉朝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灾异不仅来自天上，而且来自地下，因为在汉人的思维中，天地是原本是一体的，经过“清者为天，浊者为地”的过程后，他们才分离的。而人，秉承天地之性，与天地一道，成为三才。汉人言天人关系，实际上是指天地人关系，但是由于地是从属于天的，正如阴从属于阳一样，所以我们简称为天人关系。关于天的知识，则是天文；关于地的知识，则是地理，关于人的知识，则是历史。

在先秦秦汉，天文、地理和历史就成为了最为重要的知识。想要了解人，要先了解天和地，因而汉人常先言天地，后言人。而汉人所言的人，多指人性。汉人言天地，其指最终多归于人性。汉人而这个“天”并不是指自然之天，而是指有意识的天；这个“人”并不是指全体人，而是指君主。汉朝中后期有些思想家是真诚地信仰灾异的，但有些政治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手段。

西汉后期，灾异不断，面对着这种状况，汉朝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命丞相等高官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来商议对策。此外，还用赐爵、免税、大赦天下以及降罪御史大夫等高官的手段，但是灾异还是绵绵不绝。此外，西汉后期富豪贵族蓄奴仆以及兼并土地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样加重了统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铁官徒起义以及小规模的地方暴动也是此起彼伏，最终演变的，则是西汉后期的绿林赤眉起义。

上书言事的有两类，一类是以夏贺良为代表的民间派，另一类则是以刘向为代表的士大夫派。夏贺良以谶纬为依据，以再受命为手段，想用改元易号的方式来化解统治危机。但是由于不见“嘉应”，所以夏贺良被定为“妖言惑众”，从而服罪。刘向则以灾异为武器，将矛头直指外戚和后宫。虽然统治者知道刘向的良苦用心，但是最终仍然不能用刘向。所以，这两类人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像董仲舒那样的效果。

真正有系统性的文化，只有儒家和道家而已，儒家和道家在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前，堪称是最大对手。“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道家注重的是实用和手段，而儒家注重的是道德和原则。在战时环境下，实用和手段是必须的，但是在和平环境下，道德和原则则更为重要。汉朝在建立之后，统治方针和指导思想成为了汉朝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道家短暂地取得了优势，但是在汉武帝之后，儒家就一直成为了专制王朝的统治思想，直到清朝灭亡。“逆取而顺守”，成为了统治集团的认识。要顺守，就必须要用一定“事劣节优”的儒生。事实上，历代精明的统治者，都会让文吏和儒生达成一定的平衡，也只有这样，他的统治才是最稳固而又最有效的。

汉代的儒者，不仅仅学习儒家经典，往往也会学习其他学派的知识，比如阴阳五行；不仅有儒家自身的思想，往往也会吸收别的学派的观点，比如墨家、道家的。宦官专权和外戚专权又成为了汉朝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于是，儒家知识分子便以儒家阴阳五行作为武器，来反对宦官专权和外戚专权。他们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宦官和外戚的势力，但最终还是敌不过外戚，外戚最终还是篡取了汉家江山。

谶、纬能合二为一，与孔子是密切相关的。纬本来就是解经的，而经则是孔子编纂的。在汉代，很多儒者认为孔子本身就是一个谶纬的创作者。陆贾曾言孔子“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孔子是一个谶纬的编著者，孔子本人就精通于谶纬。当然，孔子并非生而知之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另外“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也不会说什么预言出来。“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孔子也不认为自己就是圣人，也不认为自己达到了仁的高度。另外孔子自己将自己的多才能归结于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 因此孔子绝对不是像今文经学家所说的那样是那种生而知之者，他也绝对不是那种神。孔子说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但是孔子表明的是自己的一种绝望的态度，因为其期待的治世始终不曾到来。虽然孔子的弟子里面比如颜渊也认为孔子无法超越，但是孔子自己始终是谦逊的。

在这一点，古文经学家倒是比较贴近事实。但是孔子言命言天，还尊重祭祀，也会祷告，这就让人有些很疑惑，不知道他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了。孔门的弟子，尤其是颜渊和曾子，也经常被当做是品性极佳的模范而出现在政治家或者学者的文集中，而其他们经常与历史名臣相并举。

西汉中后期，谶纬在宫廷中发生作用，应当要注意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在狱中，就有“灵异”，“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宣帝又出现在民间，“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则大雠，亦以怪”，这与高祖的灵异如出一辙。而宣帝可以代昌邑王而帝，除了宫廷斗争外，“公孙病已立”的谶言，又何尝没有起到作用呢？

在宣帝的作用下，西汉一度中兴过，可是元帝以后，西汉却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在元帝时期，由于皇后王氏的缘故，王氏一族逐渐兴起，成为最为显赫的势力。与此同时，儒者不断进入权力中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成帝时期，由于成帝个人原因，子胤甚少，进一步加重了汉朝的统治危机。而在西汉后期，自然灾害也确实比较多，史书记载不绝于耳，因而灾害论也此起彼伏。与之而来的，是再受命论，虽然哀帝有再受命一事，但人心已经厌汉。最终，风雨飘摇的西汉为王莽所篡夺。

王莽、刘秀时期，符命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两位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之为符命政治时期，我们将延续这种说法。

成王败寇，由于王莽代汉失败，所以后世对王莽总有许多不公之论。然而想要了解王莽的种种行为，又必须注意到王莽的本质是一个儒者。想要了解王莽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儒者的思想，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方式的观点。

关于改朝换代的方式，孔子是非常反感暴力的，而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孔子认为《韶》“尽善尽美”而《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是因为《武》带有杀伐意味。但是孟子则是一个较为激进的革命派，孟子认为桀纣是“独夫”，诛杀他们是“诛一独夫”。如此，就把君臣变成了“天下人”与“独夫”，这样就把“弑君”改了，大逆不道也就变成了顺天应人，性质也就改了。关于改朝换代的方式，除了孔子的和平和孟子的革命外，还有另一种折中的方案，即禅让。禅让一说由来已久，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许由。在战国期间也有很多思想家提及这个思想，而七雄之一的燕国也曾经尝试过禅让。而在大一统王朝下，王莽开了一个先例。

墨家认为，天下贤者应立为天子。这个主张与儒家的家族传承相差甚远，儒家的贤，是家族内部的贤；而墨家的贤，则是天下视野的贤。因此，他们还提出了禅让这一主张。孟子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其认为要看天意。在孟子看来，国君还是可以更立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并没有说天子之位不能在家族以外转换，在《孟子·万章上》有一段对话，“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在孟子看来，新天子不是老天子给予的，而是上天给予的，而且上天还会给出提示。“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 还有一段对话，“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91 其要看天意，而且天意还会暗示，这个跟邹衍的说法就有些接近了。

荀子说，“世俗之言说者曰‘尧舜禅让’，是不然”，即使圣王已殁，还有三公，“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所以“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荀子，也没有说不能在家族以外转换，他说如果圣王之子不圣，那也是可以给圣明的三公的。而韩非子则说，“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有新圣笑矣”，认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待兔类”。他倒是认为有禅让之事，不过“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 。

王莽自小就是一个儒者，“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由于家世显赫，又交游甚广，所以王莽后来顺利进入仕途。进入仕途以后，王莽“重义轻财”，“收瞻名士”，结交将相卿大夫，声名日盛。虽然王莽注意收买人心，但是官场险恶，王莽的仕途还是遭遇了曲折，王莽也曾经一度回到自己的封地赋闲。但是，很快王莽就又回到了朝廷。回到朝廷以后，由于王莽过人的谋略以及太后和群臣的懦弱，王莽权势日重。王莽以符瑞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住了西汉后期的局势，又收买诸夷，于是，“海内外皆晏平矣”。

随着王莽的“功德”不断增加，王莽也由新都侯逐渐成为安汉公、宰衡。群臣和众庶也不断对王莽进行歌功颂德，并演化为献符瑞和进谶言。也正是因为“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等谶言下，王莽才从臣下逐渐成为皇帝。期间虽然有刘姓宗族以及其他贵族的一些反叛，但是都被王莽镇压了下去。王莽在做了皇帝以后，只是不断改官名、地名、货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注重抑制土地兼并，但是这个时候世家大族已有形成之势，而改革也不利于国计民生，还招致了外族反叛，因而在各方势力的打击下，王莽终于为绿林赤眉起义所击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